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转士官的节骨眼上父亲来队了。
父亲还是在家的那身装束，破棉袄，蓝布鞋，腰里扎着磨得明晃晃的牛皮腰带，肩上搭着一根旱烟袋和一个烟荷包儿。只是父亲手时里多了个蓝布兜兜，我想，这可能是我最爱吃的炒花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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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一进门，就把我拉到墙角神神秘秘地说：“有眉目了吗？”
我如实相告：“连队公开投票，我的票数最多。”
父亲松了口气，拿起旱烟袋给铜锅儿里按满烟，火光一闪，父亲就在那一口一口抽了起来。烟雾很快弥漫了小屋。
一阵咳嗽过后，父亲问：“现在有信吗？”
“还没有。”
“多长时间的事了？”
“个把月了。”
慢慢的，父亲额头上的皱纹又爬了上来，层层叠叠，写满沧桑，接着是一阵喘不过气的干咳。
我忙过去给父亲捶捶背，父亲勾着脖子咳了半天吐出一口带血丝的浓痰。
我说：“爹，您要多保重身体啊。”
父亲说着没事没事，慢慢收了烟袋。
父亲索索着双手打开蓝布兜兜，不是花生，却是两条红塔山香烟，云南产。
我说：“爹，您这是—”
父亲小心地把门关上极其严肃地对我说：“给你连长送去。”
我忙说：“爹，部队不兴这个，不兴这个—”
父亲瞪我一眼说：“我就是为这事来的，傻小子，有些事，你不懂。”
我反驳道：“部队的事你也未必全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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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拍拍我的肩膀，很老道地说：“去吧，孩子，你当兵时，爹就是用一条红梅打开的关口，这方，灵验着哪！”
我还是没去。
父亲眼里掉了泪。一天里饭也不吃，茶水也不沾，就闷那抽烟、咳嗽。
看着父亲的样子，我的心里隐隐作痛。父亲平生第一次出远门，应该让他老人家高兴才是。我想。
第二天，我说：“爹，听你的，我去。”
我把父亲给我的两条红塔山用报纸包好，出去了。
见我回来，父亲问：“送了？”
我说：“送了。”
又问：“连长收了？”
又答：“收了。”
父亲脸上有了笑，笑得很灿烂。晚上吃饭时，父亲非要跟我喝两杯，大概是喝多了，父亲家长里短和我说了很多很多的话。
三天后，父亲要走了。
我用洗衣粉袋装了一袋烟丝送给父亲。我说：“爹，给你称了几两城里的烟丝，你带在路上抽吧。”
父亲捏了一小撮烟丝按进铜锅里，有滋有味地抽了起来，一口烟气悠长悠长地在空中盘旋燎绕。
许久，父亲自言自语道：“这城里的烟丝确实不错，不焦，不冲，平，那死贵死贵的红塔山估计也就这个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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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我就是不敢让它掉下来。我想让父亲高高兴兴地走。父亲不知道我把那两条红塔山烟拆开、揉碎，拣出烟纸，装进了洗衣粉袋里。
一个月后，我的士官如期转上。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父亲一脸自豪以功臣自居道：“爹永远是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