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重读胡适先生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虽然历史背景已然改变了许多，但之于我们今天依旧有十足的意义，抛却狭隘的思维，我们只谈问题和主义的本真，此处的主义可降格为思想和主张。
先照抄一大段，谨向百年大家胡适先生致敬。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甚么样的结过，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
“为什么谈主义的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而“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解决实际问题，“这都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而“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先说思想或者是主张的产生，类似于我们现在标准规范的提炼，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炼总结，经验和教训缺一不可，尤其是内在的作业指导文件，必定是细致具体的。但关键问题是谁去提炼，这是一个很正式的问题，包括需求的提出和方向的指引，究竟谁来去做，怎样去做才可以真正有效。
说到这里，首先一个重要的问题就呈现于眼前，似乎现在我们有诸多的标准规范，作业文件，但无一例外，总是存在问题与主义的悖论，因为标准的推而广之需要一个上升，上升到一个层级，否则只是适用于一个低层级的局面。单细观作业指导类文件，却和上一层级的标准几乎一般粗，一样的颗粒度，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上下一般粗。所以问题就来了，走出去的标准规范是在已有粗略的作业文件提炼，还能指望怎样？
谁最清楚，谁来提出，谁来提炼，自然组织要鼓励提出和提炼，如果，最为精通的专家却不能为组织提供强有力的支撑，那么这个组织会岌岌可危。有时，我们会陷入怪圈，就是总是过高地估量自己，总是以为自己可以一眼洞穿，实际上在很多时候，这只是一种自负的表现而已，很多事情，我们仅是停留在觉得有问题而已，至于问题是什么，只是当事人不愿意说，没有其他的原因。所以一些工作的要求应该是源于基层，以约束基层，而往往是自以为是的我们，脱离实际的我们，坐在办公室里面的冥思苦想。
我们最大的问题在于总是喜欢穷尽，穷极一生，穷尽一切，穷尽本无可厚非，但周而复始的没有重点，这就是问题了。在某种程度上，穷尽是对组织的犯罪，也是对个人的犯罪。为什么，主要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个问题没有处置好，一开始就是gogogo，以为有一个残破的东西摆那里就可以免责了，最初的细致入微，完全可以弥补后续的修修补补带来的时间和经济损失，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是多方位的，那就是究竟该做些什么，究竟该抓住什么，没有一个明晰的目标，关键就是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
再回到想法和主张的提出，有些人只有想法，首要的原因就是懒，避难就易。毋庸置疑也无可厚非，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出成绩，当然也必须出成绩，但成绩到底是什么？同样一个很正式的问题。成绩首先是自己负责的工作不出问题，顺利推进，或者波折后依旧推进得当，这本身就可以作为本职工作的成绩。但仅有此也是不够的，的的确确需要创新，改变和优化，关键问题就又来了，何为创新和优化，优化本身就是一种创新，也就是创新的基本形态，而非颠覆性的形态。很明显，颠覆性的似乎是我们追求的，而容易颠覆的也往往是思想而已，试想，一条生产线的智能化改造是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资源的，没有人会那么轻易地下决心。所以，就会出现诸多停留在想法阶段的所谓优化和创新，这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一直停留在想法或者理论阶段，不能真正地应用。
说的明白一些，就是存在急功近利的情形，此处的利之于组织而言，往往只是蝇头小利，我们常站位很高，对于国家的基础制造和基础技术研发求全责备，那又何苦，因为没有存在的土壤，包括我们熟知的领域，我们不会去等，也不愿意去等，自然难以巩固发展的基石，这是最为根本的问题。
有点儿问题与主义的意味而已，可能牵强附会。
而对于组织而言，只有存量和增量，做好存量生存着，做好增量以保证今后好好活着，什么是存量，什么是增量，范围肯定不会太宽。
多谈些问题，做好存量，多讲些主义（想法，但也要聚焦）并想方设法付诸于实施，这就是做好增量。
如胡适之先生所言，问题和主义是相辅相成的，有了问题，才会有想法，有了问题的处置，才会有好的想法，否则只能停留在纸上空谈误事的层面。
犹如拉车和抬头看路，如果拉车的只管拉车，看路的只管看路，还真保不齐会打起来。看路的何妨在向前推一把的同时，说一句，您看，那条路更好走一些；拉车的何妨在某个路口片刻停留，看一下，思考一下，问一下看路的，您看，哪条路更好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