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王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引领者，他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 现实主义品性和时代属性。王蒙通过人物命运与情节发展的辩证性构述 实现了小说对人生、对社会的反思，在他的作品中始终贯通着一种批判 意识，这也是王蒙以文学反思历史、探讨文化的重要方式。对现实的关 注、辩证法的运用以及带有自省意味的批判性，构成了王蒙创作中现实 主义品性的三个重要维度。王蒙的小说创作，将现实主义品性与故事情 节、人物的表现完满地融合在一起，使其作品成为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作 品的典范。在新的历史发展语境下，王蒙文学创作内蕴着的现实主义品 性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提供了至为宝贵的经验，探讨其创作中相 关问题对于丰富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关键词：王蒙小说；现实主义；关注现实；辩证性；批判性

王蒙的文学创作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 笔触，特别是他的小说深度介入现实，关注政治生活，刻画时代风貌， 集反思性、历史性、批判性于一体，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文学的风范。

《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活动变人形》“季节系列”（《恋爱 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这边风景》及《笑的风》等作品紧扣时代脉搏，勇于突破创新，他的创作始终与中国 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相向而行，从文学史意义上开时代文艺风气之先， 王蒙及其作品不但见证并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更成为社会主义 文艺的开拓者和引领者。今天，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史的时 代框架下审视王蒙的小说创作，其创新性、探索性、丰富性为新时代社 会主义文艺提供了至为宝贵的创作经验，从其作品体现的现实主义品性 来看，其作品回应时代、反思人生，是中国现实主义文艺典范。探讨王 蒙文学的现实主义品性对于新时代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 价值。

一、以小说介入现实，体味生活、感悟人生 王蒙小说最鲜明的现实主义品格体现在其作品对社会、对人生、对现实的关注上。关注现实、介入现实是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的基点。社会 主义文艺是实践的文艺，它是马克思主义实践文艺观在文艺领域的具体 体现，它重视文艺与现实的关联，具有强烈的现实介入性，它积极真切 地关注社会生活、反思社会日常，将对社会变革的关怀寄寓于对未来的 烛照之中。为此，社会主义文艺特别关注文艺在社会革命、社会建设、 改革等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所体现的价值和意义，与此同时， 它也更关注生命个体在社会中的存在状态。王蒙的小说正是这种对中国 现实主义文艺的回应，他高度关注时代及时代在人的生命中蚀刻的印记。

从整体观之，王蒙小说对社会的关注与对人的关注兼容为一，形成 了社会与人的互文互构关系。在他丰富的作品中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 关注现实、反映现实成为其创作的主线。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青春万 岁》《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到改革开放后的《蝴蝶》《布礼》《活动变 人形》等，再到“季节系列”及《这边风景》《笑的风》，等等，可以说王蒙小说的创作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缩影，他作品中所呈现的时 代背景以及关注的各种具体问题正是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形，是现实社会 发展过程中其人其事的凝缩和提炼，也可以看作是社会主义“典型环境” 和“典型人物”的融合。王蒙的这种创作，从写作本身呈现出一种历时 的延续性，在他的近作《笑的风》中仍能见出这种延续性，作品仍将主 人公傅大成的人生经历和命运轨迹，置于 60 年的宏大中国社会变迁之 中，可以说作家在构述人物的同时也在为时代的迁移做着记录。王蒙将 社会与人相牵连，两者之间互相映衬，他的小说正是通过社会的变迁呈 现了历史语境下人的转变。从《青春万岁》（1953）到《笑的风》（2020）、

《猴儿与少年》（2021），王蒙小说中塑造的郑波、林震、钟亦成、张思 远、钱文、倪吾诚、青狐、苏尔葆、傅大成、施炳炎等人物形象构成了 一个有完整体系的具有某种关联的人物序列。他们之间所运行着的流变 的内在逻辑便是人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迁移而作出的对应性反应。如沉杏 培所言：人物“清晰地存在着一个关于人的‘被缚’与‘脱缚’的精神 脉络”，人物构成的形象序列，“隐含着由‘政治人’到‘自由人’的形 象谱系历时性变迁，而在价值层面体现了由革命伦理和政治伦理本位向 个体伦理和自由伦理的转化。”1

在王蒙的小说创作中，对社会的关注集中表征为小说对政治生活的 或隐或显的描写。无论从《青春万岁》《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还是《恋 爱的季节》等“季节系列”及《这边风景》等作品，政治因素都成为作 者思考的核心或重要问题。就具体生活实践而言，王蒙的创作从自身的 生活入手，但他并不是严格按照生活原貌移植和再现，他更注重自我的 体验和生命感受。王蒙曾将自己定位于“既是生活的实行者、当事者，又是生活的欣赏者、观察者”的作家1。而在当代作家中王蒙又是与政治、 革命发生关联较为密切的作家之一，这就决定了特殊经历在他的作品中 得到充分的反映。“季节系列”2横跨了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 30 年，故事从 20 世纪 50 年开始，到“文革”结束，主人公钱文的身上留有郑波、 林镇、种亦诚、周克等人物形象的影子，同时也处处透显着“王蒙个人 经历的烙印”。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而言，“政治人”在王蒙小说中成为具 有时代烙印的“典型人物”，从《青春万岁》中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郑 波、杨蔷云、李春等青年群体，到《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塑造的“林 震式”人物，再到《蝴蝶》《布礼》《杂色》《相见时难》等的钟亦成、 张思远、曹千里、翁式含们，他们都有着近似的政治信仰和时代理念。 小说中这些人物在社会变革浪潮中的激荡以及这种文学与政治关系的 搭建，一方面是王蒙亲历生活在文学中的剪影，同时也是作者对现实生 活的反思和超越，这种政治与生活的对应正是王蒙以文学的方式反思现 实生活、重新审视人生意义和价值的重要体现。

王蒙小说不仅对政治、对人物有着深切的关注，他更对社会现象背 后推动整个社会、民族发展和运行的中国文化有着更具深度和前瞻的关 注和体认。与文化研究者相比，王蒙对文化的关注是具有现实性的。就 所从事的岗位，以及所经历社会发展历程看，王蒙对文化发展有着独特 的思考。他占据了作家、学者和政治家的立场和视角来历史性、全局性 地思考中国的文化问题。“建设性”和“文化大国”概念，构成了王蒙 文化观的基本架构。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他就具有前瞻性地提出：“中国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大国。中国对于世界是重要的。中国对于 21世纪是尤其重要的”，“这是因为，与中国的目前的经济实力并不同步，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东方文化大国。这是当今世界 以欧洲为源头的文化潮流的最重要的参照系”，“要从世界的观点、21 世 纪的观点、全球的观点考虑中国文化的地位和前途。并安排好中国文化 的发展、建设、改革、开放，从而塑造中国的应有的形象，发出中国的 应有的声音”。12017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王蒙谈文化自信》一 书，将王蒙重要的文化观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这其中延续了王蒙对“文 化大国”和“文化自信”的阐释。王蒙的文化观可以说是立足于中国传 统，放眼于世界，建设文化大国、强国是他的文化观，也是他文学创作 的重要意图所在。《在伊犁》《这边风景》等小说不仅记录王蒙在异域生 活中的点点滴滴，对新疆的地理风物、民俗文化等进行了整体的书写， 其在展现新疆地域文化风貌的同时，展现的是中国文化中更为广阔的包 容性。

从王蒙小说对现实的关注中，我们也能够见出王蒙创作的责任担当 与历史使命感，这不仅揭示了王蒙小说所反映出的政治意识和历史意识 的根由，而且更让我们理解到王蒙所建立起来的文学与政治、与人之间 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是要运用现实主义精神穿透历史的迷雾，将某些 不堪回首的历史以景观的方式展示与再现，意在为社会意识提供更为具 体和真切的反思对象，从而获得一份警醒。

二、用辩证思维融灌小说，反思人生、超越现实 王蒙的小说创作经由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回溯到了对现实的审视与对历史的反思。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建立在黑格尔《逻辑学》基础上的 辩证思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源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在《自然辩证法》手稿的《辩证法》中，恩格斯提出：“辩证法的规律无非是 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它们实质上可归结 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 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1从辩证法“三大规律”审视王蒙小说创作， 可以更清晰地见出其中蕴含的质朴的辩证性。

从创作整体看，王蒙小说中的辩证性体现在人物命运遭际和性格发 展的全过程。小说主人公的命运遭际和从苦楚中的自我抽离不仅诠释了 “正反合”的否定之否定性，《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林震的浪漫主 义的理想遭受挫折后，理想仍未改变。在王蒙的小说中，政治与人物之 间相互纠缠，他们充满着与矛盾、与斗争之间时而尖锐、时而和解的状 态之中。《这边风景》中“我临离开新疆时”对新疆的热爱、对周围人 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仍未改变，那种乐观和积极对未来坚定的信念仍 未改变。《布礼》中的钟亦成被错划成右派，小说展现了主人公与社会 之间尖锐的矛盾，尽管他委屈，心灵受到创伤，但他对党的坚定信念始 终没有动摇。《蝴蝶》中完成了张思远丢魂寻魄的过程。当张思远从一 个从人民中来的革命者，成长为市委书记后，三四十年间他与人民的距 离越来越远，他起先作为人民公仆与人民的一致性由之转变为与人民对 立，这种矛盾即是张思远内在的人格变化，也是他与人民、与社会之间 的矛盾变化。当他被改造、参加劳动后，他才逐渐恢复了同人民的联系。 小说正是通过这种矛盾冲突与和解的方式才完成了张思远的性格塑造。 这种理想的坚守以及矛盾冲突的和解，并不是平淡无奇和原地不动的， 而是在外界环境的影响下，经过人物内心的反复斗争和挣扎的结果。这 种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塑造，是矛盾对立和“正反合”的否定之否定的结果，人物的命运以及背后的事件和社会也正因此而获得了一条盘旋上升 的发展路径。

从人物性格的塑造看，王蒙小说充满了发展的视野和积极乐观的情 绪。在他塑造的人物中，当他们屡遭挫败后，仍旧对未来充满憧憬，仍 旧秉持着“虽九死其尤未悔”的生命态度，这也正体现出王蒙在小说中 对待未来的那种充满辩证性、发展性的思考视角。当钟亦成（《布礼》） 被“小将们”的皮鞭和链条打得要失去知觉的一刹那，他看到的是那“永 远新鲜、永远生动、永远神圣而且并不遥远的一切”，因而在他“带血 的嘴角上出现了发自内心的笑意”，当翁式含（《相见使难》）“终于度过 了严冬”，刚刚回到“暖人的春光里”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 的恩怨和应得的补偿，而是人民的好处和共产党员的“天职”——“不 仅用语言，而且用事实”来回答美籍华人关于理想主义破灭的问题。此 外，如秋文对张思远的“别忘了我们”的嘱愿（《蝴蝶》），吕师傅对唐 久远的实现“三点政纲”的期待（《悠悠寸草心》），曹千里和他的灰杂 色老马的终于奋飞（《杂色》），杨恩府和他的艺术青春的熠然再现（《深 的湖》）……这一切正像作者所一再申言的那样：“对于青春，对于爱情， 对于生活的信念，革命的原则与理想，我们仍然忠贞不渝，一往情深。”1《猴 儿与少年》中施炳炎不关注在劳动面前身体的痛苦，而是对劳动经验进 行恋恋不舍的深情诉说，施炳炎在背背篓、雨季造林运动中获得的是思 维的驰骋和心灵的逍遥奔放。这种对社会、对未来的积极热望，对现实 处境乐观的态度，蕴藏在坚定的理想之中，正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以发 展的视野看待社会迁移的真实的呈现。在卢那察尔斯基看来，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首先是一种发展的现实主义，它不仅要忠于现实，更要看到未来。

他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把现实理解为一种发展，一种在对立 物的不断斗争中进行的运动。但他不仅不是静止者论，他也不是宿命论 者：他看见自己处在这个发展、这个斗争中，他确定了他的阶级立场， 确立了他属于某个阶级或者他走向这个结级的道路，也确定了自己是谋 求使过程这样进展而不是那样进展的一份积极力量。他确定自己一方面 是历史过程的表现，另一方面又是能够决定这个过程的进展情况的积极 力量。”1这种历史表现和积极力量的确认成为社会主义文艺作品中对未 来发展的一份笃定。

此外，关注现实呈现辩证性获取对于现实和当下反思的力量，是深 藏于王蒙小说辩证性背后的内在逻辑。在他的小说中深藏于政治事件、 革命叙事背后更深层的逻辑是对于社会、生活和人生的反思。政治意识 的反映源自于王蒙对历史的反思，系列人物的呈现则源自于王蒙对生活 的理解，也正是这种反思构成了王蒙小说的内在主题，即现实主义文艺 创作对现实生活的超越，这种超越性也构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创 作的特有属性。南帆曾将“季节系列”中所体现的王蒙的个体经验概括 为：“个人体验与历史判断的共同产物”2在“季节系列”中自省与反思 成为塑形人物的重心，这种反思与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剖析不仅在钱文及 其给予认可的犁原、张银波等人物，还在于作家对自身的反思。在《青 狐》中王蒙的反思更深入、更独特，也更具有超越性。王蒙说：“在历 史转折中人们常常扮演他所不能胜任的角色”《青狐》实际上就是描写 的这种“历史和人的错位感”“历史与人的不匹配”。3王蒙在这里实际上 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性”进入了一种无可回避的生命境遇。王蒙曾在《我们是世界的希望和果实》一文中说：“我的经历未免是太 历史了，我的命运完全变成了历史的回音”，“虽然我主张作家写得可以 个人一点，也可以写得花样多一些，但实际上我做不到，我的作品里， 除了历史事件，还是事件的历史”，“我的写作，我觉得我确定还是历史 的回音”。1

这种现实主义文艺作品中蕴含的辩证性的价值也同样显现出对社 会现实的反思的意义。当特殊的历史时段，唯物主义辩证法被简化为一 种方法或工具，并同时或随时可以成为正题论证和反题论证的支撑的时 候，辩证法的尊严将消失殆尽，其实质将成为一种无原则、无底线的诡 辩论。由此，透过辩证性思考社会意识也成为王蒙小说带给新时代现实 主义文艺创作的启示。

三、通过批判，省视文化、确立坚守 王蒙小说对现实的关注，对社会历史的反思，引发了其文艺创作对

现实社会意识的批判与匡正。他将批判的视点聚焦于社会现实和传统文 化遗留的糟粕，他将批判的对象贯通于小说中的人物和自我之间，他意 图通过批判实现人文精神的重建。

王蒙小说通过搭建人物与作者的对应关系，完成了对小说人物与自 我的双向批判。“季节系列”（《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 节》《狂欢的季节》）具有很强的忏悔和批判意识，批判性成为小说构思 及创作的内驱动力，这其中不仅存在对小说人物的批判，更存有其中照 见的自我批判。这种批判性源自于小说主人公和作者之间共通的自省与 批判精神。“季节系列”小说从“恋爱”到“失恋”从“踌躇”到“狂 欢”始终贯穿着一个主题就是对那个“很纯很正的理想主义”时代特别是对那个“把人还原成动物”时代的理性反思的批判。何西来认为：“王 蒙在季节系列中回首与反思的对象如其说是出现在他笔下的人物还不 如说主要是他自己。了解一点王蒙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人都不难从 钱文身上看出作家的影子这包括经历、气质、生存方式和想事方式等。 人们尽管现在还不能径直说季节系列就是王蒙的自传体小说或小说体 自传，但无论如何可以断言这个系列比王蒙过去的任何一部小说都包含 了更多的自传性因素。”1钱文有着职业革命家和人文知识分子的双重身 份，这与作者自身的身份存在共通的应对关系。正是这双重身份令钱文 既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又存有浪漫的人格，而当风暴来临之时，英雄的 气质与独立人格随即被无情地放逐，沉沦还是救赎，以及它们之间的矛 盾，在小说的批判中越发鲜明。钱文的拒绝庸俗和逐渐走向庸俗，即是 生活危机也是精神危机的种种表现，王蒙也正是在这种复杂关系中开展 这对自我的剖析和审视。可贵的是，作者这种对小说人物命运的省察和 自我的批判是坦率而真诚的，正是“吾日三省吾身”观念在作者内心的 写照和落实。

王蒙对小说人物的批判和自我的省视没有流于浮表，而是向其背后 的隐喻作出更为深层的探讨，批判对象也由单一个体向更为广阔的群体 延伸。这种由个人及群体的批判在《活动变人形》中有着较为集中的体 现。在谈《活动变人形》的创作时，王蒙曾说：“然而我毕竟审判了国 人，父辈，我家和我自己。”2倪吾诚是一个从身体到精神都存在问题和 缺陷的形象，他身处现代中国，却固守中国旧传统和怀念留洋时的见识， 他在日常生活中满口新词，动不动就说自己的家人及其他中国人龌龊肮 脏，自己却一事无成。也正因此，在他的身上出现了“两头不找落”的情形。小说对倪吾诚审视，延伸到了一个全新的命题，即，对“现代性” 的追求与对“国民性”的批判。作为知识分子的倪吾诚是一个时代追求 “现代性”的缩影，他曾以西方现代性的文化价值为模板来批判自己的 社会和传统，“现代化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一方面是寻求富强以建立 现代民族国家的方式，另一方面则是以西方现代社会及其文化和价值为 规范批判自己的社会和传统的过程。1但其实质却是对现代性的误解和对 自身立足社会境况的误判，因此倪吾诚自身的困顿是无解的，空乏的。 然而王蒙正是通过对这一命题的探索，将如何建设现代社会和反思“国 民性”推向了思考和批判的核心。在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如何迎接现 代性而告别过往的“腐朽”，曾被一度认作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标识， 这也成为一对尖锐的矛盾，但真实的现代为何，而陈旧又是否都腐朽， 这也成为王蒙小说批判而引发的重要思考。

王蒙小说的批判精神与作者自身对当代文化的批判有着承续关系， 王蒙关注文化、关注当代不断发生变化的复杂文化现象，他以自己本有 的立场审视繁复流动的当代文化现象，并积极介入思考、参与讨论。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王蒙发表《躲避崇高》和《人文精神问题偶感》，曾 因基本肯定“痞子文化”，支持市场经济而遭受非议，后来引发了“人 文精神”讨论，这其中王蒙的批判是睿智而目光长远的。与“人文精神 失落”说不同，王蒙认为高度专制主义的文化是无所谓人文精神的，“人 文精神应该承认人的差别而又承认人的平等，承认人的力量也承认人的 弱点，尊重少数的巨人，也尊重大多数人的合理的与哪怕是平庸的需要。” 所以王蒙认为，衹有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承认并尊重人的个性差异性 的大众文化氛围中，才能产生人文精神。“计划经济的悲剧恰恰在于它 的伪人文精神，它的实质上是用假想的‘大写的人’的乌托邦来无视、抹杀人的欲望与需求。它无视真实的活人，却执着于所谓新型的大公无 私的人。”1王蒙以新启蒙的姿态审视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人格，他占据 的立场和姿态具有时代的超越性，他不默守陈规，不故步自封，他更看 重文化的开放性和时代的引领性，他将这种文化批判立场贯通于他的小 说创作之中，为此，在他的小说创作历程中，一直都有着文化批判的身 影。这不仅是作家文化意识内蕴的结果，更是王蒙作为作家的责任与坚 守。

现实主义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当代形态。经 过百年的文学话语流变，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生命力得到不断丰富 和增强。王蒙的小说创作正是当下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典范，在他的小 说中，关注现实、辩证性的呈现以及带有自省意味的批判性，构成了王 蒙文学创作中现实主义品性的三个重要维度。王蒙文学创作内蕴着的现 实主义品性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提供了至为宝贵的经验，他的一 系列创作，也正因对真实的超越和对现实的关注而获得了勃勃生机。他 的小说创作通过反映现实、关注“人生”，丰富了“人民性”的内涵， 在很大程度上充实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理论，他将小说人物的 塑造、故事情节的构述与辩证性、批判性相融合，令小说在获取艺术生 命力的同时，有了更深的社会批判性和高度的社会认知价值。在新的历 史发展语境下，探讨王蒙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问题，对于丰富新时代马 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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