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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四点，我被胃疼叫醒了。
不是剧烈的疼，是一种钝钝的、固执的疼，像一个不识趣的房客，半夜不睡，在胃里来回踱步。我摸到手机，屏幕的光刺得眼睛发酸——四点零七分。窗外的天还没亮透，是那种深灰掺一点蓝的颜色，像洗过太多次的牛仔裤。
睡不着了。索性起来。
我住在城中村五楼的一间单间里，月租一千二，水电另算。房间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挂在墙上的旧电视。桌上的笔记本电脑屏幕右下角还贴着前公司的资产标签，编号TD-0392。离职那天忘了撕，后来也懒得撕了。有时候半夜看它一眼，像看一个已经注销的身份证。
这台电脑跟着我九年。刚入职那会儿，我是公司音频组最年轻的人，师父是个快退休的老录音师，带我在机房里熬了无数个通宵。他教我听，不是用耳朵听，是用整个胸腔听。“声音是有温度的，”他说，“人哭的时候，气声是散的；人撒谎的时候，尾音会往上飘。机器能修音频，修不了这个。”那时候我不服气，觉得是老师傅的迷信。九年里我给纪录片配过音，给广告混过响，有一部小成本电影的声音设计还入围过一个不出名的奖项，奖杯是个廉价的亚克力方块，如今压在桌角，垫着一条摇晃的桌腿。
然后公司把音频组整个砍了，业务外包给南方一家工作室，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价格砍到三分之一。今年三月，组长把我叫进小会议室，桌上放着两杯没动过的咖啡。他说得很委婉，中心思想就一句：音频组从九个人留两个，我是那七分之一。走的那天，我把工位收拾得很干净。收拾到一半，忽然发现工位隔板上贴着一排便利贴，是我自己几年前贴的，上面写着每天的时间表：九点半到岗，十点对音频，下午两点混音，六点复盘。字迹已经褪色了，胶条黄得发脆。我撕下来的时候手顿了顿，这几年，我几乎忘了自己曾经给时间划过格子。如今格子没了，时间就散了，散得白天黑夜分不清，饭点睡觉点全乱了套。
失业这四个月，我发现了失眠的规律：越是白天投了简历，夜里越是醒得早。仿佛身体里有个会计，白天记账，夜里结算。投出去五十七份简历，回了九个，面试了三个，其中两个明确说只要三十岁以下的，理由是“团队年轻化，好融入”。我说我体验好，能融入，面试官笑了笑，把我的简历翻过去扣在桌上，像扣住一只不肯安分的虫子。
烧了一壶水，泡了一包方便面，忽然不想吃，又把盖子盖上了。穿衣服下楼。
巷子里很静。这种静不是没有声音，是没有人的声音。有的只是空调外机的滴水声，某户人家窗缝里漏出来的均匀的鼾声，一只猫从垃圾桶盖上跳下去时那一声很轻的、肉垫着地的闷响。那只猫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睛在路灯下是两个绿色的小灯泡，看了一秒，转身走了。猫对不认识的生物，永远只投资一秒钟的注意力。
巷口的便利店还亮着。
二十四小时营业。白炽灯管把玻璃门内照得惨白，像黑漆漆的海面上浮着一座小岛。我推开玻璃门，门顶的风铃很轻地响了一声，是那种很廉价的电子音，叮——像谁在很远的地方按了一下门铃就跑了。
冷气扑面。
值夜班的店员不是老周。老周是白班的，五十多岁，爱聊，每次我买烟都要跟我说两句股票，说得头头是道，账户却从来不给看。夜班的是个小姑娘，二十出头，戴着黑框眼镜，制服的领口有点松，正坐在收银台后面的小凳子上看书，书立得很高，几乎挡住了她半张脸。
店里除了她，还有一个客人。一个穿反光背心的男人，环卫工，年纪不小了，坐在靠窗的座位区，面前放着一碗刚泡上的桶面，塑料叉子搭在碗沿上，还没揭开。他把手掌摊开，放在碗盖上烘着，手指关节很粗，虎口处有几道发白的旧裂口。蒸汽从碗盖的小孔里钻出来，一缕一缕，缠着他的手腕往上飘。
我拿了一瓶常温的水——胃疼，不敢喝冰的，又拿了一盒苏打饼干，走到收银台。
小姑娘从书后面抬起头。书名我看清了，《百年孤独》。
“十二块五。”她说，声音不大，带着点刚被从书里拽出来的恍惚。
我扫码付款。她撕小票的时候，我多看了一眼那本书，书页翻得很旧，侧面的纸边起了毛，夹了好几张小纸条，有一张探出头来，是收银小票的背面，密密麻麻写着字。
“看得懂吗？”我随口问。问完就后悔了，这话有优越感。
她没恼，把书往前推了推，翻到夹纸条的那页，指着一行字给我看：“‘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她用指腹把那行字压平，“以前看不懂，觉得是文学腔。现在觉得，写得真准。”
“你上夜班多久了？”我没话找话。
“四个月。”她说着，忽然抬起头，把眼镜往上推了推，认真地打量我，“跟你失业的时间差不多吧？”
我一愣：“你怎么看出来我失业了？”
“猜的。”她把书合上，用书脊点了点我手里的购物篮，“半夜四点，常温的水，苏打饼干。要么是失眠，要么是胃病。再看你这双拖鞋——真失眠的人会随便套双鞋就出门，上班的人不会在这个点穿拖鞋。再看你脸上，不是熬夜的脸，是耗着的脸。”
“耗着的脸。”我把这个词在嘴里过了一遍。
“对。”她说，“熬夜的人在等天亮，耗着的人在等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东西。”
“面试等烦了。”我说，“上礼拜有个面试，对方看了我简历，问我多大。我报了数字，他愣了两秒，说我们团队很年轻，氛围好，怕我融入不了。我说我挺好的，从来不迟到，能加班，他说不是这个意思。”我笑了一下，“其实我知道是哪个意思。三十五，在招聘软件上是个分水岭，过线的简历，人家扫一眼就划走，跟刷短视频似的。”
“那你现在投简历还写三十五吗？”
“总不能写二十五。”
“也是。”她点点头，忽然很认真地说，“不过你比我强。我是被裁了之后投了两百多份，一份回复都没有。后来我想明白了，干脆不投了。”
“不投了？”
“先挣夜班这份钱，夜里没人来买东西的时候，我看书。”她拍了拍收银台上的《百年孤独》，“我妈打电话问我上班吗，我说上，上大夜。她听不懂大夜是什么，只知道是上班，就放心了。”
“你倒是会安慰人。”
“不是安慰，是时差。”她说，“我妈觉得我在正经上班，我觉得我在正经看书，咱俩谁也没撒谎，就是各自的钟走得不一样。”
窗外，环卫工的泡面好了。他揭开盖子，先凑上去闻了闻，然后用叉子把面挑起来，挑得很高，让热气散一散，再吃。这个动作他做得很郑重，像某种仪式。
“他每天这个点来。”小姑娘说，声音压低了一点，像怕惊动那个人，“泡一个面，坐二十分钟，再去干活。风雨无阻。我问过他，叔，你这个点吃面，不顶到中午吗？他说顶不住也得顶，凌晨的马路是空的，得趁着空，把肚子填硬了。”
“填硬了。”
“对，他说填硬了。”她笑了一下，“我第一次听说肚子还能填硬。后来我想想，这话真好——胃里硬了，人就软不了。”
“他多大年纪了？”
“看着快七十了。我问过他怎么还不歇，你猜他怎么说？他说，歇？往哪歇？老家屋里就他一个人，回去连个说话的都没有。在这儿扫马路，扫一段，遇着一堆扫同一段的，还能骂骂老板。”她说到这里自己先笑了，“他说的老板是环卫公司的，扣他半天工钱，他骂了一个礼拜。”
“骂完了呢？”
“骂完了第二天照常干。他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记下来了。”她翻过手机给我看，文档里果然记着，“‘人跟工作较劲，输的是人；人跟饭碗较劲，输的是命。所以我不较劲，我就骂。’”
我把这句话念了一遍，没吭声。这话比我在任何职场课上学到的都通透。
她告诉我，她慢慢攒出了他的作息：凌晨四点零几分进门，先看一眼价签，泡面只吃红烧牛肉的，从没换过；坐的位置永远是靠窗第三个座位——我看了看他，果然。有一次下大雨，他进门时半个身子都湿透了，她看不下去，从货架上拿了一把店里寄卖的十块钱的伞要送他，他愣了半天，最后掏出十块钱放在收银台上，拿走了伞。第二天他来，还了伞，说雨停了，用不上了，伞还是新新的。
“你把这些都写下来了？”我想起那本书里探出头的小纸条。
她犹豫了一下，把手机转过来给我看，屏幕上停着一个文档，字很小，密密麻麻。“写小说。就在这台收银机后面写的。已经十一万字了。”
“写什么？”
“写他。”她朝那个空出来的未来座位抬了抬下巴，“给他编了一个前半生。编了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他年轻时是跑船的；第二个版本，他有个儿子在读大学，学费是他扫出来的；第三个版本，他什么都没有，就是个从农村出来的老头，老婆走得早，他觉得扫马路比待在屋里强，屋里太静。”
“哪个是真的？”
“都不知道。”她说，“我从来不敢问。问了，他就不是我小说里的人了。”
“那你自己觉得呢？”
“我觉得第二个版本像。”她想了想，又摇头，“可我又希望是第三个。第三个最不像故事，所以最像真事。”
“你怎么会有空写这么多？夜班不忙吗？”
“夜里时间长。”她说得很平常，像在说天气，“你知道吗，夜班最大的好处，是时间变得特别长。白天的时间是被切好的，一小时一段，一小时一段，像超市里切好的肉，标着价。夜里没人来切，时间是整块的，一整块一整块地铺在这儿，随便我用。我头一个月还刷手机，后来越刷越心慌，刷手机的时候时间过得最快，一抬头四个钟头没了，什么都没留下。后来我就开始写。写一个钟头，翻回头一看，字还在那儿。字比时间老实。”
“字比时间老实。”我把这句话记住了。
环卫工吃完了面。他连汤都喝了，喝到最后一口的时候，把碗举起来，仰着脖子，喉咙里咕咚咕咚响。喝完他没有马上走，坐在那里，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看着窗外。看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来，端着空碗走到垃圾桶前，把碗和叉子分开扔进去，又用袖子擦了擦嘴，推开玻璃门出去了。风铃又叮了一声。透过玻璃，我看见他推着清洁车从巷口拐出去，反光背心在渐亮的天色里闪了两下，就看不见了。
整个过程，他没有跟店员说一句话，也没有看我一眼。但他刚才坐下的时候，是先看了看座位区，选了离我隔两个座位的位置，不是挨着，也不是太远。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刻意的。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有时候是一门不讲出来的学问，在地铁里，在候诊室里，在凌晨四点的便利店座位区里，每个人都在无意识地丈量自己跟别人的空隙，太近了是冒犯，太远了是孤立，刚刚好的距离，谁也不说破。
“你小说里写他骂老板吗？”我问。
“写。写得可好了，我把自己平时不敢说的都塞进他嘴里。”她顿了顿，声音低了些，“其实我写他，是写我自己。三个前半生，一个是我害怕变成的，一个是我想成为的，一个是我本来就是的。写到十一万字，我发现我最想写的不是他怎么扫马路，是我怎么熬过这四个月。可是直接写自己写不下去，一写就假。借着他写，就真了。”
“那写出来给谁看呢？”
“先给自己看。”她说，“我妈那边我就说在便利店上班，钱不多，但踏实。踏实这个词我妈爱听。至于写的东西，”她把手机收回去，“万一哪天真有人看呢。没人看，就当是我给自己挣的一口气。人总得在一件事情上，是不被挑选的那个吧？工作被挑，年龄被挑，简历被划来划去。写作这个事，是我挑它，它挑不了我。”
“那你恨那家公司吗？裁你的那家。”
“恨过一个月。”她说得干脆，“后来有一天我在收银台后面坐着，忽然想起来，在公司的时候我总说等忙完这阵就怎样怎样，结果‘这阵’一直没忙完，三年过去了，我什么都没干成。被裁那天我反而清闲了，第一个礼拜，我把攒了三年的电视剧全看完了。看完那天晚上我坐在床上想，原来我的时间一直都在，只是以前都交给别人去花了。”她笑了笑，“所以我现在不恨了。恨也是要花时间的，我舍不得。”
我沉默了很久。便利店里只有冰柜的压缩机嗡地一声启动，隔壁货架上一罐八宝粥被谁碰了一下，轻轻滚了半圈，停住。
“我以前是做声音的。”我听见自己开口了，“给视频配音、混音，做了九年。最后整个组都没了，业务外包，人家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价钱砍到三分之一。我面试的时候说，我的耳朵是练出来的，什么样的声音不对，我三秒钟就听出来。面试官说，耳朵好是好，可是预算有限。你知道吗，‘预算有限’这四个字，我今年听了几十遍。好像我们这些人，是超支了才被划掉的。”
“那你恨吗？”
“恨过。后来不恨了。”我说，“我师父退休那天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干咱们这行的，一辈子都在跟时间打交道。声音是什么？声音就是时间。一段录音，你把它剪短了，时间就短了；拉长了，时间就长了。我们管这个叫剪辑，其实就是拿别人的时间做手术。他说这话的时候，正把他用了三十年的耳机收进盒子，收得很慢，一格一格的，像在给自己的人生装箱。我当时没听懂。现在懂了，他不是在说技术，他是在跟自己的三十年告别。”
“你师父现在呢？”
“回老家了。上个月给我寄了一箱苹果，箱子里塞了一张纸条，就一句话：‘耳朵是你的，谁也拿不走。’”我说到这里，喉咙有点发紧，缓了缓才接着说，“我找工作这四个月，天天觉得自己一文不值。可是有一天夜里，就是我睡不着的那种夜里，我戴着耳机，把我以前做的片子翻出来听。听到凌晨两点。听完我想通了一件事——那些东西做的时候，每一秒都是我熬出来的，一秒钟一秒钟地熬。它们没有消失。时间这个东西，花在东西上，就留得下来；只有虚度的时间才真正没了。”
她看着我，眼睛在黑框眼镜后面亮了一下：“这两句话我都能写进小说里吗？”
“随便用。”我说，“署不署名都行。反正你也对不上号——凌晨四点便利店里的失败男人，全城得有好几万个。”
她笑出了声，又赶紧压低：“我给你留个角色。第二男主角，就写你这个胃疼的。你要是常来，我把你写得体面点。”
“体面点怎么写？”
“就写，凌晨四点，一个男人踩着拖鞋走进便利店，买常温的水，明明狼狈，却还坚持跟店员聊天，聊得头头是道。”她一本正经，“有尊严的狼狈，最难写，正好你来当素材。”
“报酬呢？”
“请你喝冰美式。”她想了想，改口，“不对，胃不好，常温水。”
“成交。”我说，“那我也有个条件——那个环卫工的版本，别替他挑。三个版本都留着。真事从来只给一个答案，小说能多给几个，这就是小说比真事好的地方。”
她愣了一下，郑重地点了点头：“记下了。这条也算你的。”
我忽然问她：“你看了这么久的《百年孤独》，里面讲了一百年。你说时间在夜里变长，那你觉得，时间到底是什么？”
她想了很久，久到冰柜又嗡地启动了一次。
“我不知道时间是什么。”她说，“但我知道它过去的方式。在公司的时候，我盼着下班，时间就走得特别慢；被裁了以后，我盼一个offer，时间就走得更慢；现在我在夜里写小说，写着写着，一个班就完了——时间反而走得飞快。所以我觉得吧，时间不是钟表上的东西，是人手里的东西。你攥着它干点什么，它就听你的；你空着手，它就一天到晚在你眼前晃，晃得你心慌。”
“那我们这算什么？大半夜的，一个卖货的，一个买水的，坐在这儿聊时间。”
“这算时间被我们俩用掉了。”她说，“用在一杯十二块五的水和一场闲聊上。划算不划算，得往后才知道。”
天开始泛白了。是从路灯的光晕边缘先泛起来的——光是暖黄的，天是冷的灰蓝，两团颜色之间有一道模糊的交界，像两块没有对齐的地图拼接缝。巷口开始有人，先是骑电动车送小孩去补习班的家长，然后是拉卷帘门的哗啦声，一家一家地响，像这条街在一节一节地醒过来。早点摊的蒸笼冒出白汽，白汽往上升，升到半空就散了。
我站起来准备走。走到门口又回头，把苏打饼干放回了货架，换了另一样，收银台旁边小架子上挂着的一本旧书，不知道是谁寄卖的，五块钱一本。我买了它。
付钱的时候，小姑娘看见了书名，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那本书是《百年孤独》，跟她在看的是同一本，同一个译者。
“你要看第二遍？”她问。
“我第一遍还没看呢。”我说，“我今天发现一件事，看不懂的书，可以先带回家，等哪天看懂了，再翻开来。就像有些话，凌晨四点听不懂，天亮了就懂了。比如‘填硬了’。”
“比如‘耗着的脸’。”她补了一句。
“比如‘字比时间老实’。”我说，“不过我再加一句自己的，人跟自己较劲，输的是夜。所以我决定，今晚回去睡觉。明天开始，我也给自己划格子，不划上班的，划自己的。九点，听一段老片子；十点，投三份简历；下午，去老周的店里蹭他讲股票，顺便学学他是怎么把话说得那么有底气的。”
“这个格子好。”她认真地评价，“有闲有忙，还留了一格专门听人吹牛。”
风铃叮了一声。我推开玻璃门走进晨光里，胃已经不疼了。身后，便利店的白炽灯还亮着，在越来越亮的天色里，那座小岛的光变得很淡、很淡，几乎要融进白昼里去。
但我知道它还开着。二十四小时。总有人在这个城市的间隙里，替另一些人，守着一盏不肯灭的灯。
半个月后我又去了那家便利店，买了一把伞，放在收银台上，没说什么。她看着那把伞，看看我，什么也没问，只是从书后面拿出手机晃了晃。我知道，那个环卫工的第四个版本，已经开写了。
又过了些日子，她发来一条信息，说小说写完了，二十六万字，投了一个比赛，入围了。最后一句是：“入围通知是凌晨三点发的。我盯着屏幕看了半天，忽然想起你来，你看，凌晨的时间，果然比白天的值钱。”
我回她：“那是因为，凌晨的时间是熬出来的人自己挣的。”
发完这条信息，我戴上耳机，打开了那部没做完的片子。窗外的天，正一点一点地亮起来。
时间不等人，但时间也不辜负人。你把它花在哪儿，它就把你留在哪儿。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