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喜剧》改编自2008年7月在上海首演的话剧《如果，我不是我》（和主题曲同名）。这几年，开心麻花由话剧改编上映的影片中，大多数失去了故事内核的精髓，评价一路朝低。《半个喜剧》是由《驴得水》的原班人马打造，包括导演、编剧周深、刘露，演员任素汐。如果说，开心麻花之前的电影《驴得水》是好故事没拍好，那么这部《半个喜剧》则是把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处理的更加戏剧化和具有现实的意义。
影片围绕着三个家庭出身不同，性格特征突出的年轻人感情纠葛而展开。孙同和郑多多是好朋友，郑多多是北京人，孙同是小地方考来北京的。孙同免费借住在多多的公寓里，面临毕业和就业的那个夏天，多多准备结婚，孙同也找到了留北京的工作。可是一个女孩（莫默）出现改变了他们两个人的生活。
“半个喜剧”中的“喜剧”是通过人物之间在机缘巧合的相遇中碰撞出的尴尬引人发笑。俄国思想家别林斯基说过：喜剧的内容是缺乏合理的必然性的偶然事件，是主观幻想的世界或者似乎存在而实际上不存在的现实的世界。例如影片中莫默的相亲对象打着快板在咖啡厅喝咖啡，荒诞富有夸张的场景使人忍俊不禁。
同时，在这种喜剧的氛围中，导演没有忘记“理想与现实之间，动机与行为之间，总有一道阴影。”在当今利益至上的社会规则下，年轻人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取舍才是这部电影的内核。任何戏剧无法脱离现实而存在，故事走向终究还是会回归到现实中。就像莎士比亚说的那样：“最好的戏剧也不过是人生的缩影。”
一、喜剧氛围下的残酷现实
当代年轻人在大城市和小城市的选择上，更加倾向于大城市。借用海明威的一句话：“如果你足够幸运，年轻时候在巴黎居住过，那么此后无论你到哪里，巴黎都将一直跟着你。”年轻时候居住过的城市，决定了以后人生的高度。 大城市的疯狂是华丽的疯狂，大城市的美丽是冷酷的美丽。这是一种类似于罂粟花的魅力，一旦深入其中，很难逃离。
北京有房，家里有钱，库里有车的郑多多就是孙同未来前途的一道佛光。郑多多在平时生活中对刘同的态度可以从莫默的一句话里知道：“你就是郑多多养的一条狗！”孙同的性格里透着小城市走出来的自卑感，他生活在郑多多的光环下，内心对郑多多的混乱的生活作风是排斥的，可这种排斥在现实利益面前不堪一击。
工作，住宿，甚至身上的衣服都是郑多多的施舍。郑多多起步的高度是孙同一生的目标，两个人物质实力的悬殊，直接导致孙同在生活中对郑多多的谨小慎微和无底线的容忍。这是跟郑多多生活中的常态，已经无关乎道德标准，只有利益的取舍。
1、这是影片中引出的第一个现实问题：孙同式小人物卑微的生活
孙同喜欢高璐，但是一直不敢表白，后来郑多多表白高璐，孙同对高璐更是偃旗息鼓，做起了忠实守护者。孙同在酒吧做驻唱歌手下班回家，发现家里的莫默。此时，高璐正好来给郑多多送饭，眼见事情就要暴露，为了高璐，也是为了他自己，在高璐和莫默四目相对，各自诧异之时，说了一句“这是我女朋友”，让高璐以为莫默是他的女朋友，让莫默以为高璐是他的女朋友。
在高璐离开后，他选择告诉莫默真相，而这个时候郑多多若无其事地下楼吃早饭，对于他来说目的已经达到了，剩下的事情他默认孙同会帮他解决。面对歇斯底里爆发的莫默，他让郑多多全身而退。
电影中还有一个场景，孙同的妈妈带了一些土特产带到了单位准备交给孙同的领导。孙同领导冷漠的拒绝在郑多多出现后，立马川剧大师附体，上演“变脸”戏码，不仅收下礼物还请孙同母子两个中午吃饭。这种态度的反差，每天都会在你我的身边不断重复上演。
“小时候无知，害怕；长大后知道，害怕。”这句话说尽了小人物的卑微与酸楚。孙同就像那个基层公务员切尔维亚科夫，一个喷嚏的胆颤心惊，最终被一句“滚出去！”击倒，回到家中便死了；孙同也像《人民的民义》中的祈同伟，当缉毒队长时身中三枪，但仍然没有因此获得和心爱的人团聚的晋升机会，他悲哀地说道："英雄在权力面前是拗不过的，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啊，只是工具。"
小人物的生活就像别里科夫的口头掸：“哎呀，千万不要惹出什么事端！”
就像一只缓慢爬行的蜗牛，从树根的泥土里一点儿一点儿向一棵大树上移动，想看看树冠上的风景，但在进入树冠的门口，被一只手轻轻一拨，被重新打回到了泥土中。蜗牛还可以重新向上爬，但他能不能被允许进入树冠，并不取决于他是否能爬上去，而在于那只手是不是原意放他过去。
2、电影中抛出的第二个现实问题：爱情在现实面前的取舍
爱情与现实利益之间的取舍是诸多文艺作品长久以来探讨的主题。在路遥的《人生》里，在高加林去了城里之后，与乡下穷姑娘巧珍的恋爱关系，高加林就后悔了：“一种懊悔的情绪突然涌上他的心头。他后悔自己感情太冲动，似乎匆忙地犯了一个错误。他感到这样一来，自己大概就要当农民了。”
《致青春》中，陈孝正为了出国留学，选择抛弃郑微，他说：“我的人生是一栋只能建造一次的大楼，所以我错不起，哪怕一厘米误差也不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你首先要爱自己。”
于孙同而言，与莫默的恋爱是他29年来，第一次主动去告白一个女生，坚守的爱情的阻力，也来自于周遭现实的压力。郑多多知道了这个事情，他逼迫孙同分手，否则就要失去他现在的工作和户口 。孙同很纠结。刚巧这时，孙同妈妈卖掉了老家房子要在北京买房。听说了莫默的事情，她坚决不同意，认为不能因为莫默得罪郑多多，甚至装病威胁孙同。
最后，孙同在妈妈提出的那个折中办法时心中的天平有了偏移。他只需要把和莫默的爱情转入地下半年时间，只要妥协半年，他就既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现实利益，又能保住自己的爱情。莫默坚守的对错之间的规则下，“这样做是不对的。”击溃了孙同一直以来俯身的姿态，他终于爆发：你生在了天上，生下来什么都有了，而我生在了泥坑里，你下到水坑里看看就都全明白了！
孙同身上，有着每一个北漂青年都曾有过的恐慌与紧张，那种不知该如何融入这座城市的不安，尤其是面对着的是一个什么都有的本地人，极力掩饰的惶恐就会更加让人难受。电影中将基于虚无的“爱情”和现实为准的“未来”放在了对立面，这基本囊括了社会施加给年轻一代家庭、工作、生存、感情的人生困境。
二、理想主义的坚守的背后，是现实环境的支撑
我不是不知道这个世界什么样，我就是想试试这样行不行，我撞撞看，撞不死我就还撞！
莫默是本部影片的道德标准，她认为错的就是错的，绝对不能为了得到好处而去做错的事情，事情本真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一生不愿意撒谎和妥协。所以，她可以怼行长，行长还得跟她商量对策。而这种坚守的背后，其实有着莫默优越的生活条件作支撑，
高中穿J1，还舍得在操场跑，毕业出国留学；在北京有自己的房子，比起郑多多家没有信号的老房子，莫默的家要更加高档；手机支付这么方便的情况下随身带大量现金；相中的眼镜一买买三个；不到30岁在北京实现打车自由。
电影中有一个细节，也能说明莫默的家庭背景要比郑多多更优越，莫默妈妈说年轻时拼事业，快四十岁才有的莫默，现在莫默快三十了，莫默的父母大概六十五岁左右，想一想，什么样的级别到这个岁数还不退休，或者退休了还能有人给送礼？
所以电影里那段，在食堂里大企业副总郑总找多多，让他穿衣服跟他走，又听见秘书“郑总，区长已经到了”时诚惶诚恐的样子，应该是有所寓意的：郑总只是个副总经理，估计是个“高级打工仔”，干到60岁就得到点退休，所以想赶紧让儿子出头。
电影里莫默是一个绝对不愿意说谎的人，这个设计抛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任何事情都不可以撒谎，撒谎就是错误的，只有诚实才是正确的。这种极端的道德标准是不是社会中唯一的法则，这是影片中带给观影者的思考。
而我认为，追求绝对的道德对错并非是一件正确的事情，物极必反，我们的生活其实是寻找“平衡”的过程。绝对的好人是要有资格的，最起码得有现实基础，影片中的莫默吸引孙同，她的真实和不做作，这是孙同向往但是他做不到的，毕竟对于一个上下班挤地铁，没钱换眼镜的年轻人来说，这种道德的坚守很难维持。
但这也不代表着完全摒弃道德，是要选择与自身条件相符的道德标准。毕竟，千百年来关于道德观念的转变随着社会发展而在不断变化。但是最起码的不为了好处而去做坏事，这是最起码的标准。
三、孙同最后的选择，是影片带给观影者的希望
太多的文艺作品中表达出：人性的自私、懦弱与卑怯，让太多人在利益面前退变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爱情、自我、对错与实打实的利益或者一步登天的生活之间，他们纷纷选择了后者。在周申、刘露的《驴得水》里，电影也是渲染这种悲观基调，并以此做社会性反思与人性批判。而这些选择向现实低头的人往后的人生轨迹，其实并没有他们当初想象的轻松，物质的满足往往无法满足精神上的折磨。
导演在影片的发布会上说道：“我们想通过这部作品探讨，年轻人没有底线会怎样？现在大家倾向于认为‘小孩才分对错，成年人只论利害’，如果这句话大家认为是对的，那么这个社会很可怕。”所以，《半个喜剧》的结尾，孙同最终选择了“我想活得像个人！”郑多多婚礼上的一场闹剧，以孙同的和盘托出而终结，工作，户口，房子，在北京赖以生存的一切现实基础，孙同第一次昂起头，选择了理想中的爱情。当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站在了对立面的时候，打破陈规，遵从内心，坚守自我才是导演想表达的一种生活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