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是一位三百年一遇的伟大历史学家，他学识渊博，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陈寅恪先生早年游历欧美，归国执教于清华大学，同时被清华大学历史系、文学系与哲学系三系聘为教授。他通晓英文、德文、希伯来文、藏文、蒙文、藏文、突厥文、满文、朝鲜文、印度文、梵文等十几种语言文字，一生著述颇丰。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视其为“国宝”，1949年国民政府逃离大陆时，傅斯年屡派专机到广州，希望陈寅恪先生能携家眷到台湾，均为陈先生所拒。
在生命最后二十年，陈寅恪先生双目失明、后又因摔断髋骨卧床多年，在助手的协助下先生仍然著述不断，一心为学的精神不由让人心生敬意。但更让我们敬佩的是他作为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节。陈先生一直保持着一种在当时社会环境中看上去“不合时宜”的执拗。195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历史研究所，欲聘任陈寅恪为所长。陈寅恪先生开出当时让各路知识分子跌破眼镜的两个条件，要求毛公、刘公书面承诺才能北上履职。他在复信中指出：“研究学术，最主要是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必须摆脱’俗谛之桎梏’，否则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对错，这是可以商量的，但是连思想都不自由，如何探求真理?”。1954年批俞平伯批胡适两场运动，此时期大部分学人都失掉了独立的判断力而趋时附势。陈寅恪留八字予以评价“一犬吠影，十犬吠声”， 撰文曰：“忆昔洪宪称帝之日，余适旅居旧都，其时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怪之奇观。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
学问和做人，是一体两面。也正是因为陈寅恪不趋时，不傲物，才成就了他的伟大。在那种真正考验学者的时期，他坚持了自己，与心相随，扛过了暴风骤雨，即使生命逝去，但精神与思想却穿过云雾，看见了阳光明媚，读完这本书，在陈寅恪身上看到了一种超越人格的光辉。他用生命诠释着传承与守护，自由与独立，以最美的形式绽放着。陈寅恪，是学人风骨，更是激励我们前行的明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