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庆历五年，文忠公欧阳修因“盗甥案”之罪，谪官至滁州太守，朝野震惊。此案祸起庆历新政，欧阳修德才兼备，政绩昭彰，倡导变法。奸佞忌其才，谗言构陷，致使其声名扫地。修屈辱谪官，自号醉翁，自此寄愤山水，却使正道难行，奸佞得志，新政中道夭折。
天圣五年，欧阳修拜入当世时文大家胥偃门下，胥偃爱其才，收为弟子，并妻以女。三载后，欧阳修科举连中三元，年仅二十四，即官拜翰林学士、谏官，后兼知制诰。年少得志，才华横溢。
时，欧阳修之妹夫早逝，遂携其女张氏来投，修收留二人，并许张氏于其堂侄欧阳晟。后二人感情不和，张氏私通家仆，事发后案件着开封府审理。
开封知府杨日严素与欧阳修不睦，乘机强令张氏伪称私通者乃欧阳修，谏官钱明逸及宰相贾昌朝、陈执中等修之政敌，亦趁机陷害，遣宦官王昭明清查此案，指控欧阳修挪用张氏聘妆置地，图谋侵吞张氏财产，修有口难辩。仁宗虽爱修之才，然难为“确凿”之证，遂将之定罪，谪官滁州。
自此，修之政敌发现诬以乱伦之罪易制敌。故二十年后，王安石党羽再次复陷欧阳修与儿媳私通。然此次并未成功，诬告之御史反被贬谪出京。经此两次构陷，终使文忠公心如死灰。
何以当时多诬陷之事，官员皆费尽心机构陷罪名？
其一，仁宗推行庆历新政，欲革弊兴利。朝中文臣各持己见，皆想获仁宗认可，故对异己多有忌惮。如范仲淹与宰相吕夷简，为建都之事争执频频。范公谓简公意在私利，上书《四论》劝圣上用人唯贤。简公大怒，遂反诬范公败坏朝纲。
其二，改革派与保守派长期角力，分化为相争之局。故变法者为守旧派所忌，不问曲直必加以攻伐。如助范仲淹之进士石介，为保守派夏竦所诬，伪书诽谤圣上；又如助范公之欧阳修，因写《朋党论》维护范公，为保守派所构“盗甥”冤案，欲除异己。
其三，北宋重文抑武，文臣得势，虽犯错，但不致死，故贬官多，复起者亦多。然朝廷择官不慎，奸佞当道，镇压百姓，征敛无度。范仲淹改革欲匡正时弊，为保守党所忌。故保守派多用构陷之法，铲除异己。欧阳修以清流之姿遭此祸，实由朝中党争之故也。
由此“盗甥”冤案，亦可解读宋朝特殊政局与政治文化：
宋迥异前朝，唯重文臣而轻武官。自太祖受禅，汲取藩镇之祸，强化文官，使文臣权势焰然。
重文轻武致文臣显赫，地位崇高，成众矢之势。故文臣之间恃圣上宠幸更替掌权。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等轮流登台，又为故遭贬黜，派系争斗盛行于是。
太祖当年纳赵普建议，始设谏官一职，独立权力，可直言进谏。谏官合丞相、御史大夫职，上可直谏弊政，下可监督百官，实为制衡皇权之要职，殿中之虎也。昔日寇准之严谏，曾使太宗无法下台。故谏官若果决，可左右朝局。无怪乎欧阳公被构陷至此，却难自证清白。
观之，君不兼济天下，致朝纲混乱；文臣结党营私，致诬蔑之风盛行；又以重文抑武，致军软国弱。如此内忧外患，步入衰败，已是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