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侃成都之相关古蜀的史籍
20181121
有关谈及古蜀的报道、文献、论文等，往往会涉及一些史籍，言者会将其论点与史籍对照，以进行交叉印证，这些印证多为推断，少有实证，主要原因是，古蜀时期没有史料，虽然有一些出土的文物实料，但是并没有对应的关联，也就是没有实证。
在浏览过程中，将这些史籍统计列表，也算对此项事情有一个概况的认知。
狭义的古蜀是指从商末至秦入川之前这一段时期，当时蜀地存在的一些政权或国家，从蚕丛开始到鱼凫建国，至秦灭开明，计七百三十年，十三个君王。广义的古蜀还可以向上推，有据可考的能够推至公元前4000年，也就是营盘山遗址出土的文物，中间还有宝墩遗址、三星堆、十二桥，以及金沙。在这个时期，以及与这个时期相关的文物，都没有对应的文字记录，因此就给考证带来困难。但是这些文物又要被说清楚，因此也就只好借助于相关的史籍。
这类史籍有几个特点，比如列表中的9种，这些特点琢磨起来都很有趣。
其一是著作者的属地，只有《蜀王本纪》的作者杨雄是蜀地人，其他人都是蜀地之外的人。
其二是成书的时间，这些书籍跨越千年，但是由于是涉及古蜀，又少有旁证，所以依然具有史料价值，而被人选取。
其三史籍的类型，也可以说是体式，种类繁杂，有官修史籍，有传记，有志怪神话，有礼记章法，不一而足，也是由于不同的体式，从几个侧面记述古蜀的一些事情。
其四是真实性，我以为相对而言，《华阳国志》的成书时间是最接近古蜀的，也就是说该书是记录古蜀时间最早的，起可信度也最大。另外该书所记述的对象也是南方地区的事情，针对性比较强。
另外《竹书记年》的史料性也很强，该书成书时间也较早，且有散失，而在东晋时期再次有竹简出土，在当时也是重大的考古事件，显然在当时也对就当时的史籍而言，有对时间的重视。
其五是选择性，史籍成书也需要引证，引证对象是需要书家进行选择的，选择的标准就是可考可靠性，如今广为引用的《山海经》，在司马迁作《史记》的时候，就是采取了“慎用”的态度，一方面说明作为史家的司马迁治学态度的严谨，另一方面也说明《山海经》的真实性还需要考证。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思考，就是蜀地之外早有关注蜀地之事，但是蜀地之中却对自身之事关心甚少，更不关心蜀地之外，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这一现象实在是不好解释，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事实。
在《蜀王本纪》的介绍中，有这样一段话，“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读起来颇耐人寻味。
有件事情还是需要说明一下的，上述这些史籍，我并没有读过，我只是在其他途径知道了这些，然后又了解了一下相关的介绍，算是知道个概貌，有一个总体的认知。
参考文献
[1] 傅顺 从环境演化角度探讨三星堆文化消失之原因[D].成都理工大学,2002.
[2] 徐南洲 颛顼·景颇·古蜀国-《山海经》中的古蜀国先代考[J].枣庄师专学报,1986(02):83-86+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