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宓老师”是我？
前晚李大伟兄电询:新见一篇《读者》刊载的《三个老头儿》，其中有个让学生别报考“大学中文系”、又劝人多看“无用”书的“宓老师”是否即我；因为据他判断似乎就是。因为姓“宓”的不多，他又知道我对“中文系”有些成见——记得我曾在他茶庄朋友聚饮时说过些天朝“中文系”的坏话，以致当即就有“我 们这里都是中文系啊”的“提醒”。自觉失言，总已枉然。那天我颇有自责，但又不想当场添加“系”不怎么、而出来的有些人可能委实不错的“补白”……
唉！这“镜头”一闪，又是十多年了……
电话后，我一直在以上的“后悔”中后悔，直到第三天好奇使然，我竟不惮烦人地要求李兄截屏显示，方知作者“黄昱宁”写的“三个老头儿”中那个“宓老师”的某些行径确乎是在揭露我的过去——
其一:有时候碰上他特别讨厌的课文……上课铃响之前跑过来，跟我说：“这课一点儿意思都没有……带小说了吗？拿出来看！”起初，我简直怀疑他在说反话，类似“钓鱼执法”，只能讪笑着不置可否。没料到下一回，他干脆就自己带来几本，往我桌上一撂，“看这个。”……《围城》《写在人生边上》《干校六记》《洗澡》。“别的书可以不看，”宓老师眯起眼睛愉快地分享他的秘密，“这两位的，一定得读。先从浅的读起，我相信你有一天能读懂《管锥编》的。”
其二:我刚拿到直升本校高中部的名额，宓老师就把我叫到办公室，视线聚焦于别处，像是对我，也像是对自己说：“你将来可别选中文系啊。”
这种离经叛道的罪恶勾当我是经常有之、时或尤甚的！作为一名“雇员”，我自然明白，完全可以由此被追责查处，怎么也不为过！
何况，那些“讨厌的课文”必具当年不容置疑的“重要性”。而且在“生源大战”中的“直升”指标，学校老板也早已明确落实，又承诺¥30.00/人的大洋奖励……
而我、我这种“教坛败类”——常常自动“落败”者的所言所行，那时一旦真有“黄昱宁”们纷纷起诉的话，则肯定可以让我吃不了兜着走 : “走人” —— 因为我还常常暗示家长“放弃”直升名额，去考更加像样的高中……
幸好！现在此文作者揭露的罪状早已过了“追诉”期限，何况姓“宓”的又非我一人，其所言所述缺失音视两频佐证，不能用以“当堂呈供”……
我还要补充说明很想说明的一点:
那时《围城》正在热播、热售，《管锥编》又被奉为“国学”唯一圭臬。其时，我其实只是想告诉他 : 中学生应该先看点可以看得懂的小说和散文，其他的以后再说也不迟;尤其那《管》也不属经典之最。而杨绛对“瘟歌”的叙述倒是应该可以向那些喜欢文字的可爱小屁孩们介绍的——而且至今犹不“犯忌”……
至于那“黄昱宁”是否受过我的毒害，又是谁，我真的记不得了！
抱歉！那“宓老师”恕我也不想“顶包”了……
此复李大伟先生。
【附文】 三个老头儿
黄昱宁
一
回想起来，20世纪80年代我念小学那会儿，读书真是一件相对单纯的事。比方说，我父亲会仅仅因为不愿让我多过两条马路（那时候家里不可能匀出人手接送我上学），就放弃区重点小学的名额。六年里我上的都是家门口的普通小学，代价是考初中时出了一身冷汗，分数刚踩上市重点的那条线；换来的好处是，每天作业都能在学校里做完，下午三点半之后，我就只管一个人泡在父亲的书里。
那时候没有新东方和奥数班，家里有钢琴的人几乎是怪物。直到三年级，我才参加了平生第一个兴趣班（那时都是免费的），起因也有点奇怪：我塞进课桌里的一个笔记本上记着几句我随口诌的词儿，被好事的同桌拿去向大队辅导员献宝，后者那时大概正在给区少年宫招募学员……总而言之，很快我就收到了“儿童诗歌班”的邀请信。后来才知道，发信的老师姓诸葛，是个快退休的老头儿。
虽然早就有思想准备，知道这位诸葛先生不会有羽毛扇，但初见之下，还是大失所望——干瘦的身板，半秃的脑门，加上脱落了大半的牙齿，看上去早就过了六十岁。他不怎么爱笑，普通话里夹着浓重的岭南口音，既不擅长侃侃而谈，又不见得能循循善诱。比起隔壁的“儿童电脑班”（彼时正值“电脑要从娃娃抓起”刚刚发表），这里非但人气衰微（不超过十五人），而且哪怕在人数达到峰值时，也没有谁在认真听讲。
奇怪的是，诸葛先生对这些好像一点儿都不在乎，最多偶尔停下来，叹一口气。他上课的方法简单得全无技巧可言，每次都捧了一大摞书，每本都夹着几张白纸条，每个夹着纸条的地方一定都有一首诗，作者不分古今中外、忠奸善恶。常常是刚才还在讲“却话巴山夜雨时”，突然一个急转，就拐到了“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他会一首一首地写在黑板上，一笔一画都像是拼尽了全力，写累了便眯着眼睛歪一歪脑袋，像在鉴赏一幅古画。他很少作什么口头评点，却很喜欢在诗句的字里行间作一些符号，比如涂个圈、画个惊叹号什么的，那些地方多半就是他最在意的句子了。先生让我们跟着抄，连那些符号也不可以落下。可他总是等不到我们全抄完，就急忙吩咐大家扯开嗓门朗读，声音越大越好——基本上每首诗都被我们念得支离破碎，先生倒不苛求，反而摇头晃脑地打着拍子。下课铃多半总是在这种节骨眼上响起来，我们戛然而止（我那时多半在想，八路公交车少坐一站就可以省下钱在车站旁买个油墩子解馋），诸葛先生也会一下子愣住，看一眼讲桌上躺着的那一堆书，一脸的困惑，“还有很多没讲呢……”照例挥一挥手，叹一口气。
好多事都是要多年以后才能“追认”甚或“虚构”出它发生的意义。诸葛先生的课，我统共也没能上满一年。记不清是什么原因半途而废的，反正当时好像也没有太在乎。直到初三那年，外校调来的一位语文老师，才以“合并同类项”的方式强化了那段记忆。和诸葛先生一样，那也是个快退休的老头，也操一口掷地有声、拒绝被普通话些微同化的方言，也有个很不常见的姓氏——我们叫他宓老师。
二
以年纪和行事风格推想，宓老师和诸葛先生多半都有过一肚子诗情文气被特殊年代蹉跎的经历。初三时我已多少懂些世故与故事，会忍不住将他们的形象嵌入《天云山传奇》或者《苦恼人的笑》，为他们在课堂上的浑然忘我添上浪漫主义注脚。平心而论，宓老师的课比诸葛先生上得更专业，也晓得隔两天就念一回中考的紧箍咒，抱一摞卷子督促大伙儿背标准答案。不过他总有点儿“分成两半的子爵”式的颓唐贵族气，左手忙活的事儿被右手轻轻一挥，就销匿于无形，空气里残留着一点嘲讽的味道。班上有几个同学——包括我——的语文成绩在他看来足够好，于是常常会得到减免作业的待遇，这在毕业班里可不是寻常事。有时候碰上他特别讨厌的课文（这绝对不是偶然现象），宓老师干脆就在上课铃响之前跑过来，跟我说：“这课一点儿意思都没有，你不用浪费时间。带小说了吗？拿出来看！”起初，我简直怀疑他在说反话，类似“钓鱼执法”，只能讪笑着不置可否。没料到下一回，他干脆就自己带来几本，往我桌上一撂，“看这个。”
我一直记得那几本书的名字:《围城》、《写在人生边上》《干校六记》、《洗澡》。“别的书可以不看，”宓老师眯起眼睛愉快地分享他的秘密，“这两位的，一定得读。先从浅的读起，我相信你有一天能读懂《管锥编》的。”
直到今天我也不能算“读过”《管锥编》（顶多算“翻过”或者“膜拜过”），更别说读懂，但那些书和那些话，须臾不曾忘怀。有时候我安慰自己，我没敢在艰辛寂寞的学术路上涉足太深，宓老师其实也得负一点责任。当年我刚拿到直升本校高中部的名额，宓老师就把我叫到办公室，视线聚焦于别处，像是对我说，也像是对自己说：“你将来可别选中文系啊。”“啊？我可没想过这问题。”“进高中就得想啦。听我一句话，学英文，学点有用的。”“有用的”三个字被他加重了语气，随即又摸出一张书单，上面照例写满了“无用”的作品。
从“无用”一步三回头地走向“有用”，差不多构成了我高中和大学前半段的主旋律。作为一个从小就让师长放心的孩子，我成功地做到了基本不偏科，没有悬念的前三名，以及一路免试直升。我被那时上海人眼里最“有用”的上外录取，念时髦的“复合型专业”。哪怕是在直升后的那个暑假，我还是不太想去碰那些已经被我冷落了三年的“闲书”——我知道它们仍然对我构成强大的诱惑，一旦拿起，就难说是不是还放得下。
上外真是个“有用”的地方。每天早晨起来，我总能清晰地感觉到我走在一条高效务实的流水线上。东体育会路上，擦身而过的是一边塞着耳机听“美国之音”一边晨跑的人，电话亭里挤满了用各种语言向外面的世界寻找机会的人——这样的画面不仅励志，而且像一道强光，把你的生活照成一张曝光过度的相片，容不得阴影和细节。谁说文科生比理科生好混？你穿越回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上外试试——在那里，一门外语不仅是一门外语，它还通往薪酬惊人的“五大”（会计事务所），通往太平洋对岸那一溜“常春藤”。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的英语教材充满了情境对话和应用文写作，我们的老师总是匆匆地来匆匆地走——有的是各种各样的语言培训班在等着他们去自度度人。例外的没有几位，江老师算一个。
三
那只是一门学分不高的选修课——英美散文选读。按上外人的习惯思维，这显然得归到为数不多的“无用”课程里去。第一堂课，先有人搬来椅子（椅子脚给垫高过，与讲台比例合宜，坐下来能俯视全班），再是茶缸，最后才是年逾七旬的老教授本人，一步一挪地进来。“我是江希和，”儿坐下来，话音里有点喘，“Call me Mr.River。”
至今都记得他，不单是因为那一口老式伦敦腔，不单是因为我们很快在《英汉大词典》的编委名单里找到了他的名字，不单是因为当时传过他好几个版本的坎坷身世，也不单是因为他从来不用现成的教材，只发一本油印的讲义，课间休息时最大的乐趣就是检查我们有没有在那份讲义上添上足够详细的听课笔记。让我最难忘的，是他从来不把文章切成一个个“有用”的词语碎片，不会津津乐道于某个词儿的社交功能，他强调的，是我在上外很少听到的那个字：美。
在他的眼里，扬眉吐气的塞缪尔·约翰逊回击切斯特菲尔德勋爵的信——那种酸，那种迂，那种春风沉醉——是美；《廊桥遗梦》最后，男人写给女人的信——那份苦，那份甜，那份今生无悔——也是美；但我们都知道，江老师最偏爱查尔斯·兰姆。说起伊利亚（兰姆的笔名）平生结巴、见到心仪的女孩子会害羞时，他的脸也红扑扑的；讲到伊利亚因为沉重的经济负担，一辈子在账房里朝九晚五地上班，只能在晚上写作时，他一声接一声地叹气。讲义内，19世纪的伊利亚与精神病严重的姐姐相依为命，被迫终身不娶，姐姐病发时他们俩只能手拉手一起哭；讲义外，江老师的情绪也跟着忽上忽下，有好几次都几乎挣扎着要从高脚椅上站起来。
好像就是在去年，我突然想起这些旧事，上网搜了很久江希和的名字，才发现零星有几篇昔日学生追思老教授的博文。虽然早有预感，但猛一看到他早在2005年就已去世，我还是难过了很久。他不会知道，一个课后甚至没有勇气拿着笔记凑过去提问题的学生，整个大学里，唯有在他的课上，才找到了一点久违的“无用”的乐趣。他更不会知道，这点乐趣诱引着她一步步离开曾经以为理所当然的“康庄大道”——毋宁说找回最初的自己——以至于十多年后，当她坐在出版社里，翻开自己编辑的《伊利亚随笔选》时，仍然在庆幸当年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