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民日报呼吁“同志”称谓重新回归主流说开去

昨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有人在《人民日报》发文，呼吁“同志”称谓重新回归社会生活主流。

第一反应：这可能吗？

因为，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的最大特点就是“约定俗成”，换一种说法，就是社会风气使然。风气一旦形成，极个别人或者极少数人，想凭借一己之力去改变某种状况或某种现象，无异于螳臂当车、蚍蜉撼树，只能落下一个不自量力的笑柄！

前段时间，皖北哄抢土豆事件中，不是就爆出“法不责众”的说法吗？法尚且不能责众，更何况语言习惯本身遵循的就是约定俗成的社会规律，既不犯法，更不违规，你想改变，只能暴露你的浅薄无知！

因为，社会在不断的发展，时代在不停的进步，指称自己用一个“我”字就可以轻轻松松解决的问题，你现在非强制大家必须用“朕”，而不能用“我”，那岂不是自讨没趣、自取其辱吗？

但是，语言作为社会现象，自有其必须遵循的社会规律，即便是一个简单的称谓，也属语言交际范畴，就必须遵循一定的交际规范。否则，就又违背了一定的公序良俗，给自己和他人的生活带来不便，甚至产生负面影响。

语言交际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得体”。所谓得体，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分场合，看对象。

分场合，就是要分清语言运用的环境，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用语；看对象，就是要明白对方的身份和地位，运用相应的语言，进行恰当的表达。

我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见面之后先打招呼，招呼之前先亮称呼。称呼不当，是交际失败的开始；称呼恰当，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同志”这一称谓，是接受伟人思想教育那个年代的必然产物：“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需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那个时候，不论何种场合，不论男女性别，不论身份和地位，只要不认识，只要沟通交流，只要有事需要帮助，一张口，一句“同志”，便一下子拉近了素不相识的陌路人之间遥远的距离，变得亲近、亲密起来，一切事情和问题也就随之解决。

但是，改开之后，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现实生活环境在不断地发展变化，有些词语的内涵相应的也在不断地变化。于是，一些习以为常的称呼，也就慢慢失去了其使用的语境——

同志，本指志同道合的人，在中国古代，同志与先生、长者、君等词的涵义一样，都是朋友之间的称呼。

春秋时期，左丘明在《国语·晋语四》中对该词作了解释：“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后汉书·刘陶传》曰：“所与交友，必也同志。”

建国初期，“同志”一词的意思是拥有共同志向的人，“同志”一词也被广泛的用作陌生人之间交际时的称呼。

1989年，当香港的同性恋运动积极分子最先使用“同志”一词，作为同性恋者的身份称谓以后，再需要和他人沟通时，咱还好意思称呼人家“同志”吗？

“小姐”，宋元时期，是对地位低下女子的称呼，也有专指妓女的；后来转为对未婚女子的敬称，通常用来指大户人家的小姐，大小姐等。但是现在，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词竟然又回归了它最初的本义。让我们在准备使用这个词时，颇费踌躇和思量。于是，“美女”一词取而代之。

但“美女”一词，显然也不是在啥场合下不分对象都可以使用的。真正长得漂亮的美女，你这样称呼一声，人家报以微笑；如果不分对象一概以“美女”称之，估计人家也不承情；如果遇到长相一般甚至奇丑的女子，你若以“美女”称之，弄不好适得其反，人家会以为你是讽刺挖苦人家的，甚至还会爆发冲突！图啥呢？何苦呢？

说实在的，本人称呼他人一直不赶时髦，也赶不上时髦。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大爷、大娘”这是标配；如果是衣冠楚楚、文质彬彬之男性长者，则称之“老先生”；即便是在菜市场或是街头巷尾买个菜，称呼“老先生”的时候，也比“大爷”要多，为什么？目的只有一个，要让老人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尊重。

如果是相识的文化人，毫无疑问，则以“老师”称之；如果是公交司机，无论男女老少，则统称之“师傅”。“同志”一词，而时有用之：除了叔叔家族成员，还多用于年龄相仿的大哥、大姐人。

至于帅哥、美女这些称呼，对于我们这些已经五六十岁步入老年的人来说，并不是能够张嘴就来的。至于一二十岁的少男少女，更多的时候，宁可以“小伙子、小姑娘”称之，也不会随随便便称之为帅哥、美女。

无论如何，称呼人也是一种艺术、一种素质。如果不分场合、不看对象，一律称之为老师、师傅、帅哥、美女，不但有辱这些词的“斯文”，也是对被称呼对象的一种不尊重。

所以，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称呼作为一种交际语言，必须遵从其约定俗成的社会属性，远不是某些有身份、有地位的“有识之士”，靠几句行政命令、几声呼吁倡导就可以随随便便改变的！

所以，世界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无论是谁，无论称呼何人，都由其自身素质决定，任何外力或人为因素想对其施加的影响，都是白搭蜡、无用功！还是省省心、省省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