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乐观派

什么是递弱代偿？

138亿年来，所有的物质都像从悬崖上高空跳水一样往下跌落，生存度越来越差，稳定度越来越差，越来越趋近于衰亡。但是，万物都要求存在，所以它们千方百计地维持着自己的存在。但是，它维持的方法不是它的存在度就地提升，而是用“代偿”的方法。最主要的代偿方法就是对外的依存条件会越来越多，我们会发展自己的知性、感性和理性，以提升自己对外界环境的感应度。还有一点，就是结构度越来越复杂。我们构建了人和人之间的协作，构建了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关系。不过，所有的代偿性效应，并不能最终补足我们存在度的下降。所以，万物一系演化，最终是趋向于衰亡的。按照王东岳先生的话来说，人类差不多就是这个衰亡过程的最后一站。

《物演通论》这套体系就是从达尔文的生物演化学说发展而来的，只不过，他是从生物个体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演化的过程，所以，他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然选择作为一把进化的剪刀，推动着物种的发展。

达尔文这套学说在这个尺度上他是正确的，一旦我们把视野放大到整个生物演化史，进一步放大到138亿年的宇宙演化史上看，至少有两个问题进化论解释不了。

第一，达尔文讲的是生物通过自然选择的无方向变异来获得生存度。可是，现在生物的演化仍然是有方向的，一定是趋向于越来越复杂，无方向的变异最后导致物种向越来越复杂的方向演化，这个问题进化论解释不了。

第二个问题更解释不了。达尔文认为生物越进化，应该越适应环境。但是，生物演化史告诉我们的结论恰恰相反：生物越演化，反而越不适应。

递弱代偿原理就是解释达尔文留下来的这两个未解之谜的。

递弱代偿原理的两点颠覆性

第一点，生物会逐渐衰亡。过去，我们都认为生物是越来越进步、发展越来越好的。第二点，关于因果的解释也被颠倒了。过去，我们认为，是人类发展了强大的能力、破坏了环境，导致现在又是气温升高又是各种污染的。我们的生存度越来越差，是这么解释的。

但是，王东岳先生的理论把这个因果给颠倒过来了：因为万物一系演化的存在度越来越差，不得不发展出各种各样的能力，来挂住这个生存线，所以它是一个代偿性的补充。即随着科技的发展，万物具有各种各样的属性、能力，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这就是万物一系演化而来的总规律：依存条件越来越多了。

很多人以为，有了互联网之后，人类的资源将会高效地匹配起来。其实不是因为有了互联网这个工具，所以匹配度才越来越高，而是因为匹配度越来越低，所以条件依存度越来越高，不得不发明了互联网这样的技术工具。

每当人类观察这个世界的尺度变大一点的时候，总会出现新的颠覆性的理论，总方向就是人在大自然中的地位一路下跌。人不是猴子变得那么简单了，而是万物一系演化最终阶段最悲惨的宿命承担者。

如果仅仅因为它带来了一个坏消息，我们就在情感上排斥它，这不是一个聪明的态度，因为总有一些人的人生目标除了吃得香、穿得暖之外，还想在临死之前对世界的看法尽可能清澈一些。

我们对世界到底应该抱什么态度？

理性乐观派的所有观点，就是人类通过分工协作，获得更多的技术、更多的经济繁荣，这个事实在《物演通论》这套体系里面是完全可以包容的。只不过，一旦我们跳到一个更高的维度，再来看这个发展过程，可能就会得出一个悲观的判断，所以悲观和乐观其实是两个维度的不同导致的。

一个吸毒的瘾君子，对他来讲今天的好消息是找到钱，买到今天的毒品。可是，如果跳高一层，站在他的生命历程来看，今天搞到了毒品，就变成了坏消息所以，悲观和乐观在从两个维度来看并不矛盾

我们对人类的未来到底应该持有一种理性乐观派的判断，还是像王东岳先生一样，持有一种悲观的判断？看起来这是两个南辕北辙的结论，但是我们一旦意识到它是两个不同纬度的理论的时候，就会发现两者其实并不矛盾，甚至它们得出各自结论的总原因都一样。

什么是理性乐观派？亚当斯密认为，因为人类的分工和协作，所以经济会持续发展。只要人类不断让分工越来越细密，协作越来越丰富，我们的经济一定会越来越繁荣，科技会越来越发达,我们当前面对的很多经济问题靠将来发现的手段一定可以解决。

同样的事实，王东岳先生也看到了，也接受了，只不过解释不一样。他称其为“代偿性的解决”，是不得已。因为存在度的下降，所以人类必须去发展更新的科技、更繁荣的经济来解决当下的问题。但是，这种代偿性的解决并不能回补存在度，而且因为不断地分化、残化再媾和形成的结构，稳定性是持续下降的，虽然从表面上看我们的能力提高了。

比如，福特汽车发明了流水线。工人分工协作，生产汽车的效能大幅度地提高了，这也导致了资本家越来越怕工人罢工，因为任何一个环节的工人掉了链子，整个系统就会崩溃。如果我们把这个原理再往极致去推论，假设这个分工协作系统越来越细密，就是全世界70亿人，甚至更多的人，每个人是一个分工。每一个人的存在是以其他所有人正常工作为前提的。那么随着分工系统越来越发达，我们一定是模块化方式来分工的，对一个个系统进行封装，然后留出接口跟其他模块进行对接。比如，一个杯子是怎么造出来的，我们都不知道，因为那是玻璃工人的事。那个系统是封装起来的，我们对它毫不了解。

所以，我们观察世界的角度是失真的。贝克曾提出来“风险社会”理论。这个理论是说因为整个社会的协作度越来越复杂，以至于发生的很多危机冤无头、债无主，是“系统性的不负责任”。100年前的工人如果过得不好，他知道是资本家在欺负他。今天如果一个人在社会竞争中失败，他该怪谁呢？也许周边的人对他都很友善，是整个社会的协作系统把他挤到了边缘，所以真是“冤无头，债无主”。

只要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掌握一个毁灭整个文明的手段，任何一个人的危机可能就是整个系统的危机。这就是系统性的存在度下降。

我们看到这个文明是繁花似锦、烈火烹油，而危机一旦爆发，也许一个瞬间就会全部完蛋。所以，王东岳先生反复讲：“我虽然预测到了这个趋势，但是我并不知道人类文明最终是怎么崩溃的。我只知道随时有可能崩溃，因为分化、残化、媾和的这个系统太不稳定了。”

这对我们当下的生存有什么用？

理性乐观派和《物演通论》递弱代偿这两套思维方式并不矛盾，理性乐观派恰恰被《物演通论》所证明，它指引的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才是对的。

理性乐观派持有的基本观点是我们固然要承认人类当下面对着一系列的系统性危机，环境污染、资源不够用等，我们不是要扼制经济发展，而是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推动经济发展，一方面搞出各种环保节能技术，一方面摆脱对石油、煤炭这些能源的依赖。

当然，王东岳先生会说我们搞出来的核能、太阳能，潜伏着更大的危机，这叫饮鸩止渴。如果你明明知道这是毒品，可是现在不喝眼下就得死，喝了5分钟之后死，你还是只能喝。

我们中国人有一种智慧，叫“事缓则圆”，就是反正当下没有解决方案，就拖一段时间，没准儿就有解决方案了。《物演通论》恰恰告诉我们，顺应138亿年宇宙演化的总趋势往前走，这是一种宿命，也是我们当下唯一的选择。

很多中国人都是实用主义者，说：“你所说的这套哲学对我当下的生存有什么用？”接下来，我就告诉大家，有什么用。

在王先生看来既然明知道前面是万丈深渊，所以我们当下之计，一方面要降低我们的代偿度，一方面要延缓存在度的下跌，扼制我们发现经济和技术的冲动，回到一个相对均衡的状态，让那个最终的无法避免的结局迟一点出现。

但是这个观点我不能接受，主要有三个原因。

原因一：总规律不可逆

原来我们总以为是因为我们要发展经济，所以把地球搞得一团糟，那不发展不就可以了吗？但是，《物演通论》提出我们是因为要解决当下的问题，存在度总体在下跌，所以我们不得不通过代偿性的方法来弥补。发展经济、发展技术，是我们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我们人类在这条路上，实际上是做了过河卒子，不得不拼命向前。

原因二：人性不可违

人类文明是一个维护我们存在的系统，而这个系统就在这个总规律（递弱代偿）当中，所以我们发展出来的很多基本价值观，都是这个总规律的东西。

如果今天我们突然意识到向后转吧，但是我们不这样做，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要放弃自己的总文明成果。我们就不能用更多的善意，释放善意就是跟他人更多的协作。而这种协作分工在王东岳先生看来，就是分化和残化，然后再媾和，变成一个更加脆弱的结构。所以我们不可能向后转，我们想他人释放善意，要跟他人有更好的协作，要那个法律的契约体系，这种逆人性的事情，即使它在道理这个层面成立，在实践这个层面，它不可能落地。

原因三：分工总趋势不会逆转

即使王东岳先生这套理论被多数人接受了，但结果也不会是全人类恍然大悟：原来前面是悬崖峭壁，我们得赶紧悬崖勒马，调转马头。一定是全人类中最聪明的那帮人（商人），利用这些被揭示出来的规律，继续加大油门往前冲。

所以，王东岳先生最好的命运，也就是爱因斯坦那样，你的理论贡献非常伟大，是人类认知世界中重要的里程碑。但是，你毕竟揭示了核能的存在，你亲手从瓶子里释放了这个魔鬼，即使千呼万唤（写文章，做演说，呼吁和平等等），你也收不回去了。

商人做大量的冒险，而冒险的前提就是前途一片黑暗，搞不清楚整个演化趋势是什么，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商业风险。对商人来讲，哪怕对趋势的判断是极其模糊的，也是极其重要的。马云讲过：“很多企业家最近老在谈，什么宏观经济是好是坏，这跟你的企业有什么关系？难道宏观经济坏，你的企业就一定坏吗？恰恰相反，这是两个维度的现象，宏观经济坏，你的企业只要调整策略，在坏的宏观经济下，也可以做出很好的成绩。”

即使《物演通论》揭示了人类的命运是一脉向下的，但是阶段性地出现赢家、出现胜利者、出现个体企业阶段性的存在度的提高，这还是有可能的。所以，王东岳先生揭示出来的规律恰恰会被他们利用。而被他们利用之后，会推动整个人类代偿度的提高、存在度的下降。

那些企业家、商人即使认知到我们在把人类往危亡的处境推，但是如果他观察到有个趋势他可以在商业上利用，他还是会利用。这是两个维度的现象。

宇宙138亿年一系演化，我们现在的商业环境也符合递弱代偿，逐渐地分化、残化再媾和，形成全新结构的过程这个规律。这就告诉我们，经济学所揭示的分工总趋势不会逆转。

推论一：社群经济不可避免

工业经济总有一个假设，任何一个企业搞出产品和服务后，应该卖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企业的规模应该无限地成长下去。之所以当下还做不到，是因为方法不对、学艺不精、努力不够导致的。

而社群经济它是主动地只做一部分人的生意，企业和用户、客户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伙伴关系、社群关系，是靠价值观和气味相投协同起来的，前提就不一样。这就导致商业上的操作手法也不一样。

黄太吉的创始人赫畅说：“我们做餐饮的，总会遇到一些胡搅蛮缠的客人。如果按照客人就是上帝的观念，我们应该点头哈腰地服务。但是站在社群经济的角度下，这对那些支持你的、不刁难你的客人，就不公平。所以，对这部分胡搅蛮缠的客人，对不起，他们的生意我干脆不做了。”

因为按照《物演通论》的说法，世界是分化的，我们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我们，所有人都认同我们，这一点在演化的总趋势上是不可能的。在商业上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一定要想其他的方法让企业去成长。

推论二：中间环节不可去掉

既然分工和分化的总趋势不可逆，那么商业分工中某些特定环节的价值，只可能上升，不可能下降。

中国有些媒体经常喊一个主张，就是农超对接。把中间环节干掉，让超市直接对接农民。这样农民的菜价可以卖得高，能挣到钱，而超市可以低价把蔬菜卖给更多城里人。但是如果把这些菜从田间地头跑到超市里的活交给并不专业的超市或者农民，一定会导致成本上升，效率更低。所以，正确的解决方案一定是在现有的分化结构中，让中间环节优化他的商业能力，而不是把中间环节干掉。

十几年前，人们就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后企业可以直接面对自己的用户，不再需要分销商和经销商。但是，十几年后的今天，经销商照样在发家致富，而且这个环节越长越大。这是因为分工是一个铁定的规则，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企业用一个很低的成本价把东西卖给经销商，经销商加一个很高的中间价再卖出去，经销商这些钱不是白挣的，他们一定干了大量的活，而且是企业干不了的活，才有本事把钱挣走。你如果觉得这个差价太大，可以通过其他技术手段去优化，但是不可能去掉这个分工的价值环节。

按照递弱代偿的原理，一个企业在分化的总趋势中，要力争成为越来越多的企业的依存条件，而这个企业也要获取更多的依存条件才能够成功。所以，只做一件事，把它做好、做绝，“一针顶破天”，这才是未来个人和企业的成长方向。

推论三：“共享经济”中的某些结论并不成立

共享经济有一层含义，就是把自己多余的物质性产品拿出来和他人共享。这当然成立，这一定会提升人类经济的总效率。但是有一个问题，人的闲暇时间是不是可以拿出来共享就存疑了。

因为按照递弱代偿的原理，人类社会演进的总趋势是，每一个人都承担一项功能，这是不断分化和残化的过程。如果普遍存在一种叫“跨界打劫”或者兼职的状态，而且长期存续，这跟王东岳先生的判断就相反。哪个对呢？

共享经济把社会分工中很多人给撬了出来，进入一种全新的分工状态。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量的兼职，其实是一个过渡的形态，一个阶段性的现象。一个老太太如果做饭特别好吃，她的体力和能力都做得到的话，她将来一定会演化成专门给邻里做饭的盒饭供应商，而不是兼职的状态。那些刚开始热衷于开Uber的人，感觉晚上下班后跟乘客聊一聊很爽，但他坚持不了多久。

所以，那些在共享经济里创业的朋友，千万不能沉迷或者满足于你的平台上的大量供应商都处于兼职的状态，那是一个不稳定的、不可持续的状态。你应该用一切资源尽快地把他们从原有的社会分工中抠出来，让他们进入一个全新的、更细的社会分工。应该利用他们对新世界的好奇心，尽快帮助他们完成这个转化，因为这才是演化的最终稳定状态。

推论四：未来的企业竞争将以群团化的状态进行

企业和企业之间也会形成这种分化、残化再媾和的过程，未来的企业竞争是以群团化的状态进行的。未来的企业不和企业竞争，而是这个产业链条和其他产业链条之间的竞争。

王东岳先生说生理是病理的自体系化过程。生物的细胞在不断地残化和激变，形成了一个病理状态，但是这个病理如果和其他的病理能够互相支撑，形成一个体系，这就叫生理。在生物的演化史上出现过一种腔肠动物就符合这个情况

企业的演化也有这个规律。《罗辑思维》和混沌研习社这就是个例子。两家互为唯一战略合作伙伴，《罗辑思维》不开发自己的商业课程了，也不跟其他公司合作，只跟混沌研习社合作。而混沌研习社的课程，也只通过《罗辑思维》对外进行销售。我们都残化，然后互相之间再媾和，形成了一个企业群团。

推论五：新的商机已经到来

每当商业进行一次分化和残化之后，就一定会出现一个强烈的再媾和的冲动。谁能够把握分化之后再媾和的这个冲动，就一定能推动新的产业类型的诞生，这就是商机。

比如，《罗辑思维》其实就诞生于这个商机之中。我用口头表达来转述知识，当知识的搬运工。现在的人时间越来越少，没有工夫去读书，那么我就把书读完之后，会尽其所能讲给你们听，以完成你们跟世界知识万物之间再媾和的过程。这也符合《物演通论》讲的内容，万物要提高自己的代偿度，就得不断地提高自己对世界的感应能力。我就是帮助你们提高这个感应能力的，让你们用轻松的方法、更短的时间，可以和其他事物之间相感应。这就是新的商机、新的产业类型。

推论六：想要做大、做强，就要与更强的企业进行合作

如果你的企业要追逐做大、做强，就不能局限于和自己体系内的要素进行合作，就必须满市场去寻找那种更强的个体、更强的企业进行合作。这也是一个分化、残化再媾和的过程，它必然会带来一个副作用：你新形成的那个媾和的结构是极端不稳定的。所以，你在组织样式上就必须追逐飞速的进化，去适应这种不稳定性。

推论七：越小而美，就越稳定

如果你要追逐长期稳定，那在分化上一定要退缩，退回到哪怕是夫妻店，甚至是一个匠人的状态。这样就不分化了，就能更加稳定了。

这就是为什么马云认为，在淘宝和天猫的体系中会出现那种小而美的商业。越小而美，就越稳定，这也符合递弱代偿的原理。

王东岳先生这套理论，不管你接受还是不接受，它都不可能是终极真理。它对我们这一代思考商业的人有一个重要的用处，就是从远方、从前面透射出一种微茫的趋势。我们借用对这个趋势的判断，再回到我们的内心，把我们的判断拿出来和它彼此验证。如果正好碰上了，就可以提高自己的决断力和执行力，勇敢地往下做。最终的结果仍然由我们来承担，不可能怪到王东岳先生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