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南半岛的阳光》自序
书稿编好了，回头再梳理一遍，准备《自序》，突然觉得很像女儿哼着歌蹦跳着进校园了，我还是习惯地回头看看她的背影……
我喜欢自序。
我这辈子，可能注定出不了宏大叙事的好作品，因为我至今都不敢请名人作序。我要请某人作序，他不一定懂文学，但他肯定懂我。懂我的人作序，肯定与我的文学追求一致，那就是：在场、本真。不懂我的人作序，即使把我吹得天花乱坠、把我捧上了天，我还不是要自己想办法下来，我不想摔下来！自己写的东西自己来写序，自己来谈谈创作感受，来梳理一下自己的文学态度、文学立场、叙述风格，或者表达方式。让自己在完工欢愉之前，有点关于挫败感方面的心理准备，能够很冷静地面对各种读者，心灵不会因为受挫而扭曲，永远保持一种阳光的心态，然后继续投入新的战斗……
在创作和整理《来自南半岛的阳光》书稿时，我有意挑选了上世纪80年代中以来的有些作品，包括个别青涩感伤、激情轻飘、甚至 “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散文文本，对自己是一种记忆也是一种提醒，对人家则可能用处更大。近些年，在对散文和报告文学创作中，我从创作态度和叙述方式方面做了一些调整和“转型”，但仍然追求厚积薄发和有感而发，尽量不做先入为主的命题创作，也不对作品提出任何功利预期，而是追求阳光心态、在场叙述、本真创作。
汪曾祺先生曾经很风趣地说过散文的抒情问题，他认为“散文的感情要适当克制，感情过于洋溢，就像老年人写情书一样，自己有点不好意思。”我以为，从年龄段来说，年青时情窦初开、诗情焕发的时候，散文的激情会相对洋溢。进入中老年，即使创作抒情散文也会相对克制激情或者会更理性地抒情。从创作风格来说，具有诗人气质的散文家，相对可能激情洋溢，而哲理气质的散文家，则可能会习惯性地克制激情。但是，客观上说，文学创作克制激情起码在理论上是不可取的。但从个体创作的角度上说，我觉得是否该克制激情，应视作品的具体需要，一味克制或放任都不是最佳选择。
本质上说，我是一个有点忧郁的作者，感伤是我与生俱来的细胞和情绪。我是个农民的儿子，长大后也当上了农民。我小时候特喜欢洗“太阳雨”，长大了特喜欢在雨天里漫步。当我的叙述瞄准了我的乡土，我就不愿克制也无法克制我的激情，我就不得不忧郁和感伤，这种感伤常常会触痛心灵，这种痛感，常常让抑制不住边写作边流泪。但我知道，即使流着泪创作，也不一定就有在场和本真的好作品，那是两个概念，是形式与内容的分野。
当我给中学生做文学讲座时，我意识到，教他们重视阅读、爱上阅读，容易！但教他们追求本真创作，实属不易。我的女儿爱上了写作，但你让她追求本真再本真，她就不知道文章该怎么做了，就只能回到写苍白的流水账日记了，就等于剥夺了她天真的想象，折断了她梦想的翅膀了。他们的阅历、他们拿捏素材的能力，他们的写作技巧等等，决定了他们只能放飞想象，甚至只能“为赋新词强说愁”，也就是说，他们也能对着素材或现场流泪，但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流泪，更不知道如何用眼泪来滋润自己的作品。当然，这里面还有作者的灵气的问题。所以，这个年龄段的写作者，不是克制激情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激情、懂不懂激情的问题。
在《来自南半岛的阳光》书稿中，我选择和收录了不少以回忆、记录的形式来叙述乡土人文或风土习俗的作品。当我的思索回到了很多年前的生活情境中时，我发现即使半个世纪过去了，即使物是人非了，即使农村二元结构变化了，即使农民生活方式改变了，但是旧时的很多人文情境尤其是传统习俗却依然如故，很多深层次的传统恶俗甚至还死灰复燃，你很难三言两语去判断这种超稳定的人文结构或风俗习惯是好还是不好，反正不变的是令你牵挂或者深恶痛绝的东西……
我举一个例子：今天下午，我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老村长何名存公去世了，存公92岁了。他一生都在这个村里生活，建国初期就开始在这个村为大家服务，几乎每家每户都曾经直接或间接受到过他的恩惠。92年来，他任过的职务可能有：互助组组长、青年突击队队长、生产队队长、村长……他为这个村的贡献有口皆碑，以至于谁都尊称他为“公”。然而，公死了！传统的送葬习惯对死人是一种十分不公平不人道的恶俗。它的恶在于：村里的人死了，除了家里的亲人可以悼念和送葬外，其他的人是不得靠近的。村里一旦有人去世，这个村的所有的门窗都会紧紧关闭，家家户户或靠近死人家的外墙必须涂上“天地分界”之类的标语……谁也不会出来看死者最后一眼、说一句吉利的话、送最后一程……即使是天皇老爷去世可能也一样，无论死者多么德高望重，无论他一生多么仁慈厚道、恩重如山，更无论他是否百岁老人，人们怕见死人，人们怕死人给自己和自家带来晦气，一般村民如此，同甘共苦八九十年的兄弟姐妹也如此，党的支部书记、村长也如此，会不会因为身份而去给死人送葬，或慰问死者家属……记得我父亲去世的第二天，我上街买菜时，父亲相处80年的兄弟远远看见我就迅速躲开，并像看猴子一样偷偷地瞄着我，生怕我给他带来晦气……这是多么令人深恶痛绝的恶俗！这些年来，社会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农村的变迁和生活场景的急剧变化令人触目惊心，但是唯独这种恶俗始终不变，而且越来越封建！我今天生气地对此发了一句牢骚，我的弟弟马上劝说我：别书生意气了，你能改变习俗吗？你改变你自己就好了……
可见，真正变了的可能是你认为不该变的东西！而真正变了的可能是你自己！你的生活态度变了！你看旧情境旧习俗的角度或视角变了！你的思维方式甚至你的价值取向变了！你也许可以理直气壮地谈你的文学态度和文学立场，但是你却很难摆脱你“先入为主”或一厢情愿的思维方式和审美向度，你很难在这超稳定结构中还原你所谓本真的想象，你的笔触也许这辈子都无法触及乡土人文的这种心灵，这实际上也是在考验我们的文学态度和立场。
我常常会在这种情景面前束手无策，我有时候甚至怀疑自己的在场叙述到底有多大意义，在场叙述只是文学表达的一种方式罢了，真实的叙述肯定只是文学的手段而不是文学的终极目的，那么在场的意义何在？实质何在？文学在这里是一个怎样的角色？文学创作在这里应该怎样体现它的审美向度与文学精神？
我茫然了。这些问题容待下来求索了。
《来自南半岛的阳光》，是我多年来非虚构文学创作的一部自选集。我一向坚持在场叙述与本真创作的理念，从微视角、小角度，记录霓虹喧哗中的宁静、书写星空寂寥下的充实，叙述乡情亲情和人情世故。全书共分：山水鉴心、文艺千古、邂逅雅音、俗世凡心、最是真情等五辑，既是我在感受生活、触摸苦痛、体验冷暖、感恩生命中的真情独白，也是在追求现实主义审美情感的文学表达，也算是我的文学创作从青涩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总结。
是为序。
何 良
2017年7月26日 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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