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看到一些小广告贴的不是地方，就按照广告留的电话，把广告主招来，说是要做业务。来的是一个农村胖妞，一看是找茬的，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又是鼻涕又是泪的，引来无数路人围观，都以为我欺负了那妞似的，我恨不得跪下让胖妞滚走。城市牛皮癣之乱象反映了社会治理的混乱，对于不良行为抓不得，管不得，恶小无以为治。
去年，我为一所中学上心理健康课。之前助教反复打招呼，要孩子们注意课堂纪律。我呢，自以为心理健康课应该是自由宽松的 ，说了句不想听的可以不听，只要不影响别人。结果完全不管用，就是有人要影响别人。一方面，我不断讲述一些生动的故事，吸引学生，另一方面我想到了惩罚，我问助教可否让讲话的人在前台面壁？助教跟我说，没用的，这既不足以调动孩子们的羞耻心，也不构成身体上的痛苦，恐怕是一个嘻哈闹剧。助教介绍的经验是，对学生不要给好脸色，要让孩子怕你。实在不行，有的老师是打人的。打人也讲技巧：这孩子的家长是什么人，惹不惹得起；这孩子你打不打得过；打了能不能达到效果。我听了一头乌云，如果老师的行为如此扭曲毫无规则地游走，如何为孩子建立敞亮的规矩呢？有个家长把调皮的孩子交给我说，只要你能让他变好，你可以打可以骂的。可我如何打如何骂呢？
我想到了新加坡的鞭刑，想到了私塾先生的戒尺。还作古作经地通过93学社写了个提案，建议在武汉市推行鞭刑。收到提案的人晒笑曰，这就是你们心理专家想干的事情?
是的。社会治理适用行为学的原则——奖励和惩罚。有人问我打人好不好，我说好，就是看你怎么打，怎么骂，该不该打，该不该骂。如果该打的不打，该骂的不骂，这也是问题。
小广告的事，如果要公安来管，事情太小；城管罚款，当事人太穷（穷不是乱搞的理由）；群众出手，你凭什么打人？如果制定条例，一视同仁，违规者照律行事，几鞭子下去，皮开肉绽，数日坐卧不安，他怎能不好好想一想自己所做的事情？打要有章法，要有标准，无论富贵（如果罚款能解决问题，富人就可以胡作非为了），打后可以免费医疗护理。我代表人民抽你，打人不因其野蛮而成为“负能量”。
中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变得格外怀柔，对坏人坏事说不得、打不得，缺少恰到好处的惩罚。事情没法收拾的时候，又抽筋一样来次严打，人是否受到惩罚全凭运气。有个人在工作中偷了别人的手机，然后用手机淘宝买东西。掉手机的人买了手机再上淘宝，购物后没有收到东西，才发现有人在用自己的手机在买东西。事发后，偷手机的人再三要求不要昭章其恶，领导也怕影响单位形象。此事为恶者逍遥，为官者戚戚。让事情一码归一码好不好：现实问题按现实原则处理，该批评就批评，该处分就处分；心理问题循心理途径解决。对于孩子更是这样，大家都在爱护祖国的花朵，我却在这里重拾戒尺喊打，不识时务者不过如此也，可大家都做好人，投鼠忌器，则坏人当道矣。有些事，一味地表示关切或抗议是不够的，该出手的时候还是要出手。没有规矩，何以方圆。
都以为心理工作是一项婆婆妈妈温暖人心的工作，其实从广义上讲，一切针对人的主观世界的工作都是心理工作，一切问题都可以从现实问题、思想问题、心理问题三个方面去考虑。而且，这三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个人的行为会导致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导致人心的混乱。打，可以帮助当事人明确其行为边界或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