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春节余温还在，我因身体不适，多半的时间是留在家中躺在沙发上度过，孩子们跟着爷爷奶奶走亲戚，放烟花，对我的依赖也日渐减少，这倒给了我更多的闲暇去思考、去回味我所经历的这些“年”。
我生在一个大家庭，小时候的年都是跟妈妈这边的兄弟姐妹各家一起过，每年过年的平均人数在十七八个，如若远在内蒙包头的大舅一家也赶回来，就会逾越20人。
老家这面二舅家向来经济条件更好一些，九十年代初期就住上了二层小楼，所以我们的聚点一般就固定在二舅家。那时二舅家住在南河大桥大坝底下的一排二层小楼，前后楼之间间距狭窄，如在两楼间遇到一个骑车售卖的小贩通过，其他人只能侧着身子让道。推开铁门进去，左手边是一间仓房，里面存放各种木柴、冬天烧的煤炭，还有其他杂物，右手边是一间厕所。再往里去一间十几平米的小院，被一个乒乓球案子占据了绝大空间。
二舅家有三个表哥，大哥学识渊博、且精于各种匠艺；二哥性情温和、凡事不与人争锋；三哥交友广泛、处事灵活。小时候我们要是受欺负了，不用三个哥哥出手，只让他们来班级找我们一趟亮个相，男生们就会多少有些忌惮，女生们还会一阵骚动，为哥哥们的颜值而倾倒。二舅尽管木匠出身，但一定是深得姥爷真传，对文化、艺术兴致陡然，家里名书成堆，对国之精粹也一生挚爱。通常到了二舅家，像我和郭瑞郭雪之流就知道追闹嬉戏，吃吃喝喝，而一向不爱跟我们玩闹的二姐就在二楼找个角落畅读起来。后来据二姐说，很多外国名著《简爱》、《雾都孤儿》等等都是在二舅家读到的。要不说厚积薄发，那个年龄我们只知道吃吃喝喝，二姐就已经开始受文学熏陶，为日后良好的文学素养打下牢固的根基。
那时候长辈们聚在一起最大的乐趣是打牌，早些年打纸牌，后来变成打麻将，女主们在厨房忙着做饭做菜。我们这些娃娃就往返于厨房和客厅之间，一会去厨房偷点吃的解解馋，一会儿在赌博现场安静观战，使得我们家里所有的孩子无一不在小学阶段就顺利成为麻场新秀。赶上大人们出去抽个烟上个厕所，我们借机就上场凑个手，久而久之这牌局的错综复杂都能略懂一二。记得大学毕业后，偶尔和还是男朋友的老公以及他的兄弟们在麻将桌上交手，我老道的抓牌出牌和各种排兵布阵，让他的哥们们一个个瞠目结舌，全然不知他们对面这位平日品学兼优、安静素雅的女孩子早已征战麻场近十年。
也许是各家孩子都多，所以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孩子很少被视如珍宝，倒是给我们这个小群体起了个特别贴切的昵称“蛤蟆老鼠”。而且不知是残存着一点重男轻女的思想，还是因为几个男孩都比我们年长更受重视，总之我们几个女孩子基本也是被“放养”，没有惊人之举引起大人的重视，也不会在他们的争论场给我们留一席之地，我们就如同一个个流动的细沙，就在烟雾缭绕的环境中消磨着时光。
等到饭菜做好端上饭桌，通常姥姥姥爷先入座，然后是男士的长辈，然后是各个后厨的女眷们插着空坐下，而我们这些蛤蟆老鼠们会被安排在茶几或者侧桌坐下。当时大哥会被作为蛤蟆老鼠的代表被安排在成人桌，使得大哥有了更多机会了解成人的话题成人的举止，为他日后的仕途也有几分助力。对于我们，也安然接受给我们的待遇，而且也更容易营造属于我们的轻松愉悦的氛围。
其实家庭、学校何尝不是一个小社会？我们几个女孩子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少有机会当众发表一些个人言论，从不高谈阔论不参与任何深度的交流，在日后的工作场合甚至和同学的团聚中，也少有发声，只喜欢自己思考或与身边近人略做交流，我想这与童年时期的经历不无关系。
小时候最特殊的年应该就是大舅一家回来一起过的年。大舅年少时因姥爷遭批斗，家里清贫的难以果腹，后来在争得父母同意后，只身去往千里之外的内蒙包头，投奔当时小有地位的姥爷的弟弟。大舅年少奋力拼搏，后终出人头地，成为当地颇有名气的剧作家，后更是拿到“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的殊荣。
大舅一家早年并不常回老家，一旦回来便是我们家中大事。记得我们上小学二三年级时，赶上大舅家回乡探望父母。大舅因从事剧本创作，跟包头艺术圈联系紧密。大舅妈据说也是艺术剧院的优秀演员，表姐表哥应该是遗传父母的基因，都生得一副好嗓子。知道大舅一家难得回来，一定会有一场精彩绝伦的文艺汇演。我们几个小姑娘兴奋之余也不甘落后，我和郭瑞商量着合作来一段歌伴舞“花蝴蝶”，事前还认真的编排动作，彩排演练，谁知到了最后根本就没有我们上场的机会。
通常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舅先是一段慷慨激昂的演讲、然后与大舅妈、二舅合作一曲《智斗》，紧接着表姐成熟大气的草原之歌，表哥低沉感性的流行情歌，使得家庭氛围一次次进入高潮。那个时候，恐怕没人想到俩个小姑娘还想献上一曲青涩的蝴蝶之歌吧！等到年后大舅一家要返程，家里总会上演一场依依惜别的场景，特别是妈妈向来感性，每次送行前拉着表姐的手止不住地抹眼泪，不知下一次再见又要等待几个年。
童年的年就在这烟雾缭绕的麻将声声中，在高亢的歌曲戏剧中，更多的是在闲聊玩闹中度过了。随着我们各家的孩子从童年到少年再步入成年，各个小家庭的规模也不断扩充，哥哥们有了嫂嫂，我们这些妹妹们也带回了妹夫，再到后来侄女外甥的人丁兴旺到任何一家也无法容纳这三四十口人，于是大家化为小家，各家在家各自吃完年夜饭，再两两互请或干脆谁家请客，各家派个代表参加就算是大家过个年了！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样的年这样的日子，到2004年戛然而止。是的，爸爸是那一年的九月离开的。之后的那几个月是怎样过来的，已经没有细节记忆，大概是痛到麻木，以致每日浑浑噩噩吧。但那一年的“年”我记忆深刻。
2004年二姐还是单身，我和曲尚未完婚，大姐夫要回哈尔滨老家，于是家里只剩我们娘四个。二舅妈该是心疼我们，邀请我们去跟他们一起过年。几个月的时间，对常人而言足以把一切的不愉快翻篇儿，忙不迭扑回到日常琐碎中。我们虽仍沉浸在丧父之痛中，但也不便时时将悲伤挂在脸上。年夜饭上，照样的觥筹交错，照样的谈笑风生，好似这只是无数个年中平常的一个。而对我们全家来说，它毕竟是不平常的。特别是午夜12点，当鞭炮声震耳欲聋，整个夜空被绚烂的烟花填满的时候，我站在窗前，眼泪扑簌而下。这样的场景和我压抑的沉重的内心格格不入，烟花是狂欢的表达，而眼泪正是积郁的发泄。很多年后，当我平静地去跟姐姐们交流这个时刻时，姐姐说那个时候他们也在流泪，或躲在沙发上，或躲进卫生间。所有的欢声笑语炮竹声声都显得格外刺耳。为了不影响整个家庭的氛围，我们都迅速擦干了眼泪，继续隐藏心中的悲恸。
时间是疗伤的最好的良方。无论你内心装着多少悲伤，多少愤恨，哪怕压得你喘不过气，只要你想活下去，或者不得不活下去，你都要把这种情绪凝结，小心包裹于内心最深处，然后安然过活。时间久了，你也就习惯于当下的情绪，继而逐步地，亦步亦趋地走出那种心境。
再往后我们姐妹三人各自结婚、生子，今年你去婆家过，明年她去婆家过，再后来流行旅行过年，好像全家就很难一起吃个年夜饭。而且，自从我们有了孩子，自己不再是个孩子，对于“年”也就不看得那么重了。
距离如今最近的也更有意义的年应该是2018年的春节，也就是去年，我抛夫弃子，独自赴海南陪老妈过年。我开玩笑的说：“做了好多年的妈，今年我想好好的当回闺女”。虽然很多人对我的决定不解，因为我的单飞，我自己家的年过的四分五裂，一家四口分落三地。虽然没能跟老公孩子过上一个完整的年，但我知道我们还有的是机会，而我冥冥中预感我陪妈过的年也许不会太多了。现在回头去看，这原来是我陪她的最后一个“年”。
在海南的日子，云淡风轻。好似放下了所有凡尘杂念，过上了世外桃源的生活。我陪老妈早上买菜、晚上遛弯，每天一个下午觉。妈妈走路的速度完全不在我之下，我经常打趣地说“这也看不出咱俩谁是病人”。晚上麻将馆有空地方了，妈就跟杨叔一起上战场，没地方了我们就仨人回家玩“跑得快”，经常玩牌笑得人仰马翻。晚上睡觉前，我赖着不关电视，看到后半夜，妈还会像从前那样起来数落我几句，我也会不耐烦地回上两句。我是真真再次体会了一把“做闺女”的感觉。那种感觉奢侈至极。
短短一年间，一切恍如隔世。今年的年，我静静地坐在沙发上敲这些文字，记录这些回忆。因为我知道，我大概只能抱着这些回忆走过之后的很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