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飘零在风中
我出生在广元棉纺二厂的九三年，像一粒被车床铁屑卷住的尘埃，落在轧棉机旁，哇一声哭，把车间里最后一点蒸汽吹散。后来翻档案，知道“二厂”在纸面上叫市属集体企业；再后来想明白，真正的二厂，是父亲高勇腰间那串钥匙走起路来叮当响，是新拆封玩具的塑料味混进车间里的油脂气，甜腻里带着金属的凉。
傍晚六点，是厂区的小钟点。广播里播到“红日”，门卫打盹，小卖部的玻璃柜台照见晦暗的天空，父亲必定提着点什么回家。不管外头刮风下雨，还是酒局上被人灌成了烂泥，只要一脚跨进家门，手里都得有个物件——合金小车、奥特曼、拼图、遥控器的电池、能闪光的蜡笔，凑不齐也得拎包面包当意思。他像一个按时投放物资的补给站，我则在客厅地板上开箱验收，发出专属于孩童的夸张惊呼。
那时候我不懂成年人的辛劳，也没识得“家境”这俩字。我只会把玩具拆到零件，抠掉螺丝，再看父亲脱皮鞋换拖鞋，钻进厨房，一边翻勺一边问我“会不会发光？”我点点头，灯就又亮一盏。最印象深刻的是，是那台日本进口正版宝可梦削笔刀。五百块。九十年代末，普通工人一个月领六百。父亲抱回这台小机器，放在我的书桌上，金属壳子反了窗外的光，手摇把用起来像秋天河里的水，轻，完全没有阻力。邻居孩子拿几毛钱小刀慢慢修，我用这台像仪表一样的东西，把铅笔尖削得像针。那会儿我不懂“阶层”“溺爱”，只觉得这个把手转起来顺滑，像父亲替我铺的路，平得看不出坡度。
现在爸爸年龄越来越大 越来越苍老人总会老去，像在风中的旧报纸。温室里 蜜罐里成长的我 任性的我 自我的我 终于理解了父亲的艰难与坚强。
我要经历多长的路途才能成为真正的男人，鸽子要飞跃几重大海，才能在沙滩上安歇。一个人要多么善听，才能听到别人的呐喊。 那答案飘零在风中。这次我一定说到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