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两天时间读了杨绛先生那本著名的《我们仨》。
这本书早就不断听人提起，想着要读一读，多年过去，还只是想。这次是在网上给儿子买书，刚好不够包邮的，于是想到再给自己买一本，于是终于和我的《我们仨》相遇了。
在读这本书之前，只知道杨绛先生是钱钟书的妻子，只知道他是钱钟书口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读完全书，只想说：“最了解的人，最中肯的评语”。
全书一共分为三部，其中，第一部 “我们俩老了”和第二部“我们仨失散了”都在写作者的梦。
第一部写了杨先生的一个噩梦，梦到自己和老伴散步，不知怎么就失了老伴的踪影，急的直从梦中醒来。
第二部用杨先生的话来说是一个万里长梦。写了病重的钱钟书躺在古驿道的一条小船上，每日缓缓前行，而杨绛先生每个白天从客栈到小船上陪伴，晚上自己又化身为梦，飞到女儿圆圆的身边，看她工作，听她说话，观察着女儿一点一滴的变化。开始她说自己是个“轻灵”的梦，可是一天又一天过后，她说“我的梦不复轻灵，我梦得很劳累，梦都沉重得很。”我们知道，她累了，也知道，父女俩的病越来越重了。
就这样白天人陪着丈夫，晚上梦绕着女儿，杨先生“在古驿道上，一脚一脚的，走了一年多”……
后来，她写到了女儿来跟爹娘最后的告别，写自己的心上“盖了一只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这时一齐流下泪来”；她写“满腔热泪把胸口挣裂了”，自己的胸口掉落下“一堆血肉模糊的东西”；她写那叶小舟不见了，她但愿自己变成一块石头，“守望着我已经看不见的小船”。
看着这些文字，我不得不一次次地把书放下，推远一些，因为不想让眼泪打湿了书页。文字中那种与亲人死别的痛一次一次撞击着我的胸，濡湿了我的眼。好痛！
这个万里长梦我是读到后来才渐渐读懂，那一日一日地陪伴，那一脚一脚的送别，走一段，说一声再见。那是钱钟书对老妻噩梦的安慰，让她不至于一下找不到自己，让她有机会慢慢地送他……
那一部“我们仨失散了” ，读的我泪流满面，可是又不肯放下，眼泪擦了又湿，湿了又擦，就是舍不得放手。
可是杨先生是智慧的，她虽然承受了父女二人离世带给她的巨大悲痛，可她说“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她说“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于是我们读者得以跟随先生的一支笔，一窥这一家人几十年的苦乐年华。
这一部分最长，也是我最喜欢的，因为字里行间的爱情亲情。
钱钟书说杨先生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可杨绛先生自己说自己是三个人中最笨的一个。我想这不是她有意的自谦，而是她由衷的骄傲——为自己的丈夫骄傲，为自己的女儿骄傲。
钱钟书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上的成就是人所共知的，可是他是在怎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完成这些工作的，却只有杨先生最清楚。钱钟书是个公认的生活不能自理型的知识分子，可是他这个家人眼中的“大阿官”，却能亲手熬了鸡汤配上碧绿的蚕豆伺候产妇。钱钟书说自己“拙手笨脚”，刚到牛津，下个电车都能亲吻大地，磕掉门牙，可是在共同生活的半个多世纪的日子里，杨绛说“除了在大家庭里，除了家有女佣照管一日三餐的时期，除了锺书有病的时候，这一顿早饭总是锺书做给我吃。”
当她写出这句话的时候，作为女人，作为妻子，她该是怎样的骄傲和自豪啊！要知道杨先生夫妇结婚是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即使在今天，家庭煮夫、经济适用男日益增多的今天，有几个丈夫能几十年做这一顿早餐给妻子吃！更不要说，钱钟书是真的“拙手笨脚”，竟然结婚三十七年后，才第一次学会划火柴，动力仍是为了给妻子做那一顿早餐！
得夫如此，妻复何求！
而他们的宝贝女儿钱媛，不消说更是杨先生平生最成功、最得意的作品，是他们夫妇最大的骄傲！在文中，杨绛毫不掩饰自己的骄傲，她说，“她真是强爹娘，胜祖宗”；钱钟书说 “咱们的圆圆是可造之材”，夫妇俩的骄傲不屑掩藏。
钱媛作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所取得的工作成就让爹娘为之骄傲，而她夜以继日的辛苦劳累也让母亲心疼不已。对于这个三口之家，对于他们的学问和才情，我们只能“心向往之”，着实吸引我的，却是作为母亲记录的一些小小细节。
杨先生写圆圆识字。本来是听大两岁的小表姐读书，结果几天过去，这些字她竟然一字不差都能认。只是，圆圆的书本要倒着拿，原来她总是与小表姐对面而坐，认的字都是颠倒着的。后来杨绛的大姐教“圆圆头”识字，她只是走过去听大姨教了一遍就走开，并不重复读一遍。弄得那个不许当着孩子面称赞孩子的大姨也破了自己的戒律，说“她只看一眼就认识了，不用温习，全记得。”杨绛说，她那时已能很自在地行走，想来那时的圆圆不过是两三岁的孩子。所以姥爷看了圆圆识字说：“过目不忘”是有的。
杨绛家雇佣的一个小阿姨弄丢了记地址的明信片，圆圆竟然凭着记忆背出一个地名来，一长串的什么路和什么路口，德馨里八号，她那时八岁多，将只见过一次的地名背的一字不差。
那个原本对她都不认识的祖父后来不止一次地说：我家的读书种子，唯健汝（即圆圆）一人耳。
写到这些的时候，杨绛一定骄傲地笑弯了眉眼吧！
杨先生终是谦虚的，在这本《我们仨》中，她写的更多的是丈夫，是女儿，可是从那些看似平淡实则简练隽永的文字中，我们知道这“最才的女”绝非虚夸。而那“最贤的妻”，你只从她在医院生产一段就可窥知一二。短短的二十多天，那位拙手笨脚的钱先生弄脏了桌布，砸坏了台灯，弄坏了门轴，他常苦着脸来对妻子说“我做坏事了”。而杨先生总是告诉他：不要紧，我会修。她写到：“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 ‘坏事’，我回寓后，真的全都修好。”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不知杨先生自己费了多少功夫。难为那娇生惯养的大家小姐就这样锻炼成了“最贤的妻”。
《我们仨》，记录了取得不平凡成就的一家人，平凡而幸福的点点滴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