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四两-我的思念，你看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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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没等我考上大学，就走了。
印象中，参加的葬礼都在雨天。那天，也下着小雨。时间还很早，但阴沉沉的，也看不出天色来。门前的泥巴路，显着车辙和脚印。屋内，是黑压压的灵堂和哭丧人。
我站在门外屋檐下，看雨，等着灵车来。
外公家，是老式的平房，东西走向，采光并不好。分家后，外公在原来的厅堂和卧室，隔了一堵墙。在新隔出的前屋，添了一扇门。自己和外婆住在北边的，小间的那一半。
灵堂设在较为宽敞的，南边的厅堂。外公的灵柩就摆在灵堂帷幕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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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外婆这代人，子女多。我妈是老幺，排行第五。据说，在她之前，还有过一个哥哥和姐姐。闹饥荒的时候，先后饿死了。妈妈偶尔跟我忆起，那段饥荒的日子，苦笑说：饿伤了，去别人家地里偷地瓜吃。被逮到就是一顿毒打，但，打死也比饿死强。
在城镇郊区，有的人家有地，有的人家没有地。外公家，没有地。他早年在煤炭厂当了工人，在那时，就是个铁饭碗。甚至，退休前坚持让小儿子去顶职。
外公看不起农民，特别是当了工人之后。他的父辈就是一辈子的面朝黄土，背朝天。妈妈说外公每次发薪水，都会买鱼买肉买板鸭。那天的伙食，会比过节还丰盛。孩子们会在这天格外开心，外婆会小心翼翼地收起愁容。
外公的薪水并没有多少，跟大多数刚成家的年轻人一样，他没能理解外婆持家的艰辛。他固执地完成自己的仪式，设立了“发薪水”的纪念日。
饥荒闹过后，外婆开始摸黑起早煨五香蚕豆，补贴家用。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忙碌地，很快地，从丧子的痛楚里走出来。每天天蒙蒙亮，她就要挑着两桶五香蚕豆，串街走巷，四五十里。
再后来，大舅有了地，当了农民。外公让他早早成家，搬了出去。此后，两家来往很少。外婆是恨过外公的，恨他一辈子固执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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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孩子逐个成了家。外婆有了积蓄，也有了空闲。之后，便爱上了打“小牌”（俗称双将长牌，共有一百二十张牌。可碰不可吃，有胡有庄的三人牌桌游戏）。每天饭点前，就开始约着“组班子”。匆忙划几口饭口，收拾下，就要出门。
收拾什么呢？外婆，会去卧室床前的木箱里，掏出一个手帕来。手帕里，包着五毛一块的纸票。她要打开手帕，来到光线稍亮的厅堂，仔仔细细地数一遍。数好后，再将手帕整整齐齐叠起来，塞进裤子衬里（裤子里层缝的内兜）。
外婆打“小牌”，胡底是五毛，输多赢少。每次打完牌回来，会从裤子衬里掏出手帕，展开，再仔仔细细数一遍。然后，再将手帕对折叠好，塞回床前的箱底。
外婆做了十几年的蚕豆生意，这点小钱还是能算过来的。之所以，每次不嫌琐碎地打开手帕，数一数，再叠好，是因为，对她来说，这是一件事从开始到结束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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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是不同意外婆“抹小牌”的，不在家好好做家务，“奶的们”成天在外面打牌，说她“不务正业”。说这话的时候，我就坐在外公自己制作的小木凳上。一只凳脚锯短了，我差点掀了过去。外婆赶紧大步跨向前，扶我一把，坐稳。她熟练地掏出旧手帕，拿了一张五角给我，让我去隔壁吴奶奶家买虾条吃。
吴奶奶是外婆的牌搭子，我去买虾条时，都会问一句“吴奶奶，中午个打牌啊？”然后把答复的话，再稍回来给外婆听。
外公做了我爱吃的粉蒸肉，外婆夹了几个蔬菜到碗里，划着饭。外公扯着嗓子喊：吃这么快，要噎死哦。一边，又夹了些粉蒸肉的瘦肉到外婆碗里。我夹了一碗头的菜，坐在老藤椅上，一会吃两口，一会晃两下。外公看着我，一脸慈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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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死在牌桌上。吴奶奶说，很安详，没有痛苦。
我无法接受，阴谋论了很长时间。可是，谁会去害一个与世无争，无权又无钱的小脚老太婆呢？外公说，是老太婆太狠心，不管我们了。
外婆去世的那一年，外公瘦成“皮包骨”。他佝偻着背，与黑黑的屋子，融在了一起。不久，外公开始大小便失禁。妈妈常带着我来看望他，给他擦洗身子，换洗衣被。他的眼里，没有了光。
他还是会给我零花钱，但有时候也忘了。我已经不想吃虾条了，心里讨厌着吴奶奶。我想，大约是我找不到别的，可以恨的人。
很快，外公也去世了。在深秋的夜里，躺在小屋的硬板床上，永远闭上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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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上，大舅妈的哭唱，震耳欲聋。外公生前，他们连过年都不曾见面。大舅妈在农田里，辛劳了大半辈子。最苦最难的时候，也没有向外公家开口。她瘫在外公的灵柩旁，上气不接下气，哭着唱不完的话。
我不敢去外公外婆的小屋，那里更黑了。也没有去灵柩前，看外公最后一眼。仿佛，没有看这一眼，就没有完成道别。我一直待在门外，直到灵车也来了，也送去火化了，也吃过了白事的饭菜。我还是恍恍惚惚，这次，连吴奶奶都是无辜的。
外公外婆去世的时候，已经当太公太婆了。按照我们当地的习俗，要给晚辈发红色的长寿绳。妈妈给我拿了两股，我把它们拧在一起，在衣服的扣眼里，系死。
大概有一季的时间，我都在重复地做着噩梦。持续地，沉溺在一种稳定的、低迷的情绪里。那件绑了长寿绳的衣服，穿了洗，洗了又穿。
直到有一天，妈妈告诉我，说那件衣服上的红绳不见了。我不能自已地，嚎啕大哭。
那一刻，我知道，外公真的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