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林奕含自杀八天前对此书的点评」
“很多人看完这个书都会说，这是一个关于“女孩子被诱奸或是被强暴”的故事。然而，当然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书不是很正当的，但硬要我去改变这句话的话，我会把它改成，这是一个关于“女孩子爱上了诱奸犯”的故事，它里面是有一个爱字的。
可以说，思琪她注定会终将走向毁灭且不可回头，正是因为她心中充满了柔情。她有欲望，有爱，甚至到最后她心中还有性。所以这绝对不是一本愤怒的书，一本控诉的书。
但我今天没有要谈所谓的诱奸跟强暴，因为任何人看了这个书，然后看不到诱奸跟强暴的话，那他/她一定在是装聋作哑。
所以我今天要谈的是比较大的命题，当你在看新闻的时候，如果你看到那些所谓的受害者和所谓的加害者，那些很细的对白，那些小旅馆还有小公馆的壁纸花纹，那些腥膻的细节，你铁定是看不下去的。可是今天在这个小说里你却看得下去，为什么？因为你在其中得到了一种审美的快感，有一种痛快，它是既痛且快的。
我误用儒家的一句话，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你明知不该看，可是你还是继续看了下去，这个审美的快感就是我今天想要谈的。
契诃夫有个小说叫做《套中人》，这个人他雨衣外面有个套子，包包外面有个套子，什么都有个套子，套子外面还有个套子。我这个小说也是一个套中套的故事，我先谈里面那个套子，里面的套子存在小说的角色李国华身上，李国华身为小说的角色，在现实中有个原型，这个原型是我所认识的一个老师。也许有的人看得出来，这个现实中生活中的人物他也个原型，也许有人想得到这个人就是胡兰成。所以，李国华是胡兰成缩水了又缩水了的赝品，李国华的原型就是胡兰成。
我要问的是，所有这些学中文的人，包括我，包括胡兰成，包括李国华，我们都知道人言为信。我甚至今天没有要谈到所谓大丈夫，所谓仁，所谓义，所谓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所谓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浩然正气，没有，我要谈的是比较小情小爱的。
我要讲的是中国的诗的传统，抒情诗的传统，讲的是诗经从情诗被后代学者超译、误读成政治诗之前的那个传统。我们都知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缘情而绮靡”，还有孔子说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些学中文的人，就是胡兰成跟李国华，为什么他们……
我们都知道，一个人说出诗的时候，一个人说出情诗的时候，一个人说出情话的时候，他应他应该是言有所衷的。他是有“志”的，他是有“情”的，他应该是“思无邪”的。所以这整个故事最让我痛苦的是，一个真正相信中文的人，他怎么可以背叛这个浩浩汤汤已经超过五千年的语境？他为什么可以背叛这个浩浩汤汤已经超过五千年的传统？
我想要问的是这个。
李国华他有些话，就是他所谓的情话。因为读者都已经有一个有色眼镜，知道他是一个所谓的犯罪者，所以觉得他很恶心。但其实他有些话，如果你单独把它挑出来看，会发现它其实是很美的，请注意我说的这个美字，他有些话是高度艺术化的。
他有些话，你可以想象，假设那是毛毛对伊文说的，你会发现那其实是很动听的。你现在想象一下毛毛对伊文说，“都是你的错， 你太美了”，或者你想象毛毛对伊文说，“当然要借口，不借口，我和你这些，就活不下去了，不是吗”，或者，“你现在是曹衣带水，我就是吴带当风”，或者是“我在爱情，是怀才不遇”。这些话它其实都非常非常美。我要说的是，胡兰成或李国华这些人，他们强暴了，或者性虐待了别人，自己想一想，还是“一团和气，亦是好的”。你可以说他们的思想体系非常畸形，可是，你能说他们的思想体系不精美？甚至，不美吗？
引胡兰成他自己的话，他说他是“既可笑又可恶”。因为他们的思想体系如此矛盾，以至于无所不包。因为对自己非常自恋，所以对自己无限宽容。这个思想体系本身有非常非常多裂缝，这些裂缝用什么去弥补，用语言，用修辞，用各式各样的譬喻法去弥补，以至于这个思想体系最后变成坚不可摧。
我在这边念一下胡兰成在《今生今世》的一段话，他说，“我已有爱玲，却又与小周，又与秀美，是应该还是不应该，我只能不求甚解，甚至不去多想，总是它是这样的，不可以说，这就是理了。星有好星，雨有好雨，人世的世，亦理有好理。这样好的理即是孟子说的义，而它又是可以被调戏的，则义又是仁了。”
你看，我们都知道他强暴小周，辜负张爱玲，可是他在自己的想法里马上就解套。我们认为一个真正的文人应该有的千锤百炼真心，到最后回归只不过是食色性也而已。所以我在这里要问的，甚至不是艺术它可不可以是不诚实的，不要问思琪她爱不爱，思琪她当然是爱的，我甚至相信李国华在某些时刻，他是爱的。但是他不是爱饼干，爱晓奇，或是爱思琪这些小女生，他爱的是自己的演讲，他爱的是这个语境，他爱的是这个场景，他爱的是这个画面。
所以真正在李国华这个角色身上，我想要叩问的问题是，艺术它是否可以含有巧言令色的成分？
我永远都记得，我第一次知道奈波尔虐达他妻子的时候，我心中有多么地痛苦。我是非常非常迷信语言的人，我没有办法相信，一个创造出如此完美的寓言体的作家，会虐打自己的妻子。后来我读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萨义德直接在书里点名奈波尔，说奈波尔是一个东方主义者。后来我又读了萨义德自传，又读了其他人的书，其他人又点名萨义德，说萨义德是一个里外不一的小人。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又一层，你没有办法相信任何一个人的文字和为人，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刚刚那个问题可以把它反过来再问，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会不会，艺术从来就只是巧言令色而已？
所谓的艺术家，他不停地创新形式，翻花绳一样创造各种形变，各种质变，但是这些技法会不会也只是巧言令色而已呢？
刚刚讲的是里面的套子，外面的套子是，作为一个小说的写作者，这个故事它折磨，它摧毁了我的一生。但很多年来，我练习写作，我打磨、抛光我的笔，甚至在写作的时候，我很有意识地、清醒地想要去达到某一种所谓艺术的高度。
我的审美观是形式与内容是不可分开的，或者用安德烈纪德的话，表现与存在是不可分开的。请注意纪德说内容是存在，也就是说在这个故事里，作者常常误用典故，或者在用词的时候，不用人们习惯的词义而用其歧义，跟书里面有文学痴情，然而停留在囫囵吞枣阶段的少女房思琪，是不可一而二的。
我不是在说我在做什么很伟大的事情，我觉得我的书写是非常堕落的书写，它绝对不是像波德莱尔的《恶之花》那样变得很低很低，然后从尘埃里开出花来，绝对不是那样。我们都知道那句话，“在奥斯维辛之后，诗是野蛮的”。我的精神科医师在认识我几年之后，他对我说“你是经历过越战的人”，然后又过了几年，他对我说，“你是经历过集中营的人”，后来他又对我说，“你是经历过核爆的人”。
Primo Levi说过一句话，“集中营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但我要说，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我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会有一点看不起自己，那些从集中营出来，幸存的人，他们在书写的时候，常常有愿望，希望人类历史上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在书写的时候，我很确定，不要说世界，台湾，这样的事情仍然会继续发生。现在、此刻，也正在发生。
我写的时候，有一点恨自己，有一种屈辱感，我觉得我的书写是屈辱的书写。这个屈辱，当然我要引进柯慈所谓的“disgrace”。用思琪、怡婷、伊文她们的话来翻译，这是一个不雅的书写，它是一个不优雅的书写。再度误用儒家的话，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书写。因为这么大质量的暴力，它是不能可再现的。
这个故事其实用很简单的大概两句话就可以讲完，很直观、很直白、很残忍的两三句话就可以把它讲完，就是“有一个老师，长年用老师的职权，在诱奸、强暴、性虐待女学生。”很简单的两句话，然而我还是用很细的工笔，也许太细了的工笔，去刻画它。我要做的不是报道文学，我无意也无力去改变社会的现况，我也不想与那些所谓大的词连接，也不想与结构连接。所以，在外面的套子里，我想要叩问的是，身为一个书写者，我这种变态的、写作的、艺术的欲望是什么？这个称之为艺术的欲望它到底是什么？
我常常对读者说，当你在阅读的时候感受到痛苦，那都是真实的。但现在我更要说，当你在阅读的时候感受到了美，那也都是真实的。我更要说，当你感受那些所谓真实的痛苦，那全部都是由文字和修辞建构而来的。
这是我要叩问的问题。
我的结论是，我曾经是一个中毒非常深的张迷，无论我有多么讨厌胡兰成，我还是必须承认，《今生今世》的《民国女子》那一章，仍然是古往今来描写张爱玲最透彻的文章之一。我的整个小说，从李国华这个角色，到我的书写行为本身，它都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诡辩，都是对艺术所谓真善美的质疑。
我想用一句话来结束，怡婷她在回顾整个大楼故事的时候，她有一句心里话。她说，“她恍然觉得不是学文学的人，而是文学辜负了她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