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AI）作为人类文明史上最有革命意义的创造物，从概念的诞生到普遍应用于人类社会的认知生产实践，还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发展速度之快，现实影响之大，即将对包括人本身在内的世界改造之深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1950年英国数学家艾伦·图灵在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中首次提出“图灵测试”的概念，认为如果一台机器能够与人类进行对话而无法被区分，那么它就具备了“智能”，奠定了AI理论的基础。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首次正式提出“人工智能”这一术语，被视为AI作为一门学科诞生的标志。20世纪70至90年代初，因当时计算机性能有限，AI研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陷入低谷；虽然80年代出现了神经网络研究的复兴。1997年IBM公司的深蓝超级计算机击败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展示了AI在特定领域的强大能力。2016年谷歌公司开发的AlphaGo在围棋比赛中击败世界冠军李世石，展现了强化学习的巨大潜力，引发了全球对AI的广泛关注。2020年自然语言处理、自动驾驶、计算机视觉等技术进入商业化阶段，AI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核心领域。2023年OpenAI公司推出的GPT-4展现了强大的跨模态理解能力，为通用AI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2025年1月深度求索公司推出的开源DeepSeek-R1在特定领域实现了低成本超越，标志着中国从“技术追随”转向“生态引领”，为全球AI发展提供了高性价比的创新样本。
AI是全人类认知生产实践合作的最新成果。AI时代的到来，把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智力活动的新层次。对这个开始触及到人的本质规定性的人造物进行冷静严肃的哲学思考，而不是在AI时代到来的欢呼赞叹惊恐忧虑等等众声喧哗中放弃对“被欲望所驱动、被力量所裹胁的无奈实践”的理论反驳，是当代哲学面临的时代前沿课题。
人类的自我意识觉醒之后，便诞生了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作为自觉自为的主体通过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也就是通过有目的的认知生产实践建立起与世界之间的否定性统一关系。人与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随着认知生产实践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不断在以工具革命为先导的打破平衡过程中建立起新的动态平衡。AI的诞生和普遍应用，是人与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的动态平衡过程中的一个时代性结点，与人类历史上农业工具、工业工具、信息工具的诞生和普遍应用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回到人与世界关系的哲学框架中来理解AI的生产和应用，拿起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标尺来认清AI的本质和影响，围绕人的问题的时代性解决来理论划定AI的发展方向和不为禁区，是现世哲学家们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使命担当。
一、在人与世界关系的哲学框架中，正确理解AI的技术本质是人类自我解放和自由发展的工具力量。
目前，人类创造的AI已经达到博士级别的知识水平，如果仅从占有知识的角度看，AI已经是“新人类”。但是，AI在人与世界关系中仍然处于中介的位置，仍然属于人的工具范畴。AI仍然是、起码目前仍然是人为了实现认知生产目的而使用的高级工具。虽然AI具有了人类智能创造的一些功能；但是AI进行的智能创造是依照人的目的而创造，而不是依照自己的目的而创造。尽管如此，也必须认识到：AI作为当代认知生产实践的巅峰之作，是人类认知与行动模式的革命性转变，也是人类存在方式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革命性重建，为人类的解放和自由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具力量。
（一）AI将人从自然的压迫中进一步解放出来，特别是对人本身的自然局限性的突破是前所未有的。
AI作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关键节点，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和方式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它不仅将人类从自然世界的外在压迫中进一步解放出来，更对人本身的自然局限性进行新的突破。人类作为肉体性的自然存在，从事认知和生产活动自然受到体力、精力、脑容量、生命长度等先天条件的限制。AI将人类智能转化为算法与数据的物质存在形式，通过芯片集群和神经网络架构实现智力活动的物理载体化，突破了肉体人的自然先天的限制。
第一，突破了人类体力精力的局限。自动化设备和机器人在许多领域代替人类从事长时间、高强度的重复性劳动，代替人在危险恶劣环境中工作，代替人从事超高精准度的技能性劳动。另外， AI驱动的神经接口（如脑机接口）使截肢者通过意念操控机械臂，依赖技术“重构”了人的身体。第二，突破了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AI处理海量数据，发现隐藏模式，弥补了人的大脑记忆容量有限和逻辑推理速度不足。深度学习系统展现的“无理论归纳能力”开创了第三种认知路径：既非纯粹经验归纳，也非先验演绎，而是通过数据分布建模实现预测性知识生产。如传统科研用60年时间才破解了15万个蛋白质结构，而一款人工智能却成功预测了地球上几乎所有已知蛋白质的三维结构，自主发现了新型折叠模式，相当于破解了2亿多个蛋白质的折叠谜题。第三，突破了人类创造能力的局限。AI通过汇总梳理海量数据，帮助人类发现知识盲点，拓宽思维边界；通过数据连接与模式识别激发创意，可以提出一些超越人类惯性思维的建议，克服了人的记忆缺陷和注意力分散弱点。第四，突破人类信息处理和决策能力的局限。不依赖肉身而存在的AI系统能够实现多任务同时处理、跨地域操作以及快速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而且能够以非线性、多维度的方式处理信息，突破了人类思维的局限。在复杂系统的分析、预测和优化中，AI可以发现人类难以察觉的关联和规律，为人类提供新的或更为精准的解决方案。第五，突破专业技能和行业壁垒的局限。一些原本需要高技能的工作因为AI的出现变得更加简单易行，人们可以跨越不同领域和行业壁垒，从事多种类型的工作，节省了具体个人获取专业技能所耗费的生命时间，相当于延长了人的生命存在。
（二）AI将人从社会的束缚中进一步解放出来，特别是对参与分工与合作的具体现实性的突破是前所未有的。
AI既构建虚拟空间，又重组物理空间，实现了人类开展具体的认知和生产活动的超远程、大范围的分工合作，实现了个体自然人的“离场存在”与“具身实践”的统一。AI的生产和普遍应用，既带来了人类认知生产实践的革命性发展，也引起了人类社会分工合作关系的革命性变化，显示着工具系统改造社会的革命性力量。
第一，AI带来生产关系的重构。AI让人类有更多时间去思考和创造，有更多精力去投入需要情感共鸣、价值判断和跨域联动的创造性协作中，将人类从工具性角色转化为创造价值的主体。这引起了生产过程中人与人关系的质变，让更多人摆脱了在具体生产活动中本质被异化的处境，更多地得到作为主体的人与人开展协作而不是作为工具嵌入生产链条的现实感受。第二，AI带来社会关系的重构。AI驱动的共享经济平台（如技能交换网络）正在创造基于兴趣而非利益的社会连接。这种自觉自为结成的社会关系，在更高维度更大规模上实现了“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第三，AI带来所有制关系的重构。AI推动生产资料（数据、算法）的共享化：开源社区构建分布式知识网络，智能合约实现去中心化协作。在技术架构层面动摇了私有制的基础，相当于形成了“数字资产社会公有制”的雏形。第四，AI带来协作关系的重构。零工经济与AI驱动的自由职业平台崛起，能够推动更灵活的社会化分工协作。AI通过智能合约和共识算法形成分布式决策系统，个体可在无权威中心的网络中实现目标协同，正在消解传统的科层制结构，形成“主体间自主协商”的新协作伦理，进而形成平等自由协作的新生态。
（三）AI将人从自我的限制中进一步解放出来，特别是对自我规定性的突破是前所未有的。
AI为人类提供了新的认知工具和生产手段，促使人类对自身的主体性、自我意识和存在意义进行更加深入的反思，为人的自我解放开辟了新的可能和现实道路。
第一，AI为人类认知和反思自我提供全新的维度。从古希腊神庙“认识你自己”的箴言，到哲学家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原理，人类都是通过内省或冥想等方式来认识和反思自我、确立和丰富自我意识的。这种方式往往受到主观性和认知局限的制约，而AI却能够以一种人自身或他人无法做到的方式，通过全面收集反映个人思想、言论、行为的海量数据将自我呈现为一个思想对象，让自我（包括潜意识中的偏见）在海量数据和计算模型中更加全面客观地显现出来，帮助人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行为模式、心理特征和社会关系，帮助人识别限制自我的因素（如揭示某种思维的盲点或指出某些决策的惯性），提供突破限制的可能和路径。第二，AI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意识的独特性和优越性。AI的“智能”和“自主性”带来了“人被机器人代替”的恐惧和担忧，反而迫使人类重新审视人与技术的关系，对自身存在进行深刻的理解和反思。人类意识中无法被算法简化的情感、直觉、想象、悟解等特质，是人所具有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只有保持和提升人的这些特性，实现人的自我超越和发展才有意义。第三，AI拓展自我的存在方式。AI促使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从简单的使用关系开始转向更深层次的协同共生关系。人类要在保持独特性存在的同时，不断学习和适应新的技术和工具，培养与AI协作的能力，与AI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上相互协作，共同完成复杂的任务和创造新的价值。AI的发展不断将自我作为一个开放的动态的过程生发出各种新的规定性，人的外化（如驾驶汽车的道路选择权让渡给导航系统）和机器的内化（如手机成为身体的“有机组成”）过程已经启动，使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关系总和”概念拓展至人机共生的新维度。第四，AI帮助人类在主体间性上实现自我超越。AI通过整合海量数据与跨学科知识，为人类提供超越个人经验的多维视角，推动个体在主体间网络中认知广度的扩展。AI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和多模态交互能力，构建了人类与机器、个体与群体的新型对话空间，推动个体在群体智慧中重新定位。AI通过大数据分析与模式识别能力，揭示人类难以察觉的群体性思维盲区，帮助人类突破单一主体的认知局限，使人类能够更全面地理解他者立场，推动主体间共识的形成。AI通过模拟多元价值观冲突场景及其不同实践后果，推动主体间伦理共识的达成更具预见性与包容性。AI驱动的集体记忆库可突破个体生命局限，将人类文明经验转化为跨代际主体间的共享遗产，推动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二、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标尺下，清醒认识AI的社会应用对人类价值自由尊严的现实危险。
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人类开展认知生产实践的原本初心和最后目标，自然是衡量AI这个人类认知生产实践合作最新成果的根本标尺。AI的生产和普遍应用实现着人与世界否定性统一关系的革命性跃迁，在理论上和整体上是人类自我解放和自由发展的工具力量，在现实中和具体认知生产活动中也成为威胁人类价值自由尊严的外在力量。
（一）人的价值被低估，工具价值在市场竞争逻辑下更加凸显，进一步遮蔽人的价值存在。
AI作为技术产物，其本质在于将人类智能抽象为可计算的算法规则，将认知过程转化为数据流的排列组合。在越来越复杂的认知生产实践中，AI的力量导致越来越多的个体人价值在市场竞争逻辑下越来越贬损，甚至日渐陷于无足轻重或可有可无的境地。
第一，价值关系被偷换。人的价值的指人与人之间的需要与被需要、满足与被满足的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的关系。在遵循市场竞争逻辑组织起来的具体认知生产活动中，AI系统通过数据和算法将人际互动转化为工具行为，按照效率至上的原则驱动活动的进行。人类创造AI作为工具，AI通过决策代理获得某种“承认”。当AI结论推翻专家判断时，人的权威必然退场。这样，人与人的内在关系被自觉或不自觉地偷换为人与物关系或物与物的关系。人的价值不是依照人所创造的物对主体的需要与满足的程度来界定，而是直接用外在的物的功用或价格来界定，用物的价值来标定人的价值，人与人的关系异化为人与物或物与物的关系。第二，价值观念被虚化。价值观念是指作为主体的人对于外在的人、事、物的客观价值的主观评价，表现为价值目标和价值尺度。在具体的认知生产活动中，人的价值观念成为个体行为决策并自愿承担其后果的依据。可是AI系统的黑箱特性却导致责任断裂和价值观念虚无。系统的程序员、数据标注员和用户都不对系统的决策结果负责，各自的价值观念也无法成为系统结果的行为决策依据，各自的“平庸之恶”不自觉地将价值决策沦为数学优化。人的价值目标由追求人的内在价值的实现异化为对工具器物的追逐，人的价值尺度由内在属性的社会实现异化为对身外之物的占有。第三，价值实现受挫折。价值实现是指人在自由自觉的劳动中创造出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人在产品中能够直观和印证人的本质的存在，并由此获得巨大的主体精神满足。在越来越复杂的认知生产实践中，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生产链条越来越长，人类从事具体认知生产活动的自由自觉性越来越多地让位于谋生或赚钱的被迫性。AI通过算法解构复杂现象并重构为可处理的数据模型，能够模拟人类的决策过程，却只是工具性的“数学函数优化”。人通过AI的决策模型去参与具体的认知生产活动，导致行为动机的算法化过滤。人们越来越多地去从事异化劳动，而劳动的成果只是获取满足个人需求的等价交换物，却难以直观和印证自身人的本质，尤其难以获得只有在直观和印证人的本质过程中才能获得的精神满足。参与AI系统生产的程序员和受系统驱动而从事具体生产活动的工人都自嘲为牛马，就是因为他们在具体的AI的生产和应用过程中各自的价值实现都受到了挫折。
（二）人的自由被干扰，数据敞视在科学治理逻辑下更加宽泛，进一步剥夺人的自由存在。
人类最早从自然划定的空间中走出来、从自然给定的食物链条中挣脱出来、从自然限定的生存发展条件中解放出来、成为具有自我意识和实践能力的人开始，自由的属性就内嵌入了人的本质。可是在现实的具体认知生产活动中，权力和市场仍是社会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AI的力量却越来越成为自由的干扰，越来越多的人日渐成为财富生产线上的配件，日渐牢固地被固定在具体认知生产活动的流水线上。
第一，自由的意志被遏制。强大的工具力量逐渐把人的本质实现驱离社会运行的核心位置，人逐渐成为具体认知生产活动的一个普通环节，成为以分配社会岗位的形式纳入工具运行需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件。随着AI的普遍应用，人的这种不可或缺的配件地位也开始受到威胁。工具目的性越来越成为认知生产实践的核心，人类追求自由的意志越来越受到这种社会运行机制的束缚。在越来越紧、越来越多、越来越久的束缚之下，人类追求自由的意志开始萎缩，日渐丧失掉生命力。人类创造、掌握、运用强大的工具力量战胜了自然的压迫，与这个过程相伴产生的追求自由的信心与豪情却越来越让位于对AI的恐慌和担忧。AI系统（如信用评分系统和人脸识别等技术）构建了新型权力网络，个体人在数据监控下进行自我审查，不自觉地消磨了人的自由意志。这种“数字生物权力”的治理模式，比传统的肉身规训更具渗透性和隐蔽性，对个体人的自由意志的遏制也更为严重。第二，自由的关系被破坏。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它的实现应该是在认知生产实践中的自由交往关系的总和。可是在AI驱动的具体认知生产活动中，绝大多数人的内在力量被工具的外在力量所吸纳和遮蔽，人们从事的职业劳动基本上都是作为谋生的手段而被迫进行的。在这种认知生产实践过程中结成的社会关系自然是被迫的，而不是自由的。这种被迫的人与人关系在其本质上是社会机器部件之间的关系，具有相当的有限性，严重有违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第三，自由的能力被损坏。人在自由的认知生产实践中按照全面发展的尺度自由地发挥体力和智力的过程是人的本质的实现过程。实现自由是以具备自由的能力为前提条件的。在以商品和服务交换为基本内容的现实社会中，人无论作为劳动者，还是设计者或管理者，甚至是占有者，都不过是整体的社会生产流水线上的一个部件，往往是作为有形或无形的外在工具的组成部分来参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发挥是受制于工具特性和系统运作规范的。在越来越激烈的社会竞争过程中，人的体力经常被过度消耗，人的智力只能得到片面发展。AI算法制造的“信息茧房”加剧了人的这种片面的不自由的社会活动状态。自由的能力的萎缩或畸形发展，是对人的自由本质的最内在的损坏。第四，自由的空间被剥夺。AI带来社会治理体系的革命，数据监控采集、微目标定向广告与行为预测技术，使权力不再固定于机构，而是内嵌于海量的数据流之中，形成无中心却无处不在的更为精细的社会控制，将人的自由空间剥夺殆尽，人类将陷于“更精致的奴役形态”。
（三）人的尊严被损害，自我规训在个人奋斗逻辑下更加主动，进一步侵蚀人的精神存在。
人不同于动物，是一种具有精神高度的存在，虽然以物质性的身体为载体，但其内在的本质的规定性是精神性。“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确立与强化的过程，是人通过使用工具的认知生产实践把自己逐渐从自然物质世界的必然性压迫之下解放出来的过程，也就是人的尊严被唤醒、被维护和被巩固的过程。可是现实具体的认知生产活动中，商品与服务的生产与交换日益成为社会运行的主轴，强大的工具逐渐异化为一种外在的力量反过来强迫人服从它的运行规范，AI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在个人奋斗逻辑下更为主动地接受工具对自我的规训，导致了人的尊严被忽视、被限制和被伤害，集中体现为人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第一，思想能力的萎缩。随着工具力量的强大，特别是AI的普遍应用，人基于感知、经历、观察、抽象、演绎、综合、直觉等主体能力来认识外在事物和协调与其关系，越来越依赖于AI系统对大数据的处理。AI虽然超越了人的感知维度，但其本质仍是符号操作，缺乏真正的理解，形成“知道如何做”与“理解为何做”的思想鸿沟。人的思考过程日渐让位于数据的处理过程，思想能力不可避免地同步出现了日渐萎缩的危险苗头，支撑人的尊严存在也就越来越失去了基本的内在思想力量。当AI认识世界的能力超越人类时，人类可能会不自觉地将AI视为新的权威来崇拜，自身则沦为被动接受者。这将严重危及人的中心地位尊严，人类将成为被AI左右的附属存在。第二，思想范围的局限。人的思想是在人类认识和改造外在事物的过程中产生的，但是思想运动的规律却不服从于物质生产的规律，而按照自身的特殊规律运动。可是AI系统却将人的智能抽象为算法，将世界转化为可计算的数据流，忽视了人的存在的具身性和世界运动的丰富性，思想自由运行的必要条件难以满足，在数据之上实现思想突破的概率变小。工业革命以来，工具的升级迭代速度越来越快，但是人类思想的进步却没有同步突破，不仅没有出现革命性的提升，反而出现局部性的滑坡。第三，思想维度的单一。人的思想维度是丰富多彩的，理性、情感、直觉等等都在其中有各自的位置。可是AI力量的过度强大，大语言模型的神经网络将人类经验量化为权重参数，自然语言处理将语义压缩为向量空间，导致了工具理性的癌症般扩张。人类在处理人与自我、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时，太多地受到工具理性思维的限制。第四，想象助力的匮乏。想象可以突破时间、空间或条件的限制，在思想中实现事物之间的联接、比对、融合或新生，是人类改变自然、制作器物和创造新事物的思想尝试和行为准备之一，为人类的认知生产实践提供了超常的助力。可是工具力量的过度扩张，束缚了人类想象的翅膀，人类“思接千载”“神通万里”“天马行空”的想象能力被越来越强大的AI数据获取、记录和处理能力所扼杀，人类自由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失去想象的助力。这种想象助力的匮乏又反过来加剧了工具力量失控的危险，人类的尊严受到进一步的损害。
三、在人的问题时代性解决的愿景里，理论划定AI的发展方向和不为禁区。
哲学上的人既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具象的，而是从现实的具体的有生命的个人之中概括出来或为之设定的普遍规定性，反映的是人类对自身的理性认识和理想追求，是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的社会概念。人何以为人的问题是哲学的永恒问题，任何解决都只能是时代性的解决。AI时代的到来，为解决人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时代背景和工具力量，也为解决人的问题带来了新的时代要求和现实危险。哲学的任务就是能够提供批判性框架，以人类“自主行止的实践智慧”划定AI的发展方向和不为禁区。
（一）人的本质实现，是AI发展的根本起点。
人的内在本质在认知生产实践中得到展现和外化、在对象化的产品中得到直观和印证。完成这一过程的必要条件是自然和他人的参与：只有与他人合作，才能开展认知生产实践；只有认识改造自然，才能获得对象化产品。现实的实践主体是个人结成的社会组织。虽然极少数的绘画音乐等艺术家创作艺术品的过程可以脱离社会组织的形式单独进行，但是从艺术家本人的存在、创意的形成、工具的使用、作品的物质表现等等全过程来看，艺术家的本质实现仍然不能脱离社会组织而单独实现。人要实现内在的本质，首要的前提是必须成为社会组织的一员，把人由自然个体性的存在变成社会组织性的存在。因此，参与组织或把人组织起来是人的本质实现必须要依赖的路径，这是由人的本质规定性逻辑先在地决定的。
一个社会组织的建立与管理，无论是AI的参与管理，还是AI的辅助决策，都必须始终把人的本质实现作为根本起点，而不是简单服从效率至上的原则，更不是遵从资本或强权的逻辑，把人降级为可计算的数据点、可利用的数字资源。这是人类开展自觉自由自为的认知生产实践的前提。对个人来说，无论是加入组织还是建立组织；对集体来说，无论是吸收个人还是管理个人，都必须从人的本质实现这个根本起点出发。作为集体实践主体的社会组织必须是自我意识觉醒的自由人为了自己的本质实现而自由地联合在一起的，“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人类实践关系，是这样的社会组织内部个体人之间的基本关系；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消除了群体性对个体性的异化力量的组织。社会组织即集体主体的建立和运行，个体人需要把一些权利让渡给组织，但个人主体性却是不可让渡的基本权利。集体的主体性是包含而超越个体主体性的，而不是压抑和排斥个体主体性的；个体的主体性借助集体主体性来实现，却以个人主体性的充分发挥来推动集体主体性的形成和发展。只有把个体人自我意识的觉醒、自由意志的决定、自己本质的实现贯穿集体主体的认知生产活动的始终，才能保证人的本质在社会认知生产实践中的完整实现。AI要始终作为增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工具来发展，作为人类自由意志的扩展工具来发展，而不能主导社会组织的建立和运行，更不能替代人来组织和完成现实具体的认知生产活动；否则，人类将沦为算法的附庸，人的本质规定性将被人类自己创造的工具力量反噬一空。
（二）人的自由发展，是AI发展的永恒目标。
生存之后的自由发展，是人类自我意识的最高觉醒，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类历史进步的最后检验。“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在公元前五世纪提出的抽象命题，终于在二十一世纪的这世界找到了以AI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这个现实的支点。这是人的自由发展历史的真正开始，更是人的自由发展实践的真正起点。以人类生存和种群发展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质需要来衡量，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已经进入了过剩经济时代。人类处于短缺经济时代时，整体上还处于不自由状态中，为了满足不可或缺的物质需要不得不牺牲一定程度的自由发展；人类进入过剩经济时代后，整体上已经进入自由可控状态，已经从自然的压迫下自我解放出来了。人类的认知生产实践由“为物的增长”向“为人的发展”方向转变的客观历史条件已经具备，所缺的关键是人类精神的觉醒和利益关系的调整。
人类精神觉醒的核心内容就是要主动抛弃掉物资匮乏的生存恐惧，清醒认识到客观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坚决把人的自由发展设为认知生产实践的恒定目标，努力把人类从短缺经济时代形成的历史行为惯性中引导出来，重新组织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生产方式由“为生活所迫的生产”向“为自由所需的生产”转变，才能实现自觉自由自为的人的本质不断丰富，才能实现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力量不断增加。
利益关系调整的关键环节就是要转变现代社会高度消费刺激高速生产的经济运行机制。这种机制把人变成实现经济目的的机器零件纳入社会生产系统的整体运行，人的自由发展无法超出工具性自由的幅度限制。这就要求按照哲学层面的“公共善”要求建立去中心化的AI治理体系，将“为自由所需而生产”要求转化为动态博弈模型嵌入经济运行机制，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人能够操控的AI控制力量强制扭转“为物的增长而生产”的历史惯性。只有坚持把人的自由发展设为人类开展认知生产实践的恒定目标，才能逐步消灭被市场附加的貌似人所需要的物的需求带来的高消费，彻底消除爱默生在十九世纪就批评过的“东西在鞍上而且骑着人”的商品异化现象；才能始终把人的自由发展需要作为主导经济运行的内在驱动力量，努力把外在的异化需要的消费转变为内在的本质力量增长的满足；才能进而把对自由的追求作为人类共同的利益需求，最后到达以自觉自由自为的实践方式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最终目标。
（三）人的生存延续，是AI发展的最后边界。
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社会的危险主要来自人类本身，来自人性的最幽暗处。AI带给人类社会的现实危险，不在AI的智力程度，而在人类本身。人类的认知生产实践已经进入一个涉及宇宙的全球化时代，信息、物资、人员的交流规模和层次空前复杂，但人类的意识、能力、组织、管理还未达到这个时代要求的水平和层次。以AI的爆炸式发展为代表，人类的过度自信正疯狂地驱动着创造新事物力量的发展，却有意忽略或无意忽视了人类目前并没有完全掌控这种力量的能力。人类创造出AI新事物，表征着人类的认知生产实践已经越过改造自然客体和改变主客体关系的阶段，开始进入主体领域，开始触及到人的内在规定性。这就产生了一个如何在发展AI中确保人的生存延续问题：或是避免主体的消解，或是避免肉身的灭亡。目前似乎没有任何现实的力量能够迟滞AI的发展速度。但是，如果人类不以“自主行止的实践智慧”为AI的发展划出最后的边界，任由“被欲望所驱动、被力量所裹胁的无奈实践”肆意前行，AI将有可能不再以工具的属性出现在人类生产生活中，而是以“异质人”或敌人的身分参与到人类社会活动中，成为影响社会前进方向的现实力量，为人类社会前进失控的危险增加一个几何量级。这就需要人类回归创造AI的初心，始终将AI作为人类认知与生产的延伸，拒绝让其取代肉身经验的不可化约性，将人的生存延续划为AI发展的最后边界。
人类的生存延续是大自然演化的一部分，在终极意义上必然要服从大自然的演化逻辑。人类以自身为中心逐渐向外围认识和改造大自然，但大自然却不以人类为中心而运动，而是按照自身的逻辑自在地演化。人类必须以“自主行止的实践智慧”为自己划下不为的禁区，自觉中止或绝不开展与人的自由发展目标无关的探索、实验或生产创造。人的自由既体现为从事认知生产实践的有所为，在对象化活动中直观和印证自己的类本质；也体现为基于自由意志的有所不为，拒绝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损害消解自己的类本质。人类认知生产实践的不为，是以人的自由发展为标尺的主动不为，并且不断用此标尺来检视具体的认知、生产、治理等等社会活动的现实偏离程度，卡住惯性前进带来的危险。发展生成式AI或智能生产机器人，必须由人类赋予意义和价值判断，避免AI“无意”创造出的“新物”毁灭人类本身或生存环境。超级AI研究必须建立算法透明性与人类否决权机制，强制设置可逆性开关，确保失控时可退至安全基线。社会治理中AI的扩大应用，必须把利用群体行为预测实施超前社会控制和进行公共决策的行为列入禁区，避免算法黑箱消解公共理性；禁止通过算法操纵人类情感依赖；规避AI对生命意义、信仰体系等终极问题的介入；必须让AI止步于提供信息分析，而非替代人类的精神选择，防止计算结果异化为“技术神谕”。在新的历史前提下，让以AI为代表的认知生产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的发展接受“人的解放与自由哲学”的审视与把关，而不是单凭“物的增长逻辑”惯性盲目前进，应该是人类智慧的题中应有之义。
（2025年4月8日）
[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即‘实践论的世界观’,是一种新的哲学解释原则：它以实践自身的矛盾性为基础，深刻地揭示了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在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中，既显现了现实世界的自然性与属人性的二重化，又揭示了人类自身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二重性，还凸显了社会历史的创造性与规律性的二象性”。见孙正聿：《人与世界的否定性统一——高清海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解》，《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页。
[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50页，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if !supportFootnotes][4][endif] 见《论语·雍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