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蕾莎修女：小事虽小，但是在小事上忠诚却是一大成就。

康德

——人不能被判为奴，他只能自认为奴。

韩少功：文学毕竟是文学，抽象手法是为了更好地呈现具象，而不是取代具象，不是要走向概念化。现在有些抽象艺术变成了新的图解，我对此不以为然。我的小说兴趣是继续打破现有的叙事模式。现有的小说从产生那天起，对于揭示人性起过很大的作用，后来现代主义又带来新的因素，如意识流。意识流挑战原有小说逻辑，把意识深层的黑暗面照亮，但现代派小说又陷入了模式，内在的动力弱了，有些重复，这可称作叙事艺术的危机。

韩少功和格非的文学理论修养不相上下。在作家中是排头兵。

记者: 你在写作中，好像回忆、对过去的记忆比较多，但你有没有想过从中提升什么意义？韩少功: 把它典型化、强烈化？我想尽量避免这个，我们的典型化、意义化——即把一种意义集中概括——服从此时意义的表达。我想尽量反其道而行之，保持非意义化。比如我写一棵树、一条狗，没有意义，甚至是生活的碎片，但它还是保留在记忆中。以前我们对闲笔有一个看法，闲笔是为调节，是可有可无的。实际上我们可能要重新认识这个问题，有些闲笔实际上并不是闲笔，不是可有可无的。它们本身是构成这个内容和意义的一部分。以前的小说以人为中心，后来又是以流行的意识形态主题为中心，应从这个模式中跳出来。其实一棵树有时也可以成为一个中心。

有些词很讨厌，比如“像”，我一般尽量改成“如”“如同”“好似

还有“香气”，我总是想换成别的。“雾气”，我也总想换成别的

谢有顺分享的第一句常道是，“心气要高一点”。直白地说，就是作家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站得高一点、志向远一点，写作才能变得从容。”谢有顺说，这就好比我们站上更高的山，声音能传到更远的地方。有的人年轻的时候十分在乎名利、在乎名次、奖杯和荣誉，但最后发现这些并没有多大意义。

“很多人看张爱玲的小说，总能生出一种悲凉之感，现世确实繁华、喧闹、热烈，但把时间拉长一点，这些东西可能都要归于虚无。我觉得恰恰是有一种非常积极的人生观，让我们看透那些虚无的东西，在逆境中依旧站在高点，非功利地规划自己的写作人生，胜不骄败不馁，知好辨坏有自己的丈量尺度。”在谢有顺看来，这份“心气”是写作的基本。

孙周兴：为什么大家现在不愿意提美学的概念，不愿意使用美学，因为美学所讨论的艺术或者说人类的感性层面，一直被认为是低端的，是跟理性哲学、理性逻辑相对立一个面向。虽然在近代也有像维柯、哈曼这样一些先知的思想家试图破除理性对于感性、哲学对于艺术的权力秩序和等级关系，但是都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一直到尼采才完成了这个任务。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面，把创造的艺术与批判的哲学之间的关系设为民族文化的轴心关系，最基本的关系。他认为一个美好的文化状态是艺术与哲学协调共生的关系。而到苏格拉底时代，理论-科学兴起了，知识冲动失去了控制，艺术与哲学的良好关系转化为等级对抗关系，艺术受到了理论文化（科学乐观主义）的挤压。

尼采这个时候也把它叫做苏格拉底主义，当时他也没有使用柏拉图主义这个概念。尼采给出的一个解决方案是，要重新调适艺术与哲学的关系，期待一种艺术性的哲学和哲学性的艺术，以及与此相应的一个新的人类类型，他把这个新的人类类型叫做哲学-艺术家，当然也会反过来使用，说艺术-哲学家。

他在哲学家和艺术家之间加了个连字符，这种新的类型，实际上后来尼采那儿叫做「超人」，所谓「超人」是这么一个类型的人。

明明有所感有体验，非要将它风干成咸菜疙瘩，毫无审美自觉意识，读一辈子死书。眼睛里看不到嫦娥，只看到苍白的月球，何等悲哀。

读书写作让人更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佩索阿说他对他的v老板都怀有惜别之情

写作要放松，别端着。讲真话变得很难了，所以要反复拷问自己。不能怕，也不能脆弱。写作的副产品是人格的完善。人不那么浮躁浮夸，比较能冷静。

托尔斯泰有一个短篇写的就是一个人突然知道自己要死了，才发现和别人无关，只和自己一个人有关。这时候他想着解决办法，哪里有办法呢。他想着假如时光倒流，哈，时光不会倒流。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不会单单照顾人类的。只是给了人一颗糖，能思维，第二颗糖就没有了。给人赖活的机会，不给人以良好生活。事实上，我认为是同时给了的，只不过要经受一番精神历练。

精神上总是要有所追求。关于动物的思维，是人的视角，没有办法论证的。小动物也会哭，但是它是否能理解伤心痛苦，就没人知道了。川端的小说面貌。那个女孩子小时候哭，长大了哭，戏里戏外都哭，但是哭和哭不同。川端这个小小说写得很深刻完美。她的孩子也是一样进行。每一代人都经历这些。人的天命，需要一种理解才能和解，泰然任之。否则充满了愤怒和虚无甚至绝望的情绪，幸福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