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旦上了年纪，便喜欢回忆从前的事了。尤其是在午后寂静的时光里，独自坐在窗边藤椅上，外面的秋阳斜斜地照进来，静静落在身上，暖融融的，像极了儿时晒在门前空地上的日光。这时候，那些几十年前熟稔的面孔，便会一个一个地从记忆深处浮现了出来，清晰得仿佛昨日还相处在一起。
对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来说，儿时的伙伴，应该是不会少的。小时候，大家不懂得“人以群分”的道理，只要觉得在一起玩得开心，便天天聚在一起，玩得昏天黑地，乐不思蜀。那时又正逢“文革”时期，学校停课闹革命，孩子们不必去学校受老师的管束；在家里，父母们又都忙于生计，无暇顾及自家的小孩。于是一天到晚，在大街小巷、车站码头、田野河畔、树林草地…… 到处可见玩得兴高采烈的小孩子，其中，自然也有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的身影。
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大家渐渐地长大成人。不同的命运把我们抛向天南地北，从此天各一方，音讯全无。到如今，我们这代人都已成为祖辈级的老人了。回想起种种往事来，在儿时的伙伴中，总会有几个难以忘记的人留在心底。说来也怪，使我印象深刻的那些儿时伙伴，有几个并非是大人们称道的乖孩子，反倒是经常闯祸挨骂的淘气鬼。我这种心情，有时连自己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污荅鸡”就是这样的一个。他是在我父亲任教的农村中心小学插班读二年级的学生，他和我一样，也是从上海转校来这所乡下小学读书的。不同的是，我是从上海外婆家转学到父亲身边来读书；他是从上海父母家转校到乡下外婆家来念书。他为什么要转校，我不晓得，也从未去问过他。我从小就不是喜欢八卦的人。
班主任王老师很不喜欢这个上海来的“污荅鸡”，因为他来校不到两个月，就闯了好几回祸。有一回，他怂恿别人朝正在校旁河边钓鱼的王老师丈夫扔石子，还给他取个绰号叫“癞痢戆度”，因为王的丈夫是秃顶。又有一回，在课间休息时，他往学校公厕的大粪缸中扔石头，溅得正在如厕的男女学生一屁股粪水。还有一次更离谱，他送我两只山番薯，要我去老师办公室偷试卷。结果“东窗事发”，我被父亲狠狠训了顿。当然，我也如实坦白，这是“污荅鸡”指使我干的事。那时人还小，不懂得什么叫“守口如瓶讲义气”。为此他有好几天仰头朝天不理我，还给我取了个绰号叫“娘比”。因为我生气时常会骂人“戳倷娘比” 别人听不懂上海话，“污荅鸡”是上海人，自然知道这句骂人带娘的上海话。哦，我差点忘了，他的真名叫——顾佳骥。
在这所农村小学里，除了“污荅鸡”，我还有个玩得来的伙伴叫“红屁眼”。我不清楚他的屁眼到底是红还是绿，反正大家都这么叫，连他哥哥也这么叫，我也就跟着这样叫。他跟我一样，也是本校老师的小孩子。
“红屁眼”不像“污荅鸡”那样会捣蛋，但他玩的方法却特别。他会把抓来的小鱼小虾分别养在瓶子里，并往玻璃瓶里灌注蓝墨水，然后来观察可怜的鱼虾扑腾在墨水中；他还会爬到屋檐、树枝上去掏鸟窝，把掏来的鸟蛋裹在棉花里面晒太阳，说是要看鸟蛋破壳变小鸟；他经常会把青蛙活剥了皮，再来欣赏青蛙被剥皮之后的痛苦状；他还热衷给捕到的麻雀脚上系白线，看它们拖着长线，扑棱棱地飞上天……
我觉得，他这些玩法太残忍，他却得意地对我说：“科学家都会这样做。”我曾经也想当科学家，便跟着他往童校长养的水仙花盆里滴红墨水，往厨工长顺伯养的螺蛳缸里倒黑墨水。童校长发现了这些奇怪事，疑神疑鬼，当成了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他汇报到公社派出所，叫来了警察一调查，原来是“红屁眼”和我一起搞的鬼。当天“红屁眼”被他妈妈狠狠揍得叫“救命！”，我被我父亲勒令写检讨。无奈我识字还太少，父亲便要我用拼音写，可终究还是写不成样。父亲长长叹了声气，说我是“朽木不可雕”。那时我不懂此话是何意，如今看来，我父亲当年的感叹没有错。
后来，我父亲调回到老家临浦镇附近的学校去任教，我也跟着回到临浦生活，并在镇上的小学续读书。依傍着浦阳江的古镇，随处可见高墙大院的徽派古宅，波光粼粼的江河依傍着小镇流过，两岸堤上的树林草地绿意盎然，雨后的小巷更是入画，青石板泛着晶莹的水光，屋檐下滴着珠帘般的雨点…… 这样的小镇最是能结识小伙伴的快乐天地，于是我结交的伙伴一下子就多了起来。
其中印象深刻的一位，是邻居家的男孩子。他个子不高，眼睛大大的，长得很文静，不像我那样脾气急躁，动不动就会跟人“打宁阵”。他平时话不多，可下起象棋、军棋来，却厉害得很，经常在不声不响间，就把对手逼到了绝境。我和他下棋，从来没赢过。每次被他杀得走投无路，我便连连悔棋，甚至骂他阴险毒辣。可他却从不计较，也不跟我对骂，只是笑笑，很有几分大将风度。相比之下，倒显得我很小家子气，胸无点墨，城府太浅。如今想来，他那份从容，不是我这种急性子能学的。
还有一个年长我两三岁的少年伙伴。人长得高高瘦瘦，清秀的脸庞，说话很文雅，走起路来像模特。他的美好梦想，是做一个美男子式的电影演员。他不会任何乐器，却热衷在小镇照相馆里拗“甫士”拍摄演奏乐器的艺术照。照相馆的橱窗里，就长期摆着他拉小提琴的艺术照。其实他根本不会拉琴，可那张照片拍得够潇洒，吸引了不少小妹妹，也让大人们看了直夸赞。受他的影响，我也去小镇照相馆拍了一张横吹笛子的艺术照。结果看过我这张照片的人，都说我像个“贩卖蛇药”的江湖骗子。我不晓得哪里出了问题，我可是真的会吹《扬鞭催马运粮忙》的笛子曲……思来想去，大概是我的相貌“太退板”，大弟嘲笑我是“老鼠眼睛不上了照……”
这几个我儿时的伙伴，直到现在，我偶尔还会想起他们当年的言行举止。尽管六十多年的岁月已经流逝，但他们留在我心底的身影依然清晰。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不禁联想到《三字经》开篇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此话流传了近千年，可若细究起来，世间历来就存有不同的观点：孟子崇尚人性善；荀子偏说人性恶；告子认为人性无善无不善；扬雄却说人性本是善恶相混杂。西方的卢梭认为人性生来本善良，而是社会引导坏；霍布斯却坚持，人在自然状态下，本就是互相撕咬的恶本性。
我倒是偏向“性本恶”，比如，那些年里“污荅鸡”往粪缸里扔石头，“红屁眼”活剥青蛙皮，他们的这些恶作剧，总没有人会去唆使他们做吧？其实，孩子的顽劣，正是人性里的恶劲在外泄。这股子恶劲，若没有约束与教导，便会长成变荆棘，既扎了别人，也会扎自己。俗话说“玉不琢，不成器”，“养不教，父之过”。人心犹如田地：种下了庄稼，便长庄稼；若由着它荒，便长杂草。所谓的“性本善”，恐怕并非全靠天生，而是靠后天的教育与引导。无数例子都证明，一个人有否接受良好的教育，往往就决定他日后的人生之路，是光明的大道，还是幽暗的歧途。
而要说命运，我不免又要感叹人生的无常。当年那个有着大将风度、棋艺精湛的邻家男孩，他那份沉静、那份气度，在我们这一群顽童里面少有人能及。大人们都说，这孩子将来不是进棋院，就是进军政界，反正不是池中物。可后来呢，谁能料到；他的人生，既没顺着他家人的期望，也没顺着左邻右舍的猜测。他大半辈子的人生，靠着在小镇上踩三轮车，拉货拉人，养家糊口。他的棋艺呢？他的大将风度呢？那些东西并没有消失，只是被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压到了社会最底层。这不得不让我想到了“命运”这个词。年轻时不信命，总觉得人定能胜天；到老了才明白，一个人落在什么时代、什么家庭、什么环境里，很多时候就由不得自己来挑选。他那份棋手的沉着，放在棋盘上是天赋，放在三轮车把上——就是沉默地拉货拉人谋生计。
至于我那个怀揣电影演员梦想的少年伙伴，他中学毕业后，被安置到市郊一家工厂里做钳工。在最初几年里，我们还有通信来往。那时我也踏上了社会，在上海一个区属房修队里做油漆工。我俩在各自信里面，都曾豪情万丈地表示，要以自己的努力，来实现理想，来改变命运。可到头来，我的理想没能实现，命运也没能改变。他呢？我不知道，毕竟彼此断了联系，已有五十多年了。可我还是祈愿他，已圆了那个做美男子式电影演员的梦想。尽管我从未在荧屏上看到过他的名字和身影，可我不大看电视，电影也有四十多年没进过电影院了，谁知道呢？说不定他已在某处不为人知的舞台上，得偿所愿了。哪怕只在某个小剧团里演过几个配角，或是在地方台中短时地露过几回脸。人这一辈子，能把自己少年时的一个梦想捂热，就已很不容易了。
时光如水，一晃六十多年过去了。我那些儿时的伙伴，如今应该都是祖辈级的老人了，散落在天南海北、音信全无。可我总还会在某个秋日的午后，或是某个落雨的黄昏，忽然想起他们来——想起“污荅鸡”那得意的坏笑，想起“红屁眼”一本正经说要当科学家的模样，想起那个下棋的少年，不慌不忙落下“将军”的棋子；想起那个梦想当电影演员的帅气少年，展示在小镇照相馆里的那张潇洒艺术照……
儿时的伙伴，说到底，都是命运之手撒出去的种子。有的落在沃土里，有的落在石缝间，有的被风吹向了远方。可不管这些种子落在哪里，如今我回想起来，当年我们一起奔跑在小镇江堤上的那种欢快热闹的情景，心头依然是暖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