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以蔽之，“中国式孤独的百科全书”
孤独是一个很难新出新意的题材，但是刘震云真的写出了中国式的千年孤独。
大概说说故事梗概，杨百顺（后改名吴摩西）一辈子过得七零八落，命运似乎在捉弄他，换了一百个工作都很难找到说得上话的人。偏偏和老婆跟前夫的孩子孩子巧玲（后名曹春娥）说得着，但这个孩子却又被杨百顺弄丢了，于是杨百顺走出延津，找了半辈子，也没找着。下篇是回延津记，恰好确实曹春娥的后代牛爱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书中人物杂多，初读起来枝蔓丛生令人”累觉不爱“，隐隐约约又是“不明觉厉”，读完后只能”细思恐极“。
书里把人与人间的关系，分成“说得上话”和“说不上话”两种。简单的分类法，却非常有效。无论家人，朋友还是夫妻，一旦说上话了，人就亲了。反过来，一旦说不上，就没有亲味儿了。想想也是，记得有人说康熙虽宫粉黛三千，最爱的人却是容妃。他到容妃那里，最爱说的话就是：“朕想和你说说话。”然后把一些杂事倾诉一番。到后来，他不得已废了容妃，再想找人说话，已经是人去楼空，虽为千古大帝，连一个说话的人也没有，我们可以把这个故事改了个名字，比如叫“后宫秘史”或者“ 论女人如何征服一个帝王”，很简单的，四个字“说得上话”。另一个方面，“说不上话“这种感觉其实也大家都有体会，所谓相逢满天下，相知有几人。举个例子，微信上联系人成百上千，名字一个一个翻过去，又有几个人能让你安心和坦然，可以去随时随地地畅所欲言？
书里也说了大家都有寻找“说得上话”的人需求。人人都有沟通的欲望，不爱说话的人不是不说话，是没有遇到能说着话的人。正如序言所说“话，一旦成了人与人唯一沟通的东西，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孤独不是只有圣贤才有的体会，而是人人都有，书中老杨是所有的老杨，老胡也是所有的老胡，杀猪的当官的唱戏的卖包子的，都在寻找的路上。
那么，“说得上话”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呢？
书里有一句话，“一个女人与人通奸， 通奸之前， 总有一句话打动她。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吴摩西一辈子没有想出来。“ 但是牛爱国是明白的。在寻找出轨的妻子庞丽娜的途中，牛爱国遇到了“老李美食城”老板李昆的小媳妇章楚红。并由此顿悟了世上“相好”者的精神密码–两个人在一起“说得着”。书里这么说 ”牛爱国与谁都不能说的话，与章楚红都能说。与别人在一起想不起的话，与章楚红在一起都能想起。说出话的路数，跟谁都不一样，他们俩自成一个样。两人说高兴的事，也说不高兴的事。与别人说话，高兴的事说的高兴，不高兴的事说的败兴；但牛爱国与章楚红在一起，不高兴的事，也能说得高兴“… “说完一段，要睡了，一个人说：“咱再说点别的。“ 另一个人说： “说点别的就说点别的。”
书里还说，跟人能说上话，真难。换句话说，大家基本上都找不到一直能说上话的人。用原文说就是，“世上的人遍地都是，说得着的人千里难寻”。孔老夫子也找不到。书中有个桥段，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解读是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书中的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
“说得上话”的确很难，先看书中一个例子，詹神父在黄河边碰到一个中国的杀猪匠，劝杀猪匠说你要信主，杀猪匠说为什么要信主？詹神父说你信了主你就知道你是谁，从哪来，到哪去？杀猪匠说不信我也知道，我是个杀猪匠，从张家庄来去李家庄杀猪。看上起很搞笑是么？实际上发生在人间的对话大抵如此，只是有时我们是詹神父，有时我们是杀猪匠，而且我们还不自知。我们以为说得上话的人，实际却说不上。
找“说得上话”的人本质上是找自我，通过他们确认自己存在的价值。而他人即地狱，一句话背后往往隐藏他的过去，他的价值观，世界观。他说出来觉得是金玉良言，我们听起来却觉得狗屁不通，反之亦如此。说一件事也是如此，一件事儿不只是一件事儿，常常连着七八件十来件事儿，弯里拐着弯，一个人又连出几个人，无法说清，也就不想说了。很多时候，人相互已有隔阂，对方便无做得对的地方；同做一件事，本来是为对方考虑，对方也把你想成了另有想法。
而且“说得上话”也是一种动态关系。小时候能说，大了不一定能说。一个人的时候能说，都成家了不一定能说。平时能说，遇见事了不一定能说。而且距离变远了，也可能就说不成话了。分开几年再见面，也说不成话了。有些人现在说不得着，将来或许能说得着；有些人现在说得着，将来未必能说得着；有些人这一辈子也说不得着。例如书中曹青娥和养母闹别扭闹了了一辈子，最后却成夜成夜的说话。到临死了，还想叫叫娘，再说两句。可是以后曹青娥再没碰见过就这说话的人。把六十年前的话跟儿子牛爱国说，把二十年前的话跟孙女百惠说，眼前的话谁也不说。到死前硬是没说出想说的话，也硬是没人能理解她想说却没说的话。牛爱国觉得自己最后明白了，可是曹青娥死了，话就对不上了。
结果是啥，书里的每一个人，都为了和别人“说不上话”苦了一辈子。
杨百顺失去了说的上话的曹春娥，苦的只能踏上寻找的征程。牛爱国也苦，老婆说不上话跟人跑了，过去的朋友也变得说不上话了。教书的老汪也苦，无处寄托对小女儿灯盏的思念，只能到处搬家。曹春娥也苦，终于能和养母说上说，可惜却是垂死之人，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苦苦苦！很多出场不多的人物也一样的苦。比如第一个县长老胡一门心思扑在木匠活上，想必也和人说不上话，第二个县长小韩是个话痨，想必也是说太多无人能懂。
和别人“说不上话”，那该怎么办？
当然可以继续寻找喽，永远在孤寂的路上，于是有了杨百顺和牛爱国的出走。书中还先写了私塾先生老汪的出走。老汪教学之余，有一个癖好，每个月两次，阴历十五和阴历三十，中午时分，爱一个人四处乱走。拽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问起缘由，原来是在“想一个人”，可是又“找不得”，他当时“寻”的便是自己的开封老相好。后来老汪女儿灯盏玩耍时不慎淹死于水缸内，老汪因此辞去工作出走到陕西宝鸡，这次出走“寻”的时找不到的人，只是通过寻找缓解思念。
还有什么办法吗？只能找法子让自己舒坦。杨百顺的弟弟杨百利会“喷空”，也就是在一点真实人物的基础上加以自己的想象，天马行空的“瞎吹”，他通过胡思乱想这种方式来实现自我、来宣泄。而杨百顺曾经最大的梦想是像罗长礼那样“喊丧”，而“喊丧”的实质，是想“虚”一下，是想借此摆脱或超越“眼前的生活”。瞎子老贾弹三弦，老胡做木工，老史听戏与“手谈”，老冯张罗“闹社火”，都是这个意思。都是要脱离“眼前的生活”，让自己无着无落的心有所寄托。
能解决问题的一种便是与神对话。人是嬗变的，或许中国传统的依赖人群的宗族式关系就是“危险”的，而神却一直在那里，不远不近。书中角色神父老詹，千里迢迢从万里之外的意大利来到了中国，只为了传播天主教。在延津传了四十多年教，只发展了八个教徒，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几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地在延津的乡村街道传播天主教，成天的口头禅是“信了他吧，你就知道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他幸福么？应该吧。
而就文章主人公牛爱国来说，他唯一的解救之路是曾经的“相好”章楚红。牛爱国想明白了吴摩西一辈子没有想出来的问题，而这也是下篇回延津记与上偏出延津记的主要突破。对章楚红的寻找就是对自己内心的确认，。这恰恰也和《百年孤独》的观点不谋而合。当谈到《百年孤独》布恩迪亚家族的孤独感源自何处时，马尔克斯说：“我个人认为，是因为他们不懂爱情。布恩迪亚整个家族都不懂爱情，不通人道，这就是他们孤独和受挫的秘密。” 孤独的解药就是爱。
最后，这本书书中还送我们一个金句，“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或许这可以缓解我们几千年来的孤独、寻觅与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