第二章：圳下村的黎明

（1）

却说红四军主力在离开井冈山时，不可能再去走五斗江翻山到遂川县城那条路了，因为那里肯定聚集着敌人的重兵。要调动敌人，就只好选择从荆竹山南麓经大汾、左安一线，进入赣南的上犹、大余一带，去那个赣粤边界的大庾山地区。

那个留守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就曾被朱德、陈毅带领从那里路过，还在大余城外实行过整编，知道那里的一些情况，只是当时兵力单薄，没有去攻取县城，也就只好从城外擦肩而过。现在，要在外线作战，这里距井冈山不算太远，可以把围困井冈山的南路敌军调过来，给井冈山那边减轻点压力。

以遂川县城为中心的东边一带，又重新被敌人占领了，这可是两个旅的兵力。一个是李文彬从吉安那边扑过来的第二十一旅，另一个却是从赣州跟来的刘士毅第十五旅。这李文彬的第二十一旅，就是以前在龙源口吃了败仗的杨池生第九师缩编的，而刘士毅的这个第十五旅，则是他以前那个独立第七师缩编而成的。

在本次两省“会剿”中，赣军的进攻方向在井冈山的东面和东南面，江西这边是由金汉鼎任副总指挥，坐镇吉安，指挥着马昆的第三十四旅、韦杵的第三十五旅、李文彬第二十一旅，刘士毅第十五旅共十二个团的进攻。

红军在出发的时候，为了把这两个旅吸引过来，以达到在外线作战给井冈山减轻压力的目的，把声势造得很大，深恐周边的敌人不知道了。每个连队都拿着很多由军部统一印发的《红四军司令部布告》，然后每走一处，就把这布告贴在路边显眼的地方。

据说，这是由毛泽东亲手拟定的四言体文告，读起来朗朗上口，通俗易懂，句句明白，很具有号召力。现摘录如下：

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

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一军，声威远震。此番计划，分兵前进。官佐兵伕，服从命令。平买平卖，事实为证。乱烧乱杀，在所必禁。全国各地，压迫太甚。工人农人，十分苦痛。土豪劣绅，横行乡镇。重息重租，人人怨愤。白军士兵，饥寒交并。小资产者，税捐极重。洋货越多，国货受困。帝国主义，哪个不恨？军民匪党，完全反动。口是心非，不能过硬。蒋桂冯阎，同床异梦。冲突已起，军阀倒运。饭可充饥，药能医病。共党主张，极为公正。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国民待遇，亟须改订。发给田地，士兵有份。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累进税法，最为适用。苛税苛捐，扫除干净。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论。对待外人，必须严峻。工厂银行，没收归并。外资外债，概不承认。外兵外舰，不准入境。打倒列强，人人高兴。打倒军阀，除恶务尽。统一中华，举国称庆。满蒙回藏，章程自定。国民政府，一群恶棍。合力铲除，肃清乱政。全国工农，风发雷奋。夺取政权，为期日近。革命成功，尽在民众。布告四方，大家起劲。

布告从右到左，呈长方形楷书条幅，后面署有“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的名字，还盖有“红军第四军”的大印。

时间也是在后面，被签署为“一九二九年一月”。

关于这个布告，那个从醴陵来井冈山的刘型最知情，后来他回忆道：

“四言体布告是主席亲手写的，下山以前就写好，并用石印机印好，在进军途中张贴。进军时，都很紧张，每地差不多都只住宿一晚，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印材料，只能利用下山前的时间印四言体布告。”

八月失败后从广东上井冈山的宋裕和开始是在教导队培训班学习，下山前夕调到职工运动委员会并担任宣传农民运动组的组长，后来他回忆：

“当时石印机在县城里有，下山前《红四军司令部布告》已印好，下山后一路张贴。”

他说的县城不是国民党所设的新城，而是宁冈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砻市。

这个布告，他们是走一路贴一路，这样就把声势造起来了。

哪知这一造，得到的结果是李文彬旅和刘士毅旅在后面穷追猛打。

李文彬的第二十一旅，本来已被金汉鼎安排在荆竹山一线进攻双马石哨口的，但他们还没开始合围，红四军主力就冲下山来了。两天后，何键才正式发布进攻的命令，可是已经晚了，等李文彬把队伍拉到井冈山南麓，却见沿途的村庄到处都有红四军司令部的布告。这时他才知道，“赤匪”主力已逃，于是就和刘士毅商议，山上就让何键那边的湘军去进攻，而他们得赶快去追击。

李文彬是云南盐兴人，和他的上司朱培德是同乡。实际上，也是朱培德把他从家乡带出来的。准确的说，李文彬不是学军事的，而是毕业于云南法政学堂，但是跟随朱培德后，就不得不学军事了。开始的时候，李文彬只是做朱培德身边的一个文职干事，后来却兼任了警卫营营长。这样，就拿起了枪杆子，一步步地往上串，直到当上了第九师师长杨池生的下属第二十五团的团长。

去年六月在龙源口战败，李文彬心里一直存着一股怨气，早就想把它发泄出来，现在机会来了，他也就有些迫不及待。凭借现在他已成为旅长的身份，手下突然比原来多了两个团，如果再加上刘士毅的第十五旅，就可以稳超胜券去追击那个凶悍的“朱毛赤匪”了。

（2）

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以第二十八团为开路先锋，第三十一团为后卫，中间为特务营、独立营护卫着前委和军委各机关及各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最开始是走两条路，第一条路是第二十八团从小行洲出发，通过朱砂冲哨口到黄坳；第二条路是第三十一团从茨坪出发，经双马石哨口出荆竹山。

两路人马，仅相距半天的路程。

下了山后，林彪带着第二十八团冲在前面，沿着右溪经戴家铺、苦菜坳到大汾，然后从大汾进入左安。

沿途尽是走山路，到处都是积雪，这无疑会给敌方留下很多脚印。

最开始的时候，一些地主武装以为是小股“赤匪”路过，居然想一口吞掉他们。哪知刚一碰撞，就觉得有些不得劲。因为这是三千六百多人的队伍，看见一队路过后，正要下手，可后面却源源而来，还望不见尽头，这一下，可把他们给镇住了。

这种阵势，就是让他们“吃”，也得把他们给撑死。何况这又不是一个个软柿子，任他们随便拿捏？这可是由一个个小石头凝聚成的大石碾子，只要你敢来碰撞，就会把你几十人的地主武装碾压得粉碎。

朱德作为军长，一直跟着第二十八团在行动。这有些像他在南昌暴动南下那会儿，又开始给大家探路了。

毛泽东开始是骑在一匹马上，但到了半路，他发现朱德夫人伍若兰在步行，就把马让给了她。据说，她有了身孕。原计划是把她和王展程的妻子段子英一起留在井冈山的，因为她们都有身孕了，但伍若兰却坚持要跟着走，而且还把自己从原来在边界政府担任妇女工作的职务给辞了，然后调进了政治部里的宣传队。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得跟着大部队走了。

在行军的路上，毛泽东要黄达把马牵过去，这时伍若兰还倔强地不接受。于是，有几个人就来帮忙，有的牵马，有的来抓伍若兰，有些像绑架似的把她硬拽上了马背。这些人有贺子珍、曾志、谷芝英、伍春林等。

然后，她们一路走，一路唱。除了唱《北伐军之歌》，还唱伍若兰她们在湘南时就编好的一首新歌。其歌词是这样的：

一杆红旗哟，随风飘，工农齐心哟，把革命闹。锄头，梭标，大砍刀，打倒劣绅与土豪。让他们，画地为牢！

一杆红旗哟，随风飘，工农齐心哟，把革命闹。鸟枪、土枪、松树炮，打得白匪与乡霸，让他们鬼哭狼嚎！

她们正唱着，把周围的许多战士都感染了，也跟着唱起来。

但是，在经过一个地方时，突然听见远处传来了几声枪声，大家马上就不唱了，都警觉起来，还握紧了手中的枪。

没有枪的，就只能把手中的梭标捏得紧紧的。

这又是沿途那些地主武装在骚扰了，但很快就听见了一系列的枪声，这显然是红军在组织反击。

（3）

井冈山的岁月是艰苦的，除了粮食、蔬菜的紧缺，就连枪弹也是紧缺的，这次到外线作战，三千六百人下山，只有一千五百支枪，而每个人的子弹，也就是十发左右。

过了大汾，往东南方向，部队就进入了左安县地界。这里的山有些特别，它比遂川南部要高一些，而且许多地方都是层层梯田，搞得战士们一会儿爬山，一会儿又下山，真是够疲惫的。

赣南一带多是山区，到了左安，那是山连着山。恰逢此时正下着雪，使路上的积雪很厚，走起路来一步三滑。

这时，部队也疲惫之至，只好分散行动，让战士们在这山道附近的村庄里去找吃的。

临出发时，每个人干粮袋里都准备了三天的炒米。可是，由于过度劳累，两天就把它吃光了。现在，整天都在急行军，又哪里去弄粮食呢，再说每天都是走的山路，许多地方还没有人家，就算有钱，也买不到吃的呢。

所以，问题也就越来越严重了。三天过后，部队不得不停下来，找个地方驻扎下来，然后分兵去发动群众，宣传红军的宗旨，筹粮筹款。

大多数战士还穿着单衣，不走动时就冷得瑟瑟发抖。脚下的冷空气一直在往裤管里灌。有绑腿的，就把自己的脚丫子包了起来，塞在草鞋内。没绑腿的，可就惨了，脚趾还露在外面，而且被冻得通红，有的还被冻裂，正在往外渗血，碰在雪上，马上就被染成了红色。

在路上走了九天，到第十天上，也就是一月二十三日，红四军主力的前锋已冲过上犹县西南角那个最狭窄的地段，进入到了大余县境内。

这时，军长朱德也感到，部队必须得停下来休整一下了。再说，他们在前年路过这里时，一直没发现有大量驻军，于是就和前委书记毛泽东商议，干脆攻下大余县城，让部队在这里补充一下给养。

毛泽东想了想，表示原则上同意，但必须谨慎，以防攻城时伤亡太大。

朱德听后点了点头，表示赞同，然后就以红四军军委的名义下达命令，派第二十八团先去攻城。

结果出人意料，此城根本就没有人设防，团长林彪带着他的队伍，几乎是穿城而过，都没有听见一声抵抗的枪响。

接下来，全军都进了城，终于吃到了一顿饱饭，把出发以来身体内所欠的亏空一下就填平了，这使得部队的情绪一下就提高了许多。

（4）

但是在第二天刚吃完早饭后，尾追红军的李文彬和刘士毅的两个旅，居然已追到了这里。这可坏了，林彪在进城时，并没有对城外加强设防，特别是占领城外的各制高点，而只是在城外各路口，布置了警戒哨。

但敌人已冲过警戒线，而且还向城里冲进来。这时，林彪却下令撤出城外，到北边去占领制高点。这让党代表何挺颖很不理解，他认为敌人来了，应该抵抗，怎么可以撤退呢？所以，他大喊道：“敌人来了，不怕死的，跟我来！”

这一声喊，确实有很大的号召力，很多人都站出来，跟他一起去城外组织阵地，对尾追之敌进行阻击。

但林彪却不管这个，依然带着大队人马撤到北边去占领制高点，因为他知道，到城外组织阵地，与敌人硬拼，肯定是拼不过的，为保存有生力量，只能依靠有利地形。

可是，他这样做，却让何挺颖带着的队伍寡不敌众，许多人壮烈牺牲，而何挺颖本人也身负重伤。

当战士们把他抬下来时，大家才发现，他的腹部已被打进了子弹，搞得鲜血直流。好在当时负责现场救护的卫生员马上赶到，给他做了临时的包扎。

林彪把部队撤退到城北一个山坡后面，然后才开始阻击敌人，此时朱德正在第三十一团和毛泽东商议下一步的行动。

一听见枪声，朱德知道敌人来了，于是马上命令团长伍中豪赶快带领第三十一团去占领城郊东边的东山岭，他自己则返回军部，带着独立营出老城，从东门外沿一条小河穿插，去北山支援第二十八团。

朱德知道，在城北有一座山叫天柱山，目前应该在敌军的侧后，如果能够攻占它，就可有效地打击敌人争取主动。但是，这个计划却不能凑效，因为营长张威带着独立营组织了五次冲锋，都没能达到目的。怎么办呢？朱德只好组织他们去抢占另一高地惜母岭，可不幸的是，张威却在奔跑中被飞来的子弹击中，当场阵亡。

城北的战斗一点也不顺利，但城东却出现了意外，第三十一团在团长伍中豪带领下，从城东迅速淌过章水河，然后登上了东山岭，马上就控制了县城东南的制高点。他们架起机枪向河对面惜母岭高地的敌人进行扫射，一下就稳住了阵脚。

战斗从早上一直打到黄昏，整整进行了一天，为大部队撤退争取了时间。前委、军部等中枢机关，就是在东山岭红军的机枪掩护下，从水口寺经棚下、大头庵等地渡过章水河，然后往南撤退的。

傍晚时分，大部队已会合到五羊滩，然后在当地向导黄学正、廖厚皮的带领下，经岗头坑往广东的南雄方向转移。

身负重伤的何挺颖没法用担架抬，只好把他绑在一匹马上。

这个大余战斗，红四军主力损失惨重，前委委员、工农运动委员会主任兼军械处处长宋乔生，和第三十一团第三营营长周舫，以及第二十八团特务连连长郑特等，都壮烈牺牲。

（5）

红四军在大余县城经过一天的激战，以牺牲近半的兵力和一批骨干为代价，于一月二十五日傍晚摆脱了敌军的围攻，在两名向导的带领下，转移到了广东南雄的乌迳。

但是，刚到乌迳驻扎，第二天凌晨又有敌军追了上来，这就不得不抵抗了。这样一来，又损失了一部分兵力。

这个时候，毛泽东已明显地感到，在柏露会议上预期的外线作战，或者叫“围魏救赵”，显然也没法实现了。

其实，也就在这一天，井冈山已被何键指挥的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包围，并开始了大规模的进攻。

显然，战场形势已从主动转为了被动，这就预示着，先得考虑自身的安危，然后才能顾及到其他了。所以目前，先必须摆脱追击的敌人，才能说下一步究竟在哪里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了。

于是，毛泽东和朱德商议，马上撤出乌迳。

哪知红四军走一路，敌军却追一路，有些像被惹恼的疯狗，咬住目标不放。

这样，他们就只好一路奔跑，沿着赣粤边境一直向东，穿过信丰县，然后又经过全南、龙南、定南三县，再到安远县。

这一路简直是没法提了，前有地主武装在堵截，后有敌正规军咬住不放，战士们衣着单薄，既找不到吃的，也找不到向导。

路上根本就没法停下来休整，一连走了三天，终于在一月二十九日这天黄昏，到达了安远县的鹤子圩，才停下来宿营。

可是就在这一天，井冈山终于被湘敌王捷俊所派出的特务营偷袭黄洋界成功。

在鹤子圩，毛泽东、朱德他们，终于见到了由中共赣南特委建立起来的红军第二十六纵队。毛泽东向队长郭一清了解了安远县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在目前敌强我弱形势下纵队的活动状况。

原来，这个第二十六纵队是在信丰、安远等几个县的农民暴动后产生的，现在由处于隐蔽状态的中共安远县委领导。

安远县委的书记叫罗贵波，但此时他用的是化名李文华。

当毛泽东知道安远县城目前没有敌正规军驻扎时，就和朱德商议，干脆拿下安远县城，在那里休整几天，让部队喘息一下。

朱德听后觉得可行。于是，毛泽东就写了一封信给那个“李文华”。

郭一清拿到信后叫通信员郭达斌连夜把信送到县委所在地枫树园。

此时，罗贵波正在枫树园召开县委扩大会议，讨论、部署如何开展反对地主豪绅向穷人逼租逼债的“年关斗争”。

快天亮时，郭达斌却送来了一封信。

罗贵波一看，信封上写着“李文华收”，于是连忙把信拆开。

只见信的内容是这样说的，红四军从井冈山下来，经过长期作战，部队很疲劳且有减员，需要争取时间休息补充。所以，军部决定派一部分兵力去攻打安远县城，希望中共安远县委积极配合。

看了信后，罗贵波兴奋起来，他想既然红四军主力过来了，那就用不着进行“年关斗争”，而应该举行“年关暴动”，于是又叫大家坐下来，把信的内容念了一遍，并开始研究如何配合红军攻打安远县城。

经讨论，县委最后决定，大家分头行动，把所有能组织的党员和群众都组织起来，编成一个个暴动队，让郭一清来指挥，以配合红四军攻城。

为此，罗贵波还专门派了一人去联络红军总部，他就是县委委员魏宗周。

（6）

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日中午，当井冈山保卫战已陷入全线崩溃的时候，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的红四军已从安远的社山来到孔田老圩。

由通信员郭达斌带路，魏宗周终于见到了毛泽东和朱德，并报告了安远目前没有敌军驻扎的情况和县委的行动计划。

就在那天下午，毛泽东和朱德还在孔田老圩的桥头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当晚，毛泽东还邀请了八位贫苦农民一起座谈，了解当地群众的疾苦和革命斗争的情况。

趁毛泽东召开座谈会之际，魏宗周带领魏善成等分头返回县城太平圩，为的是侦察敌情，结果令他们大吃一惊。

在“三点会”头目魏井保那里，魏宗周已知道逃离太平圩的靖卫团团总又返回来了，而且妄图在明天去孔田圩附近，与“追剿”军四个团共同夹击红军。

得知这一消息后，魏宗周马上离开了太平圩，赶回孔田圩，向毛泽东、朱德报告了这一情况。

根据这个情况，毛泽东和朱德认为，原来两个团的敌军在追击，现在又增加了两个团来围歼，这说明敌军的“进剿”力度在增大，看来这个赣南并不是原来想象的那么顺当。

其实，这也不奇怪。在国民党第二次“北伐”成功后，蒋介石就把自己当着了中国的主宰，所以接下来的事就是“编遣”军队，同时对一切反动他的集团或军队都要实行彻底的制裁，更何况共产党和他的阶级立场不同，而且还要组织武装推翻他。所以，他对共产党要斩尽杀绝，也是很正常的，但关键是，能不能做到，那就不一定了。

在强敌准备合击的情况下，为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毛泽东和朱德决定，立即改变行动计划，放弃攻打安远县城，连夜转移，甩开敌人。所以，到了午夜，在当地群众的带路下，红四军抄小路经新塘尾向寻乌方向转移。

翌日凌晨，当敌人赶到合击地，红军早已远走高飞。原来这是刘士毅的两个团和一些地方靖卫团。在安远，他们算是扑了一个空，但并不甘心，又继续追赶。

关于红四军在安远县孔田圩成功脱险这件事，说明红军必须要有地方党配合，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才能在关键的时候化险为夷，这也是后来歌词中唱的“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亲”的历史依据。

关于这段安远县的历史，身为红四军连党代表的欧阳毅后来回忆道：“毛泽东同志多次谈到这件事，说是一个地方党组织、一个人、一封信，救了我们党，救了整个红军。”

朱德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也说：“那一回红军的命运是处在极险的境地了，如果当地没有地下党的组织，那一回就会被敌人消灭了！”

（7）

一月三十一日，红四军到达了寻乌县菖蒲圩。在那里，毛泽东和朱德意外地遇到了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

古柏是来主动联络的，他本是寻乌人，但很早就在寻乌南边的广东梅县就学并参加了革命，去年三月因在寻乌举行暴动失败后，又去了梅县，直到五月才回来，并着手组建起红色游击队，称“红军第二十一纵队”。

古柏看红四军被敌军一路追赶，向毛泽东和朱德说：“应该找一个根据地驻扎下来！”

毛泽东问：“有合适的地点吗？”

“在项山，有一个罗福嶂，背靠福建和广东，可以在那里重建一个根据地。”古柏说。

朱德一听，马上叫古柏带他们去看看。

第二天，古柏为他们找来了向导，一个叫潘丽，一个叫李大添，要他们带红四军去罗福嶂。

就这样，红四军又出发了。但山路崎岖，还要翻山越岭，所以一天不能到达。到了晚上，只好宿营在吉潭圩的圳下村。

这是一个四面环山中间低平的村子，原来它坐落在一个较大的山窝子里，南北是山，中间是个东西走向的狭长田塅，一条小河把这个地段分成了南北两半。仔细看来，这里还算安全。周围都是大山，谁知道这里会有大部队驻扎？如果不是追兵，会让人联想到宁静安详的田园生活不就是一生的追求吗？

按理说，中共寻乌县的党组织在这块土地上作了长期的斗争，有扎实的群众基础，再加上向导潘丽、李大添他们都是本地人而且还是县委的负责人，选择红四军在这里留宿一晚，应该是没多大问题的。

再说，毛泽东和朱德也估计到，敌人的追兵如果真的要来，那也是第二天早上的事，所以在这里休息一晚，完全是必要的。

但恰恰是这些有利的条件，却差点儿让红四军全军覆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当红四军在圳下村住下来后，军部又下达了第二天出发的命令。即：第三十一团走在前面，于凌晨三点出发，军部、前委直属队定在四点，第二十八团断后，天亮出发。

当时，部队的驻扎情况是：

前委、政治部在村西南一座叫文昌阁的古庙里，军部在村中央的刘氏宗祠恭安围。

伍中豪的第三十一团为右路，驻扎于村东担任前委、政治部和军部的前卫警戒，在恭安围的前面；

林彪的第二十八团为左路，驻扎于村西文昌阁后面至大营岗一线，为前委、政治部和军部的后卫警戒，在恭安围与文昌阁的后面。

特务营、独立营随军部驻在恭安围，妇女组的贺子珍、伍若兰、曾志、康克清等也在军部附近的屋檐下歇息。

但天还没亮，意想不到的事却发生了。

敌人的追兵却提前追来了，这就打乱了红四军的队形及部署，而且损失惨重。

（8）

黎明时分，军部、前委直属队早早就起了床，准备出发。这时只听得一阵“噼里啪啦”的枪响，马上就打破了拂晓前的宁静。原来，尾追的敌军先头部队已在村外。

此时红四军的情况是，第三十一团已经出发，第二十八团由于是断后，要天亮后才出发，所以还在睡梦中，而军部、前委及其直属队却刚刚醒来，正准备出发。

这就预示着，敌人来了，根本就没防卫，所以在村头打了几枪后，见没有动静，就冲了进来。

他们很快就冲进村子，更糟糕的是，居然直奔村中央的刘氏宗祠恭安围。那可是军部的住所，全军的指挥部！

当时，陈毅刚醒来，还披着大衣呢。他听见枪声后觉得不对劲，想出来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是刚一出门，就见敌兵已冲到眼前，拿着枪向他扑来。

陈毅一看，大吃一惊，知道这个敌兵是想抓他去立功，于是马上转身就跑，可那个敌兵却揪住不放，一把去抓陈毅的大衣。

哪知这大衣却自觉地从陈毅肩上脱了下来，接着就是整个大衣从他头顶上覆盖了下来，使他顿觉眼前一团漆黑。

原来，是陈毅趁势把大衣甩过来盖住了他的脑袋。等他抓开大衣时，陈毅已经不见了。

朱德和伍若兰也住在恭安围，他们也是刚起床正在收拾行装准备出发。头一天下午到的时候，一个老奶奶知道伍若兰有身孕，就把她安排在自家祠堂左边的客房里，为此朱德也暂时在这里陪伴。

朱德听见枪声，也是出来看看，可刚出院子，就被敌军拦住，用枪指着他问：“朱德在哪里？”

这时，伍若兰在后面抢先说道：“他是一个伙夫，知道什么？你们要找朱德，跟我来！”

说完，就从容地领着敌兵往院子门外走了。但是不久，就听见了附近枪声不断，说明伍若兰已经与敌兵干上了。

前委、政治部驻在圳下村的西南角。那里的文昌阁距村里有一里多路，小河就从它旁边流过。

文昌阁是一种用于祭祀的庙宇，祭的是文昌帝君。 传说文昌帝君是民间和道教尊奉的掌管士人功名利禄的神仙。这里有这种庙宇，说明在赣南一带，曾经想祈求文昌帝君保佑考取功名的人很多，这说明这里的经济文化状况比贫瘠的井冈山要好。

毛泽东习惯于睡得晚，但由于今天还要赶路，也就没熬夜，这样就和大家一起行动提供方便了。

听见枪声后，作为前委秘书的贺子珍，还有谭政、虞上聪等，还以为是哪个农家在放鞭炮，但作为秘书长的谭震林却经验丰富，他认为应该是敌人来了，于是直奔毛泽东住处。这时，只见毛泽东在杨梅生所负责的警卫班的护卫下，正待要出发。

这个警卫班，除了原来的警卫员李根勤，还有何金云、吴光荣等，龙开富依然挑着皮箩，保护着文件和印章，黄达则牵着马随后。

于是，在谭震林的指挥下，大家很敏捷地越过了文昌阁旁边那条小河，撤到村东南的山上。

（9）

朱德离开伍若兰后，带着五名花机关枪手终于开始突围，但敌人却穷追不舍。有一个战士看出了一点门道，觉得是在追赶穿大衣的人，因此马上叫他把大衣脱掉，但他舍不得丢。

又跑了一段路后，要过一条小河，大衣居然浮在水上增加了负荷，所以朱德最终还是把大衣脱在了河边。

小河不大，水也不深，但正值寒冬腊月，雪花满地。朱德和战士们在寒冷刺骨的冰水中趟了过去。

担任后卫的第二十八团，只有第二营营长萧克，带领两个连冲出十多里路过河，占领了河对岸一个高地在阻击敌人。在这里，他们坚持了两个多小时，掩护军部从该阵地左侧顺利通过。

走在前面的第三十一团，知道后面发生战斗后，又返了回来。这一下，与最先冲出来的特务营和第二十八团第二营抢先登山占领有利地形，然后进行猛烈的反击。经数小时血战，终于把敌军击溃。

第二十八团团长林彪，听到枪声后，判明军部已被包围，这就意味着后卫部队的路已被截断了。

为了避免被一网打尽，他决定率部掉头奔向吉潭的大坜，想从大坜经过团船，绕到前面去接应。但是，在一个叫“分水垇”的地方，却遭到了不明武装的袭击，居然把部队给打散了。

而第二营的党代表陈俊，带着谭福、谢保升等九十多个战士，在古丰圩被打散后，终于在北面的莲塘与突围出来的毛泽东他们相遇。

之后，在向导潘丽、刘隆宝等人的带领下，一起奔向群众基础好的滋溪。

但是，刚到滋溪，敌军又追了上来。

在农会会员张庚秀、谢永昌等人的协助下，陈俊带着队伍，在一个叫锅子嶂的地方设下埋伏。

这股敌军以为他们追击的“赤匪”已山穷水尽了，所以就大胆地追起来，可是到了锅子嶂，却中了埋伏，结果被打得溃不成军。

到了梨树塘，在向导刘隆宝家，毛泽东召开了一个临时会议，决定由潘丽和刘隆宝继续带领前委去罗福嶂，而让陈俊这个九十多人就留在锅子嶂一带，继续牵制敌人。如果又来追兵，把他们引向剑溪一带。

在这次战斗中，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党代表毛泽覃身负重伤，也被留在了梨树塘。

而被绑在马上的何挺颖，由于马在激烈的枪声中受到了刺激，居然惊得跳了起来，这样就把何挺颖摔了下来，造成气绝身亡。

林彪带着的那一股人马跑到广东平远县的仁居，然后从大华山、黄石，又北上江西至聪坑，来到了项山甑的东面，在一天之中走了近一百里。

傍晚时分，林彪所带的部队终于和在大中等待集结的前委和第二十八团二营汇合。

这个圳下村被袭击，红军是分三路进行突围的，一路走项山凉山岽，一路往小杭锅子嶂，另一路去剑溪寒地。

原来，这穷追不舍的敌军是刘士毅第十五旅的钟桓第三十团，他们是从澄江出发，来偷袭圳下村红四军驻地的。

其实，他们的情报是红军主力在吉潭圩，准备在那里去夹击的，但是在半路上，居然有人报告，这个圳下村也有“赤匪”，于是就来了个顺手牵羊。可这一“牵”，却险些把红四军的指挥部给彻底摧毁。

圳下村被袭击，使红四军十分难堪。很多部队失去了指挥，简直是一片混乱。从被围的那一刻起，都是在“死里求生”，特别是没有武器的那些人，许多就只好被擒。

在此次转移中，朱德的妻子伍若兰，为了掩护朱德与军部撤退，把敌人引开，一直都没有回来。后来才听说，她被俘了，还被识破身份押往了赣州。

但没过几天，伍若兰就在赣州的卫府里被杀害，头颅还被挂在了城门上示众。

（10）

突围出来的朱德、陈毅与特务营，不久就赶上走在前面的第三十一团，然后在向导张丽的带领下，于当天下午到达了预定地点罗福嶂。之后，前委和其他部队也陆续到来。

但遗憾的是，到这里的人已不足一千，许多人都被打散了，不知是死是活。

原来罗福嶂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 距圳下村也就几十里的山路，只是隔着几座山而已。但是，就是这么一段距离，也差点让红四军过不来了，这很说明问题呢。

古柏建议红四军到这里来，那是因为这里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且背靠闽、粤两省。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寻乌县党组织就在这一带活动。比如那个向导潘丽吧，就在这里秘密从事着革命活动，利用“洪家”、“三点会”等江湖组织，在项山、滋溪、剑溪等处发展农会，到一九二七年底，已有会员五、六百人了。

二月二日这天，天空正下着鹅毛大雪，路上反而不怎么滑了。在下午四时左右，先头部队第三十一团第三营率先到达罗福嶂。

傍晚时分，大队人马已陆续到来。

此时，为防备圳下村出现的意外，军部马上派出部队，去占领附近的有利地形。

这一天晚上，毛泽东随前委机关和第三十一团驻扎在上村，朱德、陈毅随军部和第二十八团驻扎在下村。

想到下一步行动，毛泽东专门来下村找朱德和陈毅商议，部队人数已大量减少，为便于集中指挥，可能还得进行一次整编，于是三人拟定，在第二天召开一个前委扩大会。

第二天朱德起床很早，伍若兰一直没有下落，使他根本就没法睡。为防备再出现圳下村那种被袭击，他和警卫队在村子外转了一圈。

位于项山脚下的罗福嶂村，正如古柏所说的，很适合做“井冈山第二”，因为大山把整个村子包裹了起来，仿佛与世隔绝了似的，最主要的是，它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有“一脚踏三省”的感觉，这可是打游击的好地方呢。

到了罗福嶂后，部队依然和往常一样，开始做起了群众工作。“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筹粮筹款”始终是红军面对的一个主题。好在这里群众基础好，一听说红军来了，都没有躲起来。

由此，政治部专门发出一个通知，告诫各连队官兵一定要牢记井冈山所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听从指挥，筹款归公，不乱拿群众东西；买东西要付钱，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做群众工作要和气；宿营后门板要还上，睡的铺草要捆好。

还特别强调：不能随意大小便，洗澡要避开女人，空闲时要帮助群众锄地、挑水、劈柴和打扫卫生等。

这些通知，看似多余，实则是每到一处，都得加强这方面的管束和教育。因为，红军队伍里战士的成分也很复杂，不晓谕不知道，不教育不行。

仔细分析，红四军的兵源主要来自以下六个方面：

（一）南昌暴动南下潮汕的叶、贺旧部。

（二）张发奎第二方面军警卫团。

（三）平江、浏阳的农民。

（四）湘南的农民和水口山的工人。

（五） 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 朱培德、吴尚、熊式辉等部的俘虏兵。

（六）边界各县的农民。

这就是说，他们一部分是工人、农民，而另一部分，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游民，即毛泽东曾说的“流氓无产者”。这肯定是要加强纪律性的。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叫“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就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12）

二月三日这天上午，红四军的这个前委扩大会就在罗福嶂村的芹菜塘一家大祠堂里开始了，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陈毅、朱云卿、袁文才、谭震林、林彪、蔡协民、伍中豪等。

原来这里是国民党乡公所的驻地，其大门正对着路边，在路上可以直接看到房子的上厅。厅子不大，但能容纳得下十几个人。

会议就在这个上厅举行。首先，大家站起来，为在这一路牺牲的战友包括第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等默哀，然后是毛泽东的讲话，就借这个哀悼的机会谴责第二十八团团长林彪没有很好地照顾好身负重伤的党代表何挺颖。

接下来，毛泽东对本次圳下村受袭击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做了一个分析。直接原因是国民党军队的穷追不舍和突然袭击，间接原因是没有群众报信和突围中的松散与混乱。所以，以后要解决这些问题，还得把部队实行整编，使之轻装上阵，灵活机动，反应快捷。

由此，可以把非战斗员留下来搞地方工作，战斗员则要强化训练，以应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可是这罗福嶂山区，它能留得住吗？

鉴于现在是非常时期，且人数减少近，所以也不适合多层次指挥，而应该把指挥全集中在前委，政治部的工作也让前委来承担。

接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早就拟定好的整编方案。鉴于兵力的减少，为了迷惑敌人，把“团”改成“纵队”，这在敌方也就搞不清红军有多少兵力了。

就这样，部队被改编为两个纵队，纵队下设支队，支队下设大队、中队。

第一纵队由第二十八团主力、军部特务营、独立营编成，下辖四个支队。即原来的三个营改为三个支队，特务营、独立营合编为第四支队。

第一纵队司令为林彪，因党代表何挺颖已牺牲，让陈毅来代理。

萧克为第二支队长，胡世俭为党代表。另外，原来四个连组成的第一营改为三个连组成一个支队，毕占云为第四支队长。

第三纵队由第三十一团编成，伍中豪为司令，蔡协民任党代表。

鉴于目前严峻的形势，会议还决定，如果以后部队被打散，相互之间无法联系时，就去上海等地，以化名登报的形式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以期将来再从头开始。

在开会期间，边沿部队居然抓到了两名敌军侦探，从他们的口中，又知道了新的敌情。

这时，又接到县委书记古柏的来信。

毛泽东打开信件一看，马上皱起了眉头。这几乎和侦探交代的一模一样。

原来，红四军进入罗福嶂后，敌人的追兵又纷纷赶来。刘士毅的第十五旅、李文彬的第二十一旅已集结于寻乌、会昌两县之间，福建的郭凤鸣第二独立旅从汀州赶往上杭、武平，广东的范石生部、王应榆部从粤北赶往寻乌、平远一线。

这样一来，这个罗福嶂又像井冈山一样，被围得水泄不通了。看来这个罗福嶂也是不安全的，除了战斗部队要走，伤员也得跟着走。那么下一步又该怎么办呢？或者说，下一步又该到哪里去呢？

此时大家都没有了主意，把目光都盯着了毛泽东，有一种“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感觉。

这时，只见毛泽东笑着说：“这国民党也太瞧得起我们了，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我们现在是没有路可走了，那就去会会他们吧！”

大家都面面相觑，不知道他这句话的真实含义。这时，只见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或者说只有半支，还是他前一次抽剩下的，然后说：“现在是敌强我弱的态势，我们只有和他们兜圈子。我看现在该北上了，去会昌，占于都，把敌军向北边引。这样，广东、福建的军队就不会过来了！”

于是，前委立刻作出转移的决定，命令全军要悄悄离开罗福嶂，不准掉队、不准打手电筒、不准带有响动的东西、不准说话、不准咳嗽。

就这样，天还没亮，红四军已在罗福嶂消失了。

原来他们沿着赣闽边界的崎岖山道，向北边前进，然后准备经会昌去宁都。

但在当天晚上，他们刚走到寻乌与会昌交界的罗塘圩时，又再次遭到刘士毅第十五旅的阻击，于是只好折向武平与会昌交界的武夷山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