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我们这一辈的人就被灌输了，如果你不好好读书，以后就会只能去放牛。于是，我们就在惶恐中上了学，十年寒窗过后，又有人说读书无用，不如早点出来工作。
那么所谓读书，到底有用还是无用？到底又有什么用处呢？
好奇心，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正是由于这种本能，引发了我们的求知欲，希望知道或者了解更多事物的不满足心态。
孔子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意思是说自己不是生来就知道一切的人，只是喜好古代文化，勤奋学习追求知识。
这位中国古代的第一读书人，一直在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指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其结论就是“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读书以致知。
读以致知，这是一个与生俱来的本能需要，也是人们读书的原初动力。它不是为了什么具体的目的而读书，只是因为我们是人类，所以要读书来满足我们的本能需求。
但很多人读书则很多是为了读以致用。
孔子谈读书谈得最多的是哪一本书？是《诗经》。他认为这部诗歌集非常有用。他告诉青年们，不可以不读《诗经》。
《诗经》可以激发情志，可以观察社会，可以交往朋友，可以怨刺不平。在家可以侍奉父母，从政可以侍奉君王，还可以知道不少鸟兽草木的名称。他从多方面揭示了读《诗经》的用处。
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说的是一个人熟读《诗经》，交给他政事，却办不通；派他出使外国，又不能独立应对。即使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处呢！
在孔子看来，学了《诗经》就要会用，理解《诗经》用好《诗经》是阅读《诗经》的主要目标。否则，不如不读。
我认为在倡导全民阅读时最好不要强调“读书改变命运”，少说或者最好不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一类较功利的劝学名言。
读书确实改变了不少人的命运，可是，也有很多人读书并没有改变命运。命运这个问题太复杂，岂是一个读书就能完全决定得了。用“颜如玉”“黄金屋”乃至“改变命运”来倡导全民阅读，也不是倡导全民阅读的本意。
全民阅读首先是为了人们满足求知欲的需要，是为了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乐趣，是为了每个人的素质得到提高，是为了读以修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宋代大学士苏东坡曾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句诗在当今社会愈发具有针对性和感召力。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社会舆论谈到人的价值，“白富美”“高富帅”“高颜值”之类的语词已经大行其道。
一位男士，也许不够“高富帅”，但是他有很好的学习经历，有丰富的读书实践，而且读有所得，比起另一位“语言乏味”的“高富帅”男士，是不是可以获得更好的审美效果呢？
说到女士，同理可证，也许颜值不够高，可是，她腹有诗书，又文气静气，谈吐不凡，是另一种“高言值”，不是同样也会得到某些聪明男士的好感吗？
最后，说一说这晋代的陶渊明有句名言：“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是把阅读的乐趣做了令人难忘的描摹。
读以致乐，往往是在读书人进入纯粹为读而读的状态时，才能忽然觉出读书的乐趣来。为了读书人的快乐感觉，古代读书人比较讲究读书环境和方式。
明末清初文学评论家金圣叹有一篇《三十三不亦快哉》的小品文，被许多文人叹为极品。其中就有“雪夜闭门读禁书”之不亦快哉。
清初大兴文字狱，读禁书被发现是要杀头的，那么，深夜雪天，闭门读禁书，无人打扰，更无灾祸之虞，自然是不亦快哉的了。
在中国传统的阅读文化中，读以致乐的阅读主张，初看起来似乎比较娱乐化、平民化、世俗化，较之于读以致知、读以致用、读以修为，显得不是那么高大上。然而，读书，作为一种私人化程度颇高的社会活动，读以致乐却是其第一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