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来往书信绝大多数涉及政论、时论以及评论，见解独到、立场坚定，始终有一种奋斗精神在其中，并充满着理性。个人觉得他是一个理性的人，虽困于思想的铁笼，但生活的清清楚楚。（1849-1850年间的信件更加体现了这样一种情况）。1850.12.15致路易·德·凯戈莱的信无疑完全体现着他想为“思维”“理性”“理解”找一个符合他习惯（对目前时代的整体性反思和洞察、对于我们现代社会的自由判断、以及对其可能的未来的预见）的“安处”。不怕“操心”的事情多，就怕不能充分的操心每一件事！托克维尔最大的痛苦是他对于“理解”的追求，思想“枯竭”的可能以及理性无处安放的“恐惧”。这才是他的焦躁。“秩序”“清晰”“理性”“确定性”是其生活的特点、思想的追求。
托克维尔是一位思想上不愿停下的政治思想家，他虽然在思想领域“焦躁”，但却乐此不疲。在对于实事的评论胜过他对时事的描述。他那双深邃的捕捉细微细节的眼光结合永动机式的大脑让他能够对目前以及之前的局势有总体性的见解、对时事有自由的判断，对未来的发展趋势有所察觉。他虚心求教、立场坚定、哪怕被孤立；他勇于反思自己，对自身的周遭的分析如同对时事评论一样深刻；知道自己所追求的、所拥有的、所珍惜的。爱情和友情，对于他来讲，弥足珍贵。在他的信件中，充满了他在真心朋友面前的坦率、真诚之意；他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书信用语纯熟，而且谦逊但其中有深意，像是一朵带刺的玫瑰，散发清香但特点鲜明。信，对于托克维尔来讲，一是维护友谊和信任的途径，更是他捋清思路，在写信过程中开拓思路，讨论观点，在赞成和反对某一观点中使自己更加清晰的一个平台。
在阅读书信过程中，个人认为，托克维尔并没有如本书开篇描述的那样生活在怀疑的焦虑之中。他焦虑是因为托克维尔对于局势的清楚分析，对于政局局势的清晰把握、对于自身所处之境的清晰看待，他想要洞察事物，预见未来。在1827年7月23日他致路易·德·凯戈莱的信中他说到“我觉得思想得以展开，这是我心中的惬意就像当初恋爱时一样，觉得自己真正是在生活”。他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追求的是理性的力量，思考与理解的活动是这种理性的体现，他活的太有秩序，思想的秩序、生活的秩序，这是一种确定性。托克维尔自己再向索菲亚·斯维金娜的信中在倾诉自己痛苦的原因时，说了一个值得同情的原因：“这就是一个向往确定性但又不能把握它的人的不懈然而徒劳的努力；他比任何人都更需要这种确定性，但比任何人都更无法平静地享受它”（1857年2月26日致索菲亚·斯维金娜的信）。他按照自己的逻辑习惯思考着一切，看透了，却无力改变。相对于托克维尔的思维，我更感兴趣他是如何形成的（从信中略有所感：经常的思维锻炼、大胆而谦虚的表达自己想法、个人的阅历等）。因此，他需要让大脑不断运动，这就像可卡因，思维上的瘾君子。这是幸福的源泉，同时也是痛苦的滥觞。他在1850.12.15致路易·德·凯戈莱的信中说到“但是在这么多美妙的事物中，我还是很快会感到苦到，如果我不能给自己找到一件高强度的脑力工作的话”“我真正的价值在于头脑工作，我在思考中比在行动中更出色……”；“一般来说，没有什么比有头脑的人更让人有胃口。”（1856年12月28日致欧仁妮·德·格朗赛）。看得清楚，便想要采取行动促成之、避免之，可要达到具有法国民情和习惯的自由就需要先培养前者，而前者在当时是多么的困难。他一直在渴求清晰、追寻局势的看清。在1851年9月14日致古斯塔夫·德·博蒙的信中，他这样说到：“此中在我看来可以澄清这一关乎未来的特别问题的亮光，并不能让我更清晰地看清局势的其他方面”。追求梦想世界的失意更加说明了托克维尔因看清而迷茫，因理性而惆怅的那种心情，1855年11月22日致古斯塔夫·德·博蒙的信中，他做了一种类似于总结一生的工作，表达了一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如果过去是场梦 ，那么我们至少不能失去现在，应让它产生某种更为切实的东西”。在1851年之后的信件中，他曾多次希望借助于思维活动求的平静，在写作中找到打败气馁的力量，渴望转移注意力的同时心中却放不下局势，好似一场恋恋不舍的分手。1852年1月9日致亨利·里夫、1853年3月23日致古斯塔夫·德·博蒙等信件中，充满了这样一种情绪，正如他自己所说：“在我们过去的生活之后，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兴趣强烈的脑力工作是幸福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没有任何东西能取代它”。
我越是读这本书，我越不同意书中所持有的认为托克维尔“试图逃避自己的时代”这一观点，从信件中，可以明显看到，托克维尔一直为法国自由而奋斗，希望法国能够培养出能够生长出自由、民主的民情和习惯，他一直为之奋斗着。他陷入书中不是逃避，而是面对法国现实的结果。他意欲通过思考、分析、推理并参考其他国家的政治情况，结合法国的局势为法国找到解决之道，这是他“仍在不懈地坚持所做的工作（1855年11月22日致古斯塔夫·德·博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