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宋徽宗的浪漫生活
如果说王安石变法为北宋的灭亡埋下了失败的种子的话，宋徽宗即位后的种种表现，就是努力地浇灌这颗种子，让它最终成为不可抑制的恶之花。
宋徽宗，一个伟大的书法家，伟大的画家，伟大的文艺工作者，唯独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
宋徽宗或许是中国帝王中艺术天分最高的皇帝。如果没有坐上皇帝宝座的话，他可能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完美甚至伟大的艺术家。至少在中国书法史和中国美术史上，他都会享有无可争辩的崇高地位。 这位皇帝独创的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据说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超越。这种瘦金体书法，挺拔秀丽、飘逸犀利，即便是完全不懂书法的人，看过后也会感觉极佳。宋徽宗传世不朽的瘦金体书法作品有《瘦金体千字文》《欲借风霜二诗帖》《夏日诗帖》《欧阳询张翰帖跋》等。此后八百多年来，没有人能够达到他的高度，可称为古今第一人。 这位皇帝不仅瘦金体写得好，他的楷书作品《秾芳依翠萼诗帖》亦堪称楷书杰作，其笔法犀利遒劲，铁画银钩，被后世论者称为出神入化的“神品”。
元佑党争，争的就是变法是否可行，延续下来的新党和旧党之间的政治斗争，成为北宋末年恶劣政治空气的原因，而宋徽宗最为最高决策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宋徽宗上任之初，并没有在新党和旧党之间选择明确的立场。
在此期间，宋徽宗做了两件颇有象征意义的事儿，一件是将被贬到永州的老宰相范纯仁请回京城；另一件则是赦免苏东坡，实际上是为他平反昭雪，并恢复官职。与他同期被贬的三十多位官员也恢复了名誉与原有官职。可惜，其中的大部分人已经不在人世；而此时的苏东坡也贫病交加，不久，就病死在江苏常州。...公元1100年，即元符三年十月，徽宗向全国发布诏书，表示自己对于元丰、元祐没有成见，一切只看对国家是否有好处。任何伤害国家利益者，不论是元丰还是元祐，必与国人共同唾弃之。 一个月后，徽宗又一次下令，“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遂改元为建中靖国”，表示出一种不偏不党、除旧布新的气魄。 徽宗初年，气象万千，青年皇帝，奋发有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和无穷希望。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又如何变化得面目全非，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宋徽宗赵佶为什么在未来的岁月里整个变了一个人？与登极之初的他比较，怎么会变得让人根本就无法辨认？这实在是一个相当令人困惑的问题。
但很快，他就倒向了新党一边，因为新党的羽翼下，聚集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投机者，而蔡京，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他之所以能与宋徽宗惺惺相惜，君臣一心，共同折腾这个庞大帝国，因为他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他也是一个艺术工作者。他的书法位列“苏黄米蔡”之中，风头一时无两。
细心的人们也注意到，当保守派掌权时，蔡京曾经相当巴结地在五天之内，就在自己辖区内废除了新法，并向保守派领袖司马光报功。这使人们有理由怀疑他的政治操守。从后来的发展来看，这种怀疑不幸成为了事实。而在当时，历经神宗、哲宗、徽宗三个朝代二十多年反反复复的残酷搏杀后，到徽宗并没有什么治国方略、准备再次依靠变法派时，蔡京手中高举的变法派大旗就成了他最为强有力的政治资本。
转折点出现在建中靖国元年，即公元1101年，向太后去世，宋徽宗掌握实权后，行动开始了。而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旧党代表人物韩忠彦，则在政治上连连失算，进退失据，甚至昏招迭出，为了政治利益甘愿牺牲自己的理想。
敌对一方的宰相韩忠彦，表现得却不但平庸，而且糊涂。史书记载，这位宰相柔懦、木讷、不善表达，在政治上，他没有能力阻止皇帝向变法派一方的大幅度立场转变，作为变法的反对派先失一分；在政务上，虽然权位在曾布之上，却事事受到掣肘，“事多决于布”，无所作为，而连连丢分。最后，被曾布挤兑得实在难受了，这位宰相居然恨恨地说：“布之自为计者，绍述耳。吾当用能绍述者胜之。”意思是说：你曾布以继承先皇帝遗志为能事，我就找一个比你更能继承遗志的人来干掉你。
他所说的更能继承遗志的人，就是蔡京。
蔡京重新掌权后，果然不负韩忠彦所望，他继承遗志的能力太强了，甚至推陈出新，对元祐党人的打击和迫害，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不仅黄庭坚等人深受迫害，甚至连已经去世的苏轼也不能例外。
为此，大艺术家徽宗皇帝发布了一系列诏书。他先是下令，天下碑、碣、榜、额，凡是苏东坡书写的，要全部销毁；又将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及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以及马涓等人文集、范祖禹的《唐鉴》、范镇的《东斋纪事》、刘攽的《诗话》、僧文莹的《湘山野录》等书的印版悉数焚毁；在蔡京的怂恿下，皇帝进一步下诏，焚毁苏轼的《东坡集》并后集印版；毁掉司马光、范纯仁等人的画像。司马光的伟大史学著作《资治通鉴》也在焚毁之列。
而旧党的灵魂人物司马光的煌煌巨著《资治通鉴》也差一点完全被付之一炬。
当时，负责销毁《资治通鉴》及其印版的是蔡京的弟弟蔡卞、薛昂与林自等人。太学博士陈莹中知道消息后，特意在太学考试出题时，引用了徽宗的父亲宋神宗为该书写的序文。这位林自不学无术，没有读过《资治通鉴》，不知道神宗皇帝真的写过这篇序文，于是跑去向陈莹中兴师问罪：“神宗皇帝怎么可能写这篇东西？”陈莹中反问：“谁敢说这是假的？”林自含糊了，说：“即便是真的，也是神宗皇帝年幼时写的作文而已。”陈莹中问他：“你的意思是说：天子的圣人之学不是得自天性，还有少年、成人之分？”这回，林自真的没脾气了，回去悄悄告诉蔡卞。蔡卞也不敢下手，密令太学将印版束之高阁，从此不敢再提销毁的事儿了。这样，今天的人们才有机会读到这部不朽的历史巨著。
而此后，宋徽宗就在蔡京的怂恿和鼓励下，在穷奢极欲，崇信道教的路上越走越远，而朝政就越来越无法收拾了。
倾全国之力，修建艮岳。
艮岳，又叫万岁山，或“寿山”、“寿岳”，是一座人工堆砌的巨大的假山园林。 这座假山园林方圆数十里，坐落于开封城东北，景龙江之南。当初，之所以要把这里垫高，是因为道士告诉皇帝：这里的方位正处在八卦的艮位之上，垫高后，皇家子嗣就会人丁兴旺；如若修建成为林木葱茏的假山，则国运必将亨通昌盛。前面的说法业已得到了证实：自从将此地抬高之后，徽宗皇帝便连连喜得贵子，这使我们的皇帝深信，若在此地建成艮岳，国家的兴旺发达必是指日可待。于是，他开始了长达六年、耗资无可计数、征用民间劳役数十万的大工程。 艮岳，最高峰九十步，约合公制一百五十米左右。山分东西两岭，其间亭台楼阁无数，奇花异石无数，珍禽异兽无数，还有万名左右妙龄美女出没其中。
而由此各种“花石纲”、“生辰纲”等各种苛捐杂税，进一步让民不聊生，各地纷纷起义，这些在《水浒传》中也有描写。
艮岳的修建，开始于北宋政和七年，即公元1117年，到宣和四年，也就是公元1122年竣工，前后历时六年，无法统计究竟花了多少钱。 在修建这座皇家园林期间，北方，发生了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从公元1119年，也就是宣和二年开始，引起朝廷的关注与不安；南方，则在公元1120年，也就是宣和二年，发生了方腊领导的大起义，几个月之内，就将东南地区席卷进去，并有近百万民众群起响应，波及人口大约至少在数百万以上。与此同时，南、北方各地陆续发生了至少十起左右农民暴动，人数少则数千人，多则十数万人。用当时人的话说，离开花团锦簇的京城开封府，十里之外就到处都是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
而此时，金国的铁蹄已经践踏到了汴京这座繁华富庶的京都，耗尽无数民财的艮岳，也毁于一旦。
第二年，北宋靖康元年，即公元1126年底，金兵第二次攻打开封。宋钦宗下令，“毁艮岳为炮石”，于是，百姓一拥而入艮岳之中，争持锤斧击之。他们毁拆屋宇、砍伐树木充当薪柴与兵器；将数千只珍禽异兽悉数投入汴水之中，任其所之；把鹿苑中的梅花鹿全部杀死以充军粮；而艮岳之中收藏的碑帖书籍则全部弃诸沟渠。建成刚刚三年的艮岳就此毁于一旦，从而标志了徽宗皇帝浪漫生活的彻底终结。
我们经常说：“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下属”，北宋末年那一窝窝出现的奸臣，与这位皇帝的喜好和政治水平是紧密相关的。
同一年，宋钦宗下令将时人所称的“六贼”，也就是以蔡京为首的六个位高权重的大臣分别给予了罢官、流放、赐死、杀头、抄家等处分。他们是：蔡京、童贯、王黼、朱勔、梁师成、李彦；这里面还没有包括那位凭着花拳绣腿，愣把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逼上梁山的高俅，没有包括蔡京的儿子——想要杀掉自己弟弟、逼走自己父亲的蔡攸，还有杨戬、张邦昌、李邦彦等等。认真考察起来，衮衮诸公如上述人等，的确劣迹斑斑，无怪乎当时和后代的人们异口同声地认定了他们是奸臣。 事实上，这已经构成了北宋末年徽宗皇帝一朝另外一个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景观——如此大批量同时涌现出来的奸臣队伍。这些人全部都势焰熏天，全部都权重位高，全部都深得皇帝宠爱。他们彼此间又团结又斗争，最后，差不多全部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非同一般的鼎鼎大名。
北宋就这么在这个不靠谱的皇帝和这群不靠谱的臣子使劲折腾之下轰然倒塌了。我在重读《东京梦华录》欣赏《清明上河图》时，曾经无数次对那个繁华富庶、物华天宝的东京汴梁心驰神往，那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巅峰，那时候中华文化成熟、自信、无远弗届。
那丰富多彩的市井文化，富丽堂皇的雕楼画栋，一朝毁于一旦，只留下一个旧梦，残存于我们心间，想来不禁令人扼腕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