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弟弟，像两株长在岩石缝隙里的小草，紧紧挨着，分享着同一块贫瘠的土壤和那一点点稀薄的阳光。
我们都内向、腼腆，不爱说话。这大概是同样的环境刻在我们身上的共同印记。只是弟弟比我更甚。母亲去世时，他还不会说话。我至少还拥有过三年模糊却带着体温的母爱记忆，而他关于“母亲”的全部认知，从一开始，就是那座冰冷的、长满杂草的小山包。他这辈子，从未开口叫过一声“妈妈”。这个词对他而言，或许比山那边从未去过的镇子还要遥远，只存在于别人的话语里，与他自己的生活没有半点交集。
我可怜的弟弟，他永远不知道被母亲搂在怀里是什么感觉，不知道委屈时可以扑进那个最柔软、最安全的怀抱里放声大哭。他所有的委屈和难过，最终都只能流向那座沉默的土堆。无论他站在那里多久，说多少话，都不会得到任何回应。
小时候，当我因为各种委屈躲在角落里偷偷抹眼泪时，他总会笨拙地凑过来，用小手轻轻拍我的背，或者从口袋里掏出一颗脏兮兮的野果塞到我手里。他越是这样，我心里那股混合着悲伤、怜惜和同病相怜的酸楚就越汹涌。有时候，我会烦躁地推开他，冲他吼，让他别跟着我。可他就像我的影子，沉默而固执地跟在我身后几步远的地方，怎么都甩不掉。
长大后，我离家求学、闯荡，他留在故乡，我们的轨迹越来越不同。但我知道，他去那座山包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他一定是在外面，独自吞咽了许多我无法想象的委屈。他从不向我诉说，就像我们小时候那样，所有的痛苦都习惯自己消化。可那座山包能给他什么回应呢？只有一年比一年茂盛的野草，和石碑上日渐模糊、爬满青苔的刻字。二十五年了，风吹雨淋，连石头都会老去。
父亲曾把他送到一所封闭式管理的初中。那种军事化、机械死板的管理方式，像一台冰冷的机器，把他本就内向的性子打磨得更加孤僻、更加封闭。好不容易熬到高中，却又因为学费和生活费不能及时到位——家里那点可怜的积蓄和父亲的汗水，大部分都倾斜到了我这个“有希望”的大学生身上——他最终选择了辍学，默默收拾行李，去了南方打工。
对此，父亲只是抱着头蹲在门口抽烟，一句话也说不出。而我，在大学的象牙塔里得知这个消息时，感到的是一种近乎窒息的愧疚。我是家族几代人中唯一的大学生，承载着破天荒的希望。可如今，我漂泊在广州，一事无成，像个小丑。这份愧疚，是比野猪的獠牙更尖锐、更持久的东西，时时扎着我的心，让我在深夜里难以入眠。
直到今年，我病了。肺结核，来势汹汹，想要把这些年透支的一切都一并讨回去。躺在陌生医院的病床上，高烧不退，咳得撕心裂肺，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脆弱。是弟弟，毫不犹豫地放下手里的活，从打工的城市赶来。
他话依然不多，只是默默守在床边，给我递水、递药，扶我去检查，在我咳得厉害时，轻轻拍着我的背。医药费不够，他拿出自己攒了很久、原本打算做点小生意的钱，塞到我手里，只说了一个字：“用。”
他没有说“哥，别怕”，也没有说“会好的”。但他沉默地陪伴和那些浸着汗水的钞票，比任何言语都更有力量。那一刻，我看着他低垂的、与我有些相似的眉眼，忽然明白了，我们仍然是那两株长在岩石缝里的植物。根，在黑暗深处，始终紧紧纠缠在一起。
他去看望的那座沉默的坟，或许无法给他回应，但至少，那下面埋着给予我们生命的、共同的血脉。而活着的人，尽管笨拙，尽管沉默，却依然在用尽全力，试图为彼此遮挡一点点风雨。
山路漫长，墓碑会风化。但有些东西，比如小姑背着我时喘息的温热，比如弟弟塞钱给我时粗糙的手感，比如记忆里那一毛钱十根的、辣得人流泪的“麻辣根”的味道……它们沉在心底，像被岁月打磨过的卵石，坚硬，沉默，却构成了河床最稳固的基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