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小时候住在一座工业城市的偏僻小镇，我家就在一个被石油工人建立起来的社区。那是栋普通的四层民居。坐落在社区最宽敞的一条马路旁边，是最早被建立的几栋楼之一。每天上学，抬头都能看见楼上用红油漆刷着一个大大的8字。那是他的楼牌号，我们也熟悉叫它8号楼。
8号楼紧邻马路，保温极差。而我家把东房山，每个冬天就是我和我妈的灾难。冬季的风吹卷这这栋老楼发出恼人的嚎叫。于是我们向候鸟迁徙一样每到冬天就飞向姥姥家，来躲避寒冬。家里的阳台顶部是用一块铁皮盖上去的，所以飞虫总会奔向屋中。有天晚上一只燕子从阳台顶的铁皮窟窿中闯了进来，它就在那个狭小的客厅里盘旋。我自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被传进来的黑色物体吓了一跳。他在头顶飞，我就吓得在屋中跑，过了一会我妈从隔壁聊天回来，看到头顶盘旋的燕子瞅准时机待它飞到阳台时将门迅速一拉，顺手将窗帘合上。动作一气呵成，使我心生感叹。后来我问我妈，你当时不害怕么？她跟我讲，最恐怖的一次是在我还不计事时，有一天她哄我入睡，仰头看天花板，发现一只蝙蝠正倒立在天花板上。当时就吓傻了，声都不敢出，就一直盯着蝙蝠，蝙蝠也和她一直对视，从这之后她就啥飞鸟都不怕了。
即使这样的屋子，也曾有过自己辉煌的历史。那是个房价还没高的离谱，住房还靠分配的年代。我爸妈就在8号楼分到了一套房，作为他们的婚房。在我还未降生时，我家几乎每天晚上我爸都得招弄点劣质白酒招呼引伴，叫上七八个人挤在50多平的房间里唱卡拉ok，酒精轮番下肚。熬到凌晨那些空荡的酒瓶，转动的dvd机，躺在地上的人，一起伴随着阵阵鼾声度过黑夜。天亮后，他们拿起工作服，骑着自行车到工厂里上班。他们是工人的子女，他们将接下父辈的工作，继续在这个工厂劳动，卖命，赚钱。
二
后来，我搬到了城里上初中。8号楼被租了出去。新的学校是我小学的4倍大。原来我们一个年级只有17个人，而现在一个班就50多人。我每天上学时，抬头都看不见那个红色的8字了。我的新家在城镇的中心，它的保温很好冬天很温暖，但每当冬天来临我还是想去姥姥家住。我觉得这里很温度很暖，但每次关上灯睡觉之前还是会感觉冷。比不上姥姥家蒸苞米面饽饽时飘出的热气暖，也比不上每天早上从客厅传来的磨豆浆的声音暖。冬天时无论刮多大的风，都不会有嚎叫的声音了。城里的空气越来越差了，一种叫雾霾的东西几乎天天笼罩在城市的上空。有时夜里会传来一股刺鼻的味道，是周围大大小小的工厂在排放废气。我表哥家离着“大乙烯”工程近，从小就患鼻炎，他卧室里的垃圾桶总是塞满了卫生纸。那是每个出生在那片的孩子的可怜遭遇。我爸后来在外地工作，每次回家都得跟我和我妈说这儿的空气一股子酸味，嗓子一回来就发紧。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时间一长我和我妈倒是问不出来空气里刺鼻的味道了。但我妈用起智能手机后每天会查看今天的空气指数，几乎每次手机屏幕上都是红色字体写着“重度污染”。后来我妈也不看了，赶上好天儿，自己往窗外看一眼，要是能看对面广场的鸽子楼就是轻度污染，能看清远处的信号塔就是良好，简单明了。
三
从8号楼的窗户想东南望去，越过职工托儿所，越过社区卫生站，能看见湖光的一丝浮影。我小时执拗的相信我家在大海旁边，我每天在从窗前望去就能看见大海。但我却感到自卑，作为海边的孩子，我不会游泳，我甚至对水感到恐惧。我幻想这湖的那岸是宝岛台湾，书上说祖国大业还未统一，我是多么希望湖的那一岸尽快回归祖国的怀抱。我把自己的愿望告诉了我的小伙伴，他用一种只有高年级的学生才特有的权威语气对我说：“马猴你真是个傻x，咱们这个叫湖不是海。台湾离咱这远着呢，它在福建的对面。福建你知道么，你这个傻x一定不知道。”我站起来和他争辩，我说那片水那么大一定是海，书上说海的对岸就是台湾。他冲我喊道：“你扯淡，我看见过我哥的地理书，书上的地图就是这么画的。”我失望极了，他又过来安慰我：“你不老用小学生的思维想东西，你该成熟一点。"我不懂，我不懂为什么那么大的水域却只是一片湖，我不懂为什么他能像初中生一样思考而我只是个小学生。
后来我见到了真正的大海，它是那么广阔，我双脚踩在沙滩上，清凉的海水在我脚间流过，我看着眼前的大海突然想起电影里那个长大之后的麦兜
原来有些东西，没有就是没有，不行就是不行，没有鱼丸，没有粗面，没去马尔代夫，没有奖牌，没有张保仔的宝藏，而张保仔也没吃过那包子，原来愚蠢，并不那么好笑，愚蠢会失败，失望并不那么好笑，胖并不一定好笑，胖不一定有力，有力气也不一定行。
四
再后来，有一次我回到姥姥家住了一个晚上，那个晚上我莫名其妙的跑去市场买了两斤桔子，又莫名其妙的回到8号楼，我走上熟悉的4楼走到404门前。我看见门前堆放的纸箱，我看见门上拉耸下来的对联，我听见门内女人呵斥孩子的声音，我嗅出飘出的米饭香。我仿佛看到有个男孩饿着肚子从学校跑回来，对着厨房里的女人喊道：“妈，我回来了。”
我会告诉他，快进去吧，外面天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