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拙著《战将薛岳》】
日军攻占衡阳后，虽已筋疲力尽，但为了不给中国军队喘息的机会，以利下一阶段广西境内的作战，他们决定乘胜进击。
第11军虽已伤亡近半，但士气旺盛，他们认为“今后约一个月的作战当无妨碍”。11军积极请战，但考虑到其战力严重不足，中国派遣军又特从华北方面军增调了第37师团加入11军序列。“必须指出，通过这次衡阳的战斗，使我军感到中国军队士气的旺盛。”【31】
此后11军倾其各主力师团由北向南于宽广正面急进，而衡阳一战后，湖南前线的中国军队尚未调整部署，在日军快速突进之下，无法组织有效抵抗，结果防线一触即溃。
8月下旬，为统一指导湘桂作战，日军新成立第六方面军，调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任司令官，统率直接担任湘桂作战的第11、第23和防卫武汉附近的第34军及配备于长衡地区的直辖部队，实施打通湘桂铁路的计划。
国军斗志全无，竟至一溃千里，仅半月间日军就横扫衡阳至湘桂边境间250公里，9月5日日军攻占祁阳，7日攻占零陵，13日占领道县，14日不战而得筑有坚固国防工事的广西全县，从而将战火烧到了湘桂边境。如此快速的进展，连第11军自己也之惊叹，如在占领全县时表示“重庆军放弃如此坚固阵地竟然退却，其意图何在，实难理解”。全县的陷落，也标志着长衡会战的正式结束。
在此后的广西会战中，白崇禧的表现也很差，省会桂林两天不到就失守了，据第11军战后发表的统计：在桂林战斗中，中国军队阵亡5665人，被俘13151人，物资损失无数【32】。整个会战期间，国军的伤亡及失踪人数超过了三分之一，本已低落的士气更加低落。
长衡会战从1944年5月27日开始到9月14日结束，历时100余天，终以长沙和衡阳相继失守而告终。薛岳带领部队，撤至湘赣粤边区坚持战斗。
日军参战总人数为9个师团、4个野战补充队约22万人，中国方面参战总人数为16个军40多个师约40万人。据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统计，在此次战役中，击毙日军19751人，打伤日军47158人，共计66809人；中国方面阵亡49370人，41207人负伤，共计伤亡90577人。
不管怎么说，这一回的敌我伤亡统计算是靠谱多了，仅仅衡阳一战，日军所付出的代价便是空前巨大的，以至于日本军方多年以后还是不敢向国民公布真相，只是强调此役特别“苦难”。据《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中承认，衡阳攻击战中日军共伤亡19380人，其中军官910人【33】。不过这还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数字，日方编撰的《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一书中指出：自整个会战开始到7月20日，第11军8个师团（除军直属队以外）共战死3860人、战伤8327人，因天气酷暑等因素战病7099人，其中因飞机轰炸而损伤的人数约占10%，其中68、116两师团战死共计1585人、战伤共计3080人、战病共计1792人；但是非常奇怪的是，7月23日前后日军在预估下一阶段作战的伤亡时指出，由于酷暑的激化和作战的艰难，截止8月中旬以前，日军战伤人数将可能飙升至约计5万，到8月下旬，战伤人员则达到约6万，扣除运送期间发生的事故部分（10%—20%，主要来自轰炸），也有4、5万人【34】。加上战死、病死的约3万左右，第11军可谓已经伤亡近半——尽管这只是一种预估，但终被事实所验证，因此日方战史中也不得不承认：各师团“已遭受3—4成的损失”【35】，以至令中国派遣军和大本营非常担忧。
由于日本大力发展海军，造成了钢铁的大量缺口，仅仅一艘战列舰所消耗的钢材就足以制造几千辆重型坦克。而日军向来机械设备缺乏，尤其是没有那种在交通状况很差的路段保障前行的半履带车辆（德军进攻苏联也没有事先准备这类车辆【36】），加之制空权的丧失，都为日军的后勤补给造成巨大影响。战线拉得越长，日军的补给就越困难。恶劣的战场环境、大量的人员伤亡，医药、粮食的缺乏，也容易引发恶性循环，导致霍乱等疾病流行，连交战双方的最高指挥方先觉和横山勇也得了痢疾。据日军各部队战史记载，在7月中旬时，部队中已经开始发生霍乱，仅仅在衡阳郊区杨家坳日军野战医院中的数据，霍乱流行期间，此处伤病员就死了四五千人。
综合中国军队此前的战绩，以及衡阳战役后国军一溃千里的情形，由此不难看出，截止8月8日的衡阳保卫战期间，日军的总减员应该在8万左右，因此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记载的日军在衡阳一战中的伤亡（减员）人数为7万的说法（排除外围约1万）【37】，还是经得起检验的！
另外作为这一推断的佐证，葛先才在回忆录中指出：“日本投降后，其师团长等个人所透露衡阳之役伤亡皆为四万八千余人，我认为此数位仍有保留。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敌人正确伤亡数位。衡阳弃守，衡阳会战结束，敌国大本营一次补充其第十一军新兵十万人，全期衡阳会战中，除衡阳城之持久惨烈攻防战外，其他地区，皆无持久激烈战斗，当然不会有重大伤亡。显然，此十万新兵，绝大多数乃补充攻城各师旅团之伤亡缺额，却也难怪，敌有隐瞒伤亡数位之苦衷。攻击一个兵员不整，装备不全破破烂烂之第十军，敌人先后等于使用了七个师团兵力，三次总攻，费时四十七天之久，而不能击溃我第十军攻占衡阳城。如将正确伤亡数位公布，敌军方将如何向其国人交代，更不可列入战史遗羞于后世。故其间封锁衡阳惨败消息。”【38】补充10万新兵的佐证，也可见之于伊藤正德《帝国陆军的最后：决战篇》中的记述【39】。
就算按照比较保守的估算，日军为进攻衡阳而付出的代价也确实应该是伤亡5万人左右，这一战果已经基本相当于八年敌后战场的战场总和了（相当于八年抗战中日军在华总伤亡的5%）。第10军伤亡则为1.4万左右，相对而言其代价极为微小。而综合种种迹象和数据，日军在长衡会战期间由伤亡、疾病所造成的减员，确实应该在10万以上。也正是如此惨重的伤亡，在中国战场上还是从未有过的，以至于衡阳保卫战结束初期日军的精神已近癫狂，死要面子的他们不顾派遣军司令部的再三劝阻，更加急于证明皇军的无敌，侥幸国军此时毫无斗志。
在日俄战争期间，日军在“愚将”乃木希典的率领下强攻俄国在旅顺港的坚固堡垒，结果付出了11万之众的惨重伤亡。衡阳保卫战便被日方称为“华南旅顺之战”，可见伤亡之大，同时也隐喻着日军起初急于占领衡阳以至造成极大的伤亡。
在日本的军事文化中，是痛恨失败的，英国在缅甸战场上的名将斯利姆就曾注意到日军的这一致命缺点：“当他们失利时，他们太固执以至于无法承认；此外，他们越输越想翻本。武士道的规则、面子、服从上级，甚至有亲缘关系，令他们倾向于做徒劳无益的事情。”【40】
就是基于日军的这种蛮干作风，衡阳保卫战这一“八年抗战日军最苦难之役”才有幸为后世树立了一座光辉的抗战丰碑！衡阳才有幸成为国民政府批准的唯一的“抗战纪念城”！
豫湘桂的军事大溃败，对于中国的国际地位及战后局势影响极大，美国有鉴于国军的疲弱不振，不得不决定借助苏军的力量消灭庞大的在华关东军，由此大大改写了中国历史，因为东北在当时中国的地位形同美国对于西欧。
尽管美国方面也有很多人认为凭借美国自己的力量完全可以迅速击败日本，但是作为民主国家的美国最怕的就是死人，因此不能不牺牲中国的利益：“不论美军在菲律宾肃清日军是多么成功，却掩盖不论一个痛苦的事实：美军面临敌人顽强抵抗，进展十分缓慢，且伤亡惨重。马尼拉之役始于二月三日，进行了整整一个月，美军阵亡一千多人、伤者五千多人。以这种伤亡率估算，美军的确需要苏联助阵，而且是愈快愈好。”【41】
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为了使苏联尽早出兵中国，罗斯福、丘吉尔背着中国与斯大林达成了一项损害中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秘密协定：允许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外蒙古）在苏联保护下独立，恢复帝俄时代在中国东北取得的殖民特权，如租界旅顺口军港、中苏共有东北铁路主权以及在东北“优先利益”等等。
日本方面的确是取得了战场上的表面胜利，然而整个豫湘桂作战实则是一次错误的大规模出击，日军妄图以中国战场上的胜利来弥补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可惜最终事与愿违：铁路通不了，公路也被破坏，美军的B29轰炸机则已经可以从塞班岛起飞前往轰炸日本本土。而且日方不考虑自身有限的供给能力，乃至“过度地、不合情理地使用兵力，造成军队不必要的损失”，实则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表现，集中体现了日方在作困兽之斗时的疯狂心理。另外，由于作为绝对防卫线的塞班岛被美军于6月15日占领，以及衡阳久攻不下等，导致东条英机内阁于7月18日倒台。
不得不说，政治与军事之间往往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错位现象，三次长沙会战歼敌很少，总数不过3万，但政治意义、宣传意义很大；湖南会战歼敌很多，甚至与己方总伤亡相当，但政治意义、宣传意义却很小。
长衡会战总体上的失败，作为第九战区最高指挥官的薛岳，明显犯有骄兵轻敌、对敌情判断失当、沿袭上次作战方案等错误，对这次失利是要负一定责任的，但责任又不能完全归之于薛岳。当抗战进入到第八个年头时，中国的军心、民心都已经有所懈怠和疲困，作战意志早已大不如前；而且当时中国远征军正在缅北、滇西大举出击，这支装备精良、战力充实的主力部队（总计七个军以上）被抽调，也大大消弱了国内战场上的防守力量。
按照“飞虎将军”陈纳德的记述，其实“驼峰航线”的运输量已经足以满足中国战场之需，而且其成效显著，专门研究该问题的约翰·D.普雷廷在其专著《驼峰空运》中便指出：“驼峰空运行动的规模和成效远远超过了盟国通过陆上运输线为中国提供的援助”；可是毫无大局眼光、身为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为了挽回自己在缅甸战场失去的荣誉（孙立人认为史迪威性情急躁），非要强行扫清缅甸的日军，而且还是沿用一战时期的陈旧方式，不懂得切断日军补给的重要性，以至于造成大量物资向印缅战场倾斜，甚至于史迪威以手上掌握的援华物资分配权为要挟，要求蒋介石派出精锐部队从云南出击以配合缅北作战。前面已经提到，驻华空军在一号作战前其实也已经通过空中侦察基本掌握了日军的动向，可是史迪威跟薛岳一样就是不信，或者说根本不屑一顾。
本来由于美国的“先欧后亚”战略，援华物资就不多，再加史迪威的浪费，陈纳德所率领的美国驻华空军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实际上，美国驻华空军以及先前作为美国志愿者的“飞虎队”是一支非常传奇的队伍，他们的辉煌战绩表明【42】，只要尽量多给他们一些物资，他们就可以创造中国战场的奇迹——按照陈纳德的说法，若不是物资匮乏，他就可以将日军在“一号作战”发动前就炸得无法集中兵员和物资（1944年底才如愿在史迪威的后任魏德迈的支持下将华中日军的补给中心武汉给炸了个底朝天），事实上美国驻华空军在豫湘桂战役前后也作出了杰出贡献，诸如湖南战场日军补给之困难，很大程度上也是驻华空军与中国空军的大力封锁造成的，衡阳保卫战奇迹的取得显然并非单纯是第10军奋战之功。
据曾出任陆相的杉山元战后回忆，由于中美飞机的袭击与湖南地区洪水的双重影响，自汉口南下的铁路大部被毁，不能修复，在初攻衡阳失败前，没有丝毫物资供应日军。7月2日也只有少量的物资送到日军前线。在中美空军几乎不间断的袭击下，日军的水上、陆上补给线常被切断，有时因弹药用尽而被迫停止进攻。日军炮兵、辎重等支援部队，车辆屡遭打击，也消弱了进攻力量，“日军官兵甚至连饭都吃不上，不得不掠夺当地百姓尚未成熟的稻谷充饥，连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也因此连日腹泻，十分狼狈”【43】。
亲历过此役的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藤原彰回忆道：
“在连绵不绝的水田里修筑公路的我们第二十七师团，正好成为美国空军空袭的目标。美军飞机的超低空飞行，甚至到了连美国飞行员的脸都能看得见的程度，那样的情形我曾多次看见过。反过来，日军的飞机连一次也没有出现过。在1944 年6 月的前两周，我们是在与烂泥作斗争的道路修筑中度过的。分配给我们的任务连三分之一都没有能完成，但士兵们已经感到非常疲劳了。而且越来越接近兵站线的最前头，粮食的补给也不够充分，特别是副食品，完全没有任何补给。实际上，从作战一开始就没有任何补给计划。也许日军的补给完全是依赖于就地征发补给品，但征发的成果往往是零。湖南省的这一地区已经反复经历过战争，是习惯于战争的第三、第十三两个师团毁坏和糟蹋过的地区，凡是能吃的东西，一点儿也没有留下来。身体的疲劳加上营养的不足，成为导致后来出现大量营养失调患者的原因。”【44】
另外，在第68师团的战史中提到，8月10日岳阳兵站被空袭，导致三个师团40天的医疗用品全部报销，此举无疑会加重日军在8、9月中战病、战伤人员的死亡【45】。另据藤原彰《饿死的灵魂们》一书的结论，在二战期间230万日军亡灵中，至少有一半的人员不是战死而是饿死的，这些人员饿死的重要原因，“还在于作战优先、轻视补给的日本军队的作战行为特性，在于即使没有粮食，也要凭借气力作战的军国主义精神”【46】。
事实上，美国空军的装备并不是多占优势，甚至于往往在数量和装备上居于劣势，美军的出色战绩主要得益于战术的灵活。据参加衡阳保卫战的中国士兵回忆，日军对于驻华空军已经怕到了骨子里，“日军只敢夜间出动，如果日军白天出动，被陈纳德的飞虎队看到了，就用机枪扫射，日本人对飞虎队怕得要命”、“日本人太害怕飞虎队了”【47】之类的记述很多。也因此，陈纳德成为“自马可·波罗以来最受中国人欢迎的外国人”。
对于蒋介石亲自插手指挥而又多变的命令，薛岳事后指出：“凡会战必须具备歼灭敌人之决心，不可迟疑犹豫，先存畏敌的心理，在何地域决战应预为选定，决战地域既定，必须尽其所有，配以充分能期应参与决战之不足兵力，再分用于决战地后方二线之防守。或分用于敌非攻击方面的防守。否则，不仅不能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反致常遭失败。”
兵败已不可挽回，而且原因也确实复杂，薛岳也只能发发议论罢了。
纵观薛岳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作为，应该说明显是功大于过的，其事功值得中华民族永远铭记！薛岳作为一个军事将领，有着过人的大智大勇和坚忍不拔的气势，但也有他自身的一些弱点和不足，固执、骄傲往往使他的军事指挥蒙上一层羞辱，使他走上的是一条一蹶一振的起伏路——这是值得后人引为鉴戒的。
长衡会战之后，薛岳把手下仅有的已久战疲惫的八个严重缺员的军拉到了湘东，尽管此地环境艰苦、局势险恶，但薛岳依然坚持顽强抵抗，以至于湘赣边的一些县城如醴陵、莲花、萍乡等城经过了反复争夺，给日军造成了很大伤亡。如第27师团曾在湘东消耗了过半兵力，其师团下属炮兵联队也损失极大，一个炮兵大队仅80人幸存。
由于薛岳与蒋介石的关系更为恶化，他这个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已经有名无实。此时，中美关系也已经严重恶化【48】，蒋介石及非嫡系将领的矛盾也已经非常尖锐。据李济深自述，1944年日军进攻长沙前后，他曾“派李卓贤到重庆去见史迪威……又派人去与薛岳联络，薛岳那时也与美国接上了头。我又派人与余汉谋联络。”【49】
美国人的史书中也指出：“两广的再次分裂，两位早期的国民党元老余汉谋和张发奎本来就摇摆不定。据说四川和云南的派系准备一旦重庆的政府崩溃，就跟两广的政府结盟。在鱼米之乡的湖南，第九战区司令薛岳的司令部开始公开表达不满情绪。”【50】
随着湘桂战事的失利，蒋介石及非嫡系将领之间的关系必然更为紧张，薛岳将自己立于一个半独立的地位，显然有随时拒蒋的打算。
薛岳率军进驻湘东以后，对于抗战及反共都做出了一定贡献。薛岳将第九战区残余主力撤到湘东后，将99军、暂2军、44军、4军、37军等5个军留在了粤汉线以东，缓解了该区域兵力不足的窘境，为日后保卫粤汉线(南段)和赣南保存了重要力量。江西是抗日反攻的一个重要基地，也是国共争夺的焦点所在，将第九战区主力西调就等于将江西拱手让人，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赣江追击战和击溃八路军南下支队的战果了。
1945年初，薛岳率第九战区主力参加了湘粤赣会战。6月到8月间，组织实施了针对驻粤赣边境日军的赣江追击战。9月前后，薛岳在南昌接受日军投降，并指挥暂2军、37军等部在赣南和湘南击败了八路军南下支队，破坏了中共建立五岭根据地作为即将爆发的内战中的南翼的战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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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31】《大东亚战争全史》，P1120
【32】在《张发奎口述自传》中，张发奎也提到在桂柳会战期间曾发生了美军飞机误炸国军驻地六寨的惨剧，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网上流传着一篇名为《惨烈的1944年桂林保卫战》的文章，其中对桂军极尽吹捧之能事，颇多不实之处，连日军发起总攻的时间也提前了十天。
【33】见《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附录三，P173
【34】《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下册，P16。笔者认为，日本方面做出那么高的伤亡估计，其主要依据也许正是在衡阳遭到的惨重损失。负责主攻衡阳的68、116两师团的伤亡则明显与事实不符，应该存在瞒报情况，而且据说补充兵力属于借调兵力，有时伤亡不统计在本作战单位内。
【35】《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第三卷，P334
【36】可参见李德·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一书，由于德军对于胜利的前景过于乐观，没有充分考虑到苏联不堪的交通状况，以至于半履带车辆严重不足，造成深入苏联腹地后补给能力严重下降。
【37】见《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
【38】《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P156.曾亲历过此战的日军士兵和田丈夫称衡阳一战日军“大约战死了2万名，受伤者将近6万，以京都、大阪为中心的两个师团几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见《衡阳抗战铸名城》,P243
【39】参见《1944衡阳会战亲历记》，P26
【40】见麦克林恩《缅甸战役：从灾难走向胜利（1942—1945）》，P228
【41】《雅尔塔：决定世界格局和历史进程的八天》，P259
【42】《飞虎将军陈纳德回忆录》第474页中总结道：“在三年多的战斗中我们共损失飞机五百架，而我们消灭了二千六百架敌机，击沉或重创二百二十三万吨敌人商船、四十四艘军舰、一万三千艘一百吨以下的内河船只，击毙六万六千七百名官兵，摧毁了五百七十三座桥梁。”
【43】《浴血长空：中国空军抗日战史》，P314
【44】《中国战场从军记》，P100
【45】此处《桧第六十八师团史》信息由熟悉日文的军史同好提供。
【46】《中国战场从军记》作者自序，P1
【47】《老兵口述抗战②：石牌、常德、衡阳、桂林四大保卫战》,P165
【48】可参见王建朗《信任的流失：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美关系》一文
【49】参见《李济深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50】《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P4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