毅成：人为什么要行善呢？
杨勇：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主要有两种关于善的观点。一是孟子的“性善论”，孟子认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也，我固有之也”，善来自于人性修行，需要内在自觉，不必外求；二是荀子的“性恶论”，荀子认为“人之生也固小人”，人需要靠道德教育来提升自我。行善求善，我们教育一以贯之的都是这两种观点。我们的教育大多是强调行善的重要性，但对于为什么要行善却很少有深入的探究。行善逐渐说教化，慢慢地大多数人就被迫接受了这个“自然而然”的观点。
毅成：不光是中国，西方的传统社会也有这样的论述。康德将善对于人性的基本要求称为“绝对命令”，人类自觉、自愿处在善的位置，并且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就像人们认为天空和行星的存在是很自然的一样。西方传统心理学认为道德属于自尊心问题，人的行善价值有多大，与他所处的地位和对社会的感受有关。
杨勇：我曾经看到一则报道：哈佛大学心理学家马克·豪瑟尔做过一个关于道德选择的问卷调查，问卷内容是：你是一个目击者，站在火车岔道处，一列无人驾驶失控的火车即将飞快驶过，而在列车前方不远处有五个正在作业的工人。第一种情况，如果你在岔道处右侧搬下道岔接口，就可以在最后一秒救下五条人命，但唯一的遗憾是，如果车身向右转弯，就一定会撞上铁道上的另一个工人，但是只会撞到一个人。第二种情况，你站在铁路轨道上的桥上，前面有一个壮汉，你可以用力将他推下去，他沉重的身体可以使火车停下来，五个人得救，但这个壮汉会死。你将如何选择？
有超过三十万人给出了答案，结果令人震惊的是，无论受访者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出身以及所处地区是否相同，他们给出的答案几乎是相同的。六分之五的人选择搬开道岔，六分之一的人选择推下桥上的壮汉。虽然结果都是会导致一个人死，但是更多的人倾向于选择间接导致一个人死的行为。越是具体直接的行为，越是容易让人感到堕落，而越是抽象间接的行为，则越是让人觉得心安。类比灵长类动物，比如猕猴、狒狒、猩猩等，他们对待同伴也存在同样的社会行为。豪瑟尔相信道德规律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但这种规律不是以教育的形式传递下去的，而是通过基因固定下来的。
毅成：我不这样看，道德不见得是与生俱来的，行善也不是由基因决定的。上面的实验说了，仍然有六分之一的人选择推壮汉，选择这种直接粗暴的办法。
杨勇：这六分之一的人多数是反社会者（性格紊乱者），他们只用理解来判断当时的处境，他们的选择可能是由于大脑受到过损伤或者社会因素的影响，比如种种不公待遇、较差的生活条件等等，而这些因素是后天形成的。
毅成：道德不过是人的一种情感判断罢了，行善是由于人出于感情的权衡。我们做出道德选择时往往是出于一种情感上的共鸣，这种共鸣是由一种叫“镜像神经元”的神经细胞控制的。当它作用时，就像真实发生的行为一样在大脑里引起相同的反应。当我们去帮助他人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喜悦感、成就感；如果得到别人的鼓励，我们就会继续行善；如果遭到批评辱骂，就很少有人会坚持继续做下去了。因而行善是一种情感上的奖励和权衡。
杨勇：奖励和权衡是教育所导致的，道德是复杂的无私主义。虽然目前无法指出具体是哪些基因主管着人的道德，但是它的底色应该是无私。就像灵长类动物会保护幼崽一样，是一种本性的行为，而不是一种理智考量后的结果。很多道德选择都是一种直觉，一种利他的无私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