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先生在《边城》题记中写道：“我将在另外一些作品中，把这个民族（即湘西少数民族）为历史所带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对小人物的忧患进行朴素的叙述。”
具有湘西情结的沈从文先生，用《边城》构建起自己内心深处的世外桃源，却无法回避现实犀利的锋芒，在刻意营造美好的理想世界时，也在不经意间展现了边城的现实情形:买卖妇女的陋习、显而易见的冷漠、暗含其中的暴力等等。如果将这篇小说比作晴朗的夜空，这些矛盾就是缀在天幕忽明忽暗闪烁着的没有名字的星辰，你看与不看，它们一直真实地存在着，与圆润的朗月、耀眼的明星，共同构成了边城的夜空，恰如其分地显示了文本的丰富性与沈从文显示创作技巧的娴熟。
如果客观冷静地去审视这些矛盾冲突，必然会看到人性的缺憾，感受到藏在文本深处的悲凉。
首先，如果阅读这篇小说，一定会记得那条河——历史上知名的酉水，用沈先生的语言来讲，它美的“迫人眼目”，它美的“大胆”、“精巧”，即便“作三十天的旅行，必不至于感到厌烦”，然而，矛盾的是，正是这条美丽的河流，吞噬了翠翠母亲与天保的性命，而且每年涨春水都会给边城的人民带来不可估量的财产损失。
再者，文中描写人性，几乎全是褒义词：“正直”、“诚实”、“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极其伟大”、“极其美丽”等，来凸显人性的纯洁善良。沈从文先生极力赞美茶峒人的“仗义”，在他的笔下，茶峒人“聪明、正直、勇敢、耐劳”，性格“粗卤爽直”，即便是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
然而，在人们的谈笑里，不经意间勾勒出边城常见的陋习：买卖妇女、武力解决冲突。河边码头的真正生意是买卖船只和媳妇，吊脚楼上妓女的爸爸被人杀了十七刀致死成为与她相好水手的谈资，为爱情动刀流血挣扎是茶峒的规矩，外出遇险动刀肉博是茶峒的风气，天保和傩送接受到的价值观是“对付仇敌必需用刀，联结朋友也必需用刀”，在“用刀保护身体同名誉”这样的武力教育下“学得做人的勇气与义气”。尽管被当地认可的妇女买卖、肉体交易、杀人、武斗等行为，沈从文先生基本都是一笔带过，但依然与其刻意褒扬的人性美，形成强烈的矛盾冲突。
此外，尽管翠翠的祖父老船夫进城时受到人们的厚待，但几乎每年最热闹的端午节，爷孙俩都会因为无人管理渡船、互相推让进城机会而起争执，说明了他们处于被边缘化的社会地位。祖孙俩的生活基本只围绕渡船展开，真正意义的人性关怀极其缺失。撑渡船是一项体力劳动，单调、重复、工作时间长、收入低且终年没有休息。70岁的老船夫撑了 50 年的渡船，过世后由年仅14岁的孙女接管。让年长与年幼的人单独从事艰辛、繁重的体力劳动，特别是在爷爷过世后，让翠翠单独从事辛苦、孤独的撑渡船生活，等待一个“也许永远不回来了”的人，与小说极力彰显的人性美相悖，构成矛盾冲突，让缺憾愈显悲凉。
当中国其他地方正在“不幸挣扎”时，边城不受战争与土匪影响，“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治安出奇地好，连城中驻扎的一营戍兵“皆仿佛并不存在”。在边城“安静和平”“静寂”“单纯寂寞”的背后，隐藏了人们对灾难与生死的漠视。
从文本细节可以发现，白河几乎每年都涨春水，而且涨水时间长、水势大、频率高，沈先生放大了河街上人家面对涨水的豁达，着重强调边城及边城人平和的一面，有意忽视了自然灾害带来的严重后果，特别是对失去家园的人的严重影响。边城人认为这是一种“无可挽救的不幸”，他们既不改变也无反抗，这种顺从天意的心理与对灾难的漠视，形成了和平表象。看似从容与淡定，实则顺从麻木，透出对社会矛盾无可奈何的悲凉感。
老船夫勤劳、忠于职守、“慷慨”、“忠实”、善良、热情，却因为对女儿漠不关心间接导致了她的死；因为过度操心翠翠婚事，又没有明确表态，间接导致天保的离去。船总顺顺“大方洒脱”，“能济人之急”，“公正无私”，“明事明理”，“正直和平”，“不爱财”，责任心强，却在天保时候对老船夫漠然置之，他最后一次与老船夫谈话的态度与语气，加速了他的死亡进程。这两个人物自身的矛盾，促使我们反思人性的缺憾。
但是小说属于文学艺术，只是美与不美，不能说真和不真，美是“善的一种形式，文化的向上就是追求善的象征”。人性的缺憾与审视带来的悲凉感，隐秘地体现了人的等级性与差距性，以及金钱的主宰地位。都市的不理想与现实湘西的困境，使沈从文希望建一座理想的湘西城堡。但历史的湘西并不是记忆中被美化的湘西，它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包括文明与落后、人性的善恶等多方面。边城并不是真正的世外桃源，当然也不能成为只有美与善的想象之地。这里同样存在着人性恶、爱情悲、生存环境劣的一面。不过小说频繁出现人生悲剧与爱情悲剧，但这里没有尖锐的阶级斗争，没有常见的农村陋习与阴暗，没有压迫与自我意识的精神创伤，甚至没有一个“坏人”，却引发了读者对人性的审视。
这种温情的叙述和娴熟的创作技巧，正是沈从文作为一位敏感、思辨力极强的作家的高明之处。他在结构上以翠翠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按照时间顺序，用端午节串缀，首尾圆合，具有独特的审美张力；他让小说在生活的现实性与人性的复杂多样性中，呈现出文本的多元性与丰富性。不断一笔带过式出现在文本中矛盾冲突，流露出淡漠苦难的宿命观，也淡化了悲剧色彩。
田玲写于2019年1月30日星期三
田玲写于2019年1月14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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