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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长安与河北之间》第5章
如果对中古政治史研究的学术史作一概观性的回溯，不难发现围绕着某一政治事件的缘起、经过及其影响展开的考据性研究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被视为中文世界学者所特有的关怀，或许也可以算作现代学术与传统史学不多的接榫点。
政治权力争夺的过程，可以被归入“政治实践”的范畴，这些居于暗室之中的血腥争斗，尽管是权力的真正来源，却不能被公开展示。我们不难注意到中古时期执掌国柄的权臣往往必须借助某种政治话语的生产与传播来掩饰权力转移的实质。
政治话语的构建或许只是对于权力的缘饰，但丧失道德合法性的政治权力无法长期维系，如果仅有合法性，而缺少支撑它的权力，则会瓦解。
宪宗最初的计划是想趁着田季安及幽州刘济病重的机会，料其无力外顾，一举控制成德，而王承宗为获致节钺，亦自请献德、棣二州以输诚款，但最终却为田季安所沮，宪宗之谋功败垂成。这一失败精确地映射出安史乱后唐王朝一系列中兴努力的边界所在，即在根本上无力撼动河朔故事，也正是这一力量边界的存在决定了中晚唐朝廷与藩镇之间互相制衡又互相依赖的政治格局。
至中晚唐，稍有变化的是，朝廷在长安赐立藩镇节帅家庙，鼓励他们积极入觐，将其作为恭顺朝命的一种象征，另一方面则禁止节度使立庙于地方，使得家庙这一标识官僚身份等级的礼制建筑被纳入皇权主导下的等差秩序之中，兼具“公”“私”两种属性。
裴度所撰的壁记，大力表彰田弘正恪守朝廷法度的举动，无疑要借助这一公开传播的文本，教化桀骜不驯的魏博将吏改弦易辙，尽忠朝廷。另可指出的是，由于壁记文末附载历任官员授受年月，因而对于以父子兄弟间自相承袭为故事的魏博而言，亦具有改世袭为流官的象征意味。
如果说厅壁记的读者尚局限在节度府衙中的文武僚佐的话，那么田弘正与唐廷都需要寻找一个更具公众性的场合，向魏博的普通兵士民众传递同样的政治信号，而重修狄仁杰祠，便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舞台。狄仁杰在武后时曾任魏州刺史，因德政为民所怀，立祠纪念。
所谓河朔故事的核心便是节度使之位的私相授受，朝廷被迫扮演事后追认、承认其合法地位的“橡皮图章”角色，但这一故事的形成绝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双方反复试探、博弈之后，才形成的政治惯例。检索相关史料，不难发现唐廷在最初一任藩镇节度使欲传位时，往往不予认可，甚至不惜诉诸武力，直至无力改变既成事实后，方才承认故事的有效。这在代宗、德宗两朝尤为常见，构成藩镇与唐廷之间争斗的主线。
田悦的袭位得益于成德李宝臣的支持与上请，断非出于朝廷本意。而维持这一自相承袭的特权也是河北藩镇合纵结盟最重要的政治目标，因此才会有之后田悦积极支持李惟岳、李纳袭位，不惜为此与唐廷重启战端之举。唐廷应对这类请求颇见成效的办法是有意迁延，迟迟不正式授予节钺，借此削弱藩镇中自称留后者的合法性，激起藩镇内部的变乱。无论谁是政变的胜利者，都亟须获得唐廷的支持，于是对朝廷的态度变得更为恭顺。关于田承嗣去世时间记载的半年之差，或许便是这种拖延战略的副产品。
德宗少年时代曾饱尝安史乱中的流离之痛，故当其继位之初，锐意进取，意欲重致太平。恰好在其即位次年，成德李宝臣、淄青李正己先后去世，德宗拒绝了李惟岳、李纳两人袭位的请求，试图更易河朔故事。此事虽与魏博无涉，但田悦为回报李宝臣此前的支持，维护河朔藩镇自相承袭的特权，主动与两人结盟，共同起兵反叛。这场大战历时四年，幽州、成德、魏博、淄青四镇节度使曾一度各自称王，结盟对抗唐廷。唐廷虽迭经苦战，也未能底定乱局，反而引起后院失火，泾师哗变，德宗仓皇出奔奉天，这是安史乱后藩镇与朝廷对抗最激烈的一役。受此挫折，德宗一改初衷，晚年一味姑息，甚至在宪宗元和中兴全盛的时代，亦不敢完全废止河朔故事。可以说，这场战争的失利，迫使唐廷认清其力量的边界所在，即已无力仅凭武力重建统一的局面。
可惜好景不长，嘉诚公主去世后，田季安逐渐变得骄横难驯，特别是他在元和四年支持王承宗承袭成德节度使之位，魏博与朝廷的政治蜜月期至迟在此时便已宣告结束。
穆宗虽然起复其子田布出任魏博节度使，进讨成德，但具有鲜明自利取向、意欲恢复河朔故事的魏博牙军已非田布所能驱动。长庆二年（822）正月，田布被迫自尽，牙军拥立史宪诚为节度使，河朔三镇重归故辙，元和中兴之业瞬间土崩瓦解，历史的钟摆又回到了原点。
代表清流士大夫萧俛的消兵动议与理财能手崔倰的悭吝之举，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并无关联，实际上都暗示唐王朝的财政已无力支持元和以来对于魏博为代表的藩镇的赎买政策。
魏博所依赖的是本地丁壮，因此强烈的乡土意识成为日后魏博军队的重要特质，与接收安史遗产、以骑兵见长的成德相较，魏博的军队多是由步卒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