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国公子：司马迁没有见到过的历史材料，苏秦诋毁孟尝君(2025 12 2)
《战国纵横家书》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共27章，一万余字。其内容主要是战国纵横家如苏秦、苏代等人的书信和说辞，其中16章为现存古籍所未见。该书极大改变了学界对战国纵横家，尤其是苏秦活动的认识，揭示了其“为燕反间于齐”的真实形象，订正了《史记》等传世文献的年代与史实错误，是研究战国中后期政治、外交与思想的一手珍贵史料。第八章有《苏秦谓齐王》，本章是苏秦与齐闵王谈话，内容是着力诋毁薛公孟尝君田文。
薛国公子今对其认真解读与研究一下。
苏秦谓齐王
原文：
谓齐王曰：“薛公相齐也，伐楚九岁，攻秦三年。欲以残宋，取淮北，宋不残，淮北不得。以齐封奉阳君，使梁、韩皆效地，欲以取赵，赵氏不得。身率梁王与成阳君北面而朝奉阳君于邯郸，而赵氏不得。王弃薛公，身断事。立帝，帝立。伐秦，秦伐。谋取赵，得。攻宋，宋残。是则王之明也。虽然，愿王之察之也。是无它故，臣之以燕事王循也。谓臣曰：‘伤齐者，必赵也。秦虽强，终不敢出塞溯河，绝中国而攻齐。楚、越远，宋、鲁弱，燕人承，韩、梁有秦患，伤齐者必赵。赵氏终不可得已，为之若何？’臣谓寅曰：‘请劫之。子以齐大重秦，秦将以燕事齐，齐燕为一，韩、梁必从。赵悍则伐之，愿则挚而攻宋。’寅以为善。臣以车百五十乘入齐，寅逆于高闾，身御臣以入。事曲当臣之言，是则王之教也。然臣亦见其必可也。犹寅不知变事以攻宋也，不然，寅之所与臣前约者善矣。今三晋之敢据薛公与不敢据，臣未之识。虽使据之，臣保燕而事王，三晋必不敢变。齐燕为一，三晋有变，事乃时为也。是故当今之时，臣之为王守燕，百它日之节。虽然，成臣之事者，在王之循甘燕也。王虽疑燕，亦甘之；不疑，亦甘之。王明示天下以有燕，而臣不能使王得志于三晋，臣亦不足事也。”
解读：
这段《苏秦谓齐王》的说辞，是战国纵横家苏秦在公元前289年左右，向齐湣王进谏的关键对话。它发生在一个极其微妙的历史时刻：齐国在齐湣王罢免相国孟尝君（薛公田文）并亲政后，取得了称帝、组织五国攻秦、第一次伐宋等一系列显赫功绩，但内部危机四伏。逃亡到魏国（梁）的薛公正积极联络诸侯反齐；韩、赵、魏“三晋”因恐惧齐国过强而离心离德；表面顺从的燕国因旧恨（齐宣王曾几乎灭燕）而暗藏祸心；而齐湣王吞并宋国的野心尚未满足。苏秦以燕国利益代言人兼齐国客卿的双重身份，试图说服齐王巩固齐燕同盟，以应对当前危局。
第一段解读：否定过去，称颂现在
苏秦开篇就说：“薛公担任齐相的时候，向南攻打楚国长达五年，向西联合韩、魏进攻秦国又持续了三年。”
这里原文的“九岁”（九年）很可能是“五岁”（五年）的误写。根据《史记·楚世家》和《战国策·燕策》的记载，齐国带领韩、魏伐楚始于公元前303年，到公元前299年薛公（孟尝君）西行入秦为止，正好首尾五年。之后，薛公从秦国逃回，转而组织齐、魏、韩三国攻秦（公元前298年至前296年），历时三年。苏秦一上来就指出薛公长期用兵，导致齐国“民憔悴，士罢弊”，消耗了巨大国力。
接着，他列举薛公的战略失败：“他想要削弱宋国、夺取淮北之地，结果宋国没有被削弱，淮北之地也没得到。他为了拉拢赵国的权相奉阳君李兑，不惜用齐国的土地封赏他，还让魏国（梁）、韩国也都献上土地（《战国策》记载有‘抱葛、薜、阴、成以为赵养邑’之事），想以此来争取赵国，结果赵国还是没有真正归附。薛公甚至亲自带领魏王和韩国的相国成阳君，北赴邯郸，以臣子之礼朝见奉阳君，可赵国依然没有被争取过来。”
苏秦描绘的薛公，是一个穷兵黩武、外交屈辱却一事无成的失败者形象。随后，他话锋一转，盛赞齐湣王：“大王您罢免了薛公，亲自决断国事。于是，想要称帝，帝位就确立了（指前288年与秦并称东、西帝）；想要组织讨伐秦国，秦国就屈服求和了；谋划争取赵国，也取得了成效；攻打宋国，宋国便残破了。这全都是大王的英明啊！”
通过这番强烈的今昔对比，苏秦极大地满足了齐湣王的虚荣心，为他后面的进言铺平了道路。他将齐王的成功归因于“王弃薛公，身断事”，表面上歌颂“王之明”，实则是为引出自己才是这些成功背后的关键推手。
第二段解读：揭示幕后功臣与精妙战略
在奉承之后，苏秦用“虽然，愿大王明察”转折，揭示更深层的真相：“这一切没有别的原因，正是因为我让燕国顺从并侍奉大王您的结果。”
他详细回溯了与燕国实权人物韩夤（寅）的一次秘密谈话。韩夤当时精准地分析了天下的战略格局：“将来能伤害齐国的，必定是赵国。秦国虽然强大，但它终究不敢东出函谷关、渡过黄河，横穿整个中原地区来攻打齐国。楚国和越国距离遥远，宋国和鲁国国力弱小，燕国已经奉承齐国，韩国和魏国则正担忧秦国的祸患。所以，能伤害齐国的，只有赵国。”
这是一段极其精辟的地缘政治分析。秦国被函谷关天险阻隔，劳师远征风险太大；楚、越遥远；宋、鲁弱小（苏秦特意提到鲁国并非偶然，据《吕氏春秋》记载，后来齐国衰弱时，“鲁取徐州”，即夺取了薛公的封地薛邑，说明鲁国也在伺机而动）；韩、魏直面秦国压力；而燕国当时表现出顺从。因此，近在咫尺且国力强劲的赵国，成为齐国霸权的唯一潜在挑战者。
面对韩夤“赵国终究难以控制，该怎么办”的疑问，苏秦提出了一个连环计策：“请用胁迫的手段对付它。您让燕国推动齐国尊重并联合秦国（以抬高秦国的地位），秦国就会促使燕国侍奉齐国。这样，齐国和燕国结为一体，韩国和魏国必然跟从。届时，赵国如果态度强硬，我们就联军讨伐它；如果它表示顺从，我们就挟制它一起去攻打宋国。”
这个策略的核心是：第一步“联秦抬秦”，借用秦国的威名来造势，并非真与秦结盟；第二步“齐燕固盟”，以此换取秦国默许，使燕国彻底倒向齐国，形成坚固同盟；第三步“威慑三晋”，齐燕联合，声势更盛，韩、魏不敢不从；第四步“操控赵国”，在强大压力下，迫使赵国要么挨打，要么成为齐国攻宋的马前卒。
苏秦接着说，韩夤认为这个计策很好。于是，“我带着一百五十乘车马进入齐国，韩夤亲自到高闾迎接，并为我驾车进入齐都”。后来事情的发展，完全符合他当时的预言。苏秦将此归功于“是则王之教也”（这都是大王教诲的结果），语气谦恭，实则明确告诉齐王：您如今的功业，离不开我与燕国共同设计的这套战略蓝图，我才是关键的执行者。
第三段解读：应对当前危机与立下担保
在表功和揭示战略之后，苏秦将话题拉回最紧迫的现实威胁——流亡魏国的薛公。“如今，韩、赵、魏三国是敢于倚仗薛公，还是不敢倚仗他，我还不能确知。”
这是直接回应齐湣王对薛公联络三晋反齐的最大忧虑。苏秦坦言无法预知三晋的具体动向，但他给出了一个决定性的担保：“即使他们真的倚仗薛公，我也能保证燕国侍奉大王，三晋必定不敢背叛！只要齐国和燕国结成一体，三晋就算有变心，我们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随时应对（‘事乃时为也’）。”
这里，苏秦提出了他的核心应对逻辑：齐燕同盟是必须牢牢掌握的“常量”和根基；三晋的动向是“变量”。只要根基稳固，齐国就掌握了战略主动权，足以应对任何变量。他建议齐王不要被薛公和三晋的可能勾结所困扰，而应集中资源巩固与燕国的关系。
最后，苏秦以近乎发誓的恳切语气总结道：“所以，在现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为大王守护燕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成就我这番事业的关键，在于大王能善待燕国。大王即使内心怀疑燕国，表面上也要厚待它；若不怀疑，自然更要厚待。请大王向天下明确昭示齐国拥有燕国的支持。如果我苏秦不能让大王在三晋之事上如愿以偿，那我也不配再侍奉大王了。”
他恳请齐湣王，无论个人好恶，都必须对外展示出齐燕之间牢不可破的同盟关系。这既是为燕国争取安全保障（“甘燕”），也是为齐国的霸业营造有利的外部声势。苏秦不惜以个人前途（“不足事也”）作为抵押，将自身信誉与齐燕关系深度捆绑，增强说服力。
因此，这篇说辞绝非简单的表功或游说，而是一份深刻的战略分析报告和一份高风险的政治担保书。
战略层面，苏秦精准指出了赵国是齐国的头号威胁，燕国是齐国最关键的盟友（或需要绝对控制的棋子），并提出了以齐燕同盟为基石，威慑三晋、操控赵国、最终吞并宋国的连贯战略。
政治层面，他通过对比彻底否定薛公，强化了齐湣王亲政的合法性；同时通过透露与燕国的密约，将自己塑造为不可或缺的战略家，并为燕国争取最优待遇。
历史印证了悲剧性结局：后来的历史部分印证了苏秦的预见。齐湣王确实再次大举攻宋并于前286年将其灭亡，但也因此耗尽国力并激怒天下。最终，前284年，以燕国为复仇主力、赵国为重要推手（名将乐毅由赵入燕）的五国联军伐齐，几乎灭亡齐国。这悲惨的结局，恰恰反衬出苏秦此时战略判断的惊人准确——他预见到了所有危险（赵国的威胁、薛公的煽动、诸侯的恐惧），并试图通过牢牢控制燕国来为齐国构筑一道防火墙。
然而，齐湣王虽可能一时采纳其言，却未能始终贯彻“甘燕”（厚待燕国）之策，其贪暴与猜疑最终使燕国从被利用的“棋子”变成了最致命的“掘墓人”。苏秦的谋划算尽了利益与局势，却终究无法掌控君主的性格与历史的无常。而文中提到的、与宋国并列的“弱鲁”，也在齐国衰落后果然出手夺取徐州(薛邑)，这细微的一笔，更增添了当时局势的复杂性与苏秦分析的周全性。这篇文献不仅展现了战国纵横捭阖的顶级智慧，也揭示了在残酷的邦国博弈中，再精妙的计算也难抵人性与命运洪流的冲刷。
最后，齐国在被五国围攻之际，齐闵王看透了苏秦是燕国派来的祸害齐国奸细，而将其车裂处死。
司马迁并没有看到过这种原文，而把苏秦描写成了正义的化身，因为齐国被困，政策失败，苏秦作为齐相主动请死于菜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