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马河桥梁厂：飞架南北 桥梁劲旅
在三线建设的宏大历史背景下，四川简阳的沱江之畔，崛起了一座为新中国铁路建设提供“脊梁”的现代化工厂——养马河桥梁厂。从1969年国家计委批复定点，到1970年破土动工，再到历经转型与改制，这座工厂不仅为成昆、襄渝、青藏、大秦等国家重大铁路干线提供了数以万计的桥梁与轨枕，更见证了中国铁路工业从依赖指令性计划到走向市场、从传统制造到科技创新的壮阔历程。
桥梁，是铁路的脊梁。没有坚固的桥梁，再长的铁轨也无法跨越山河。养马河桥梁厂的故事，就是一群铁道兵退伍军人和地方建设者在沱江之滨铸造这根“脊梁”的历程——从一片麦田开始，到产品遍布全国二十多个省份，一路架设了半个世纪。
养马河桥梁厂坐落于简阳市养马镇沱江之滨，地处东经104°30′25″，北纬30°29′43″，距简阳城区18公里，距成都市区50公里，有成渝铁路和高速公路相连。这里曾是古称简州、素有“天府雄州”和“蜀都东大门”之美誉的一方热土。工厂占地总面积为40.074万平方米，呈柳叶形，东西长约1200米，南北宽约330米。
八方聚力，河滨建厂
1969年下半年，为加快“三线”建设步伐，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提前修通襄渝铁路重庆至达县段，铁道兵领导机关决定在四川成渝地区选点，新建一座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桥梁厂。当年11月，铁道兵西南指挥部后勤部副部长汪立祥与昆明桥梁厂副厂长王立本率先进入现场，踏勘选点。他们先后考察了德阳、黄许镇、洪安乡、五凤溪、养马河等多地，经过综合比较，最终认为养马河最为适宜——这里地势开阔、交通方便、沙石资源丰富，且距离襄渝铁路南端重庆至达县段架桥现场运距最短，最为便捷。选点那天，汪立祥站在沱江边，弯腰抓起一把河沙，在手里搓了搓，对身边的王立本说：“这沙好，颗粒匀，含泥量低，做桥梁的好料子。养马河这地方，有水、有沙、有铁路，就是为桥梁厂预备的。” 12月，铁道兵西南指挥部调六师直属建筑给水营工程师李伯勋负责现场勘察及初步规划；同时抽调正在参加成昆铁路修建的铁道兵五师二十二团三营十二、十四两个连队，由司令部副参谋长刘守忠、副总工程师蔡宝森率领，作为先遣队进入建厂工地。先遣队到达养马河时，正值寒冬。沱江边的风又冷又硬，吹在脸上像刀子割。战士们从卡车上跳下来，看到眼前一片荒芜的麦田，有人小声嘀咕：“这就是咱们的新驻地？”带队的连长回头喊了一声：“别看了，干活！先把帐篷搭起来，再去看工地！”
1969年12月23日，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复同意铁道兵文件，桥梁厂定址四川简阳县养马河区，工程代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六四工程”。
亲历｜口述人：阚德成（中国共产党党员、养马河桥梁厂职工）
桥梁厂占地面积约600亩。选址时已经考虑到原材料供应问题，因桥梁和轨枕生产需要大量沙石，而养马河沿岸拥有丰富河滩资源，从厂区至壮溪镇一带河滩分布尤为密集。厂区内设有专用铁路线，连接养马车站，长度接近1千米。厂里的产品均通过专列发往全国各地，曾为大庆线、成昆线、京九线等重大铁路工程提供构件。
亲历｜口述人：唐章庆（养马河桥梁厂职工）
建厂初期，这里是一片麦田，周围既无公路、铁路，也无桥梁和房屋。那时汽车很少，多为部队调配，生活物资实行配给制，条件极为艰苦。建厂要用的水泥、钢筋全靠人工搬运，肩膀常被磨破。当时实行“先生产，后生活”，最早的职工宿舍建于1973年，医院也建于同一时期，此前我们长期居住在活动板房里。除了建厂任务之外，我们还承担着养马河周围的支农、救火灾、修水库等工作，延续了部队的工作传统。
从一片麦田到一座工厂，用了不到一年时间。从第一根桥梁试生产成功到批量供应襄渝线，也只用了不到一年。这种“当年设计、当年建厂、当年出产品”的速度，放在今天依然惊人。但在那个年代，建设者们没有别的选择——前方的铁路在等，前方的部队在等，国家的战略布局在等。唯一的办法，就是拼。
1970年2月25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六四工程筹建处。孙仕文任筹建处主任，赵明任政治委员。1970年3月15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下达《关于铁道兵桥梁厂定点通知》，经三线建设领导小组研究，同意在简阳县红卫区（养马区）永生大队（七里坝）建设。
1970年2月至3月，铁道兵从所属一、二、五、六、七、八、十、十一师及绵阳铁道兵学校、昆明桥梁工厂选调的730名退伍军人和现役军官、随军职工陆续进厂。这支队伍的干部多为现役军人，退伍士兵则按连、排、班建制编组，由调厂军人干部率领前来报到。同年7月和次年2月，铁道兵后勤部又从徐州机械厂、株洲电机厂、昆明桥梁厂等老厂抽调熟练技术工人42名充实新厂。1970年12月29日与1971年1月8日，四川省内江地区革命委员会先后两次下达招工指标，共招收新工152名（含女工30%），按国防工业政治条件选送。与此同时，铁道兵西南指挥部从汽车团、机械团选派60名现役军人住勤，当地民兵177人和随厂家属129人也参与了建设。参加施工的还有四川省第十三建筑工程公司第三施工队、第六施工队和水电安装队，合江县建筑队、新都县龙桥建筑队、简阳县养马区基建队、简阳县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成都市市政筑路队等多支地方力量。工程建设高峰时，参建总人数达1663人。1663人来自四面八方，有穿军装的，有穿工装的，有穿粗布衫的。大家口音不同、身份不同，但在工地上只有一个身份——“建设者”。一位从四川合江来的民工伤了脚，工友劝他歇两天，他说：“歇啥子？人家当兵的从东北那么远都来了，我就在家门口，还能比他们娇气？”
1970年2月，工程正式破土动工。筹建处的行动口号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革命加拼命，新建战备桥梁厂，快出产品支援前方。”广大指战员和职工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进场干部和转业军人经过三天整训便投入紧张施工。据1972年《基建工作总结》记载：“以天寒不怕冷，炎热不畏烈日烤，头上蓝天一顶，脚下麦地一片，手拿铁锹洋镐，肩挑扁担土箕，向大地挑战，向自然进军。” 1970年3月20日公路通车，4月上旬铁路引入线铺轨，4月15日31.7米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桥梁试生产成功。当年全年生产桥梁51孔，其中成品梁22孔、半成品梁29孔，实现了“边设计、边生产、边建厂”的奋斗目标。第一根桥梁脱模那天，工地上的所有人都围了过来。那根长三十多米的混凝土梁静静地躺在台座上，表面光滑、棱角分明。负责技术的工程师围着它转了三圈，蹲下来用手摸了摸侧面的平整度，站起来说了一句：“可以。”就这两个字，让在场的人瞬间沸腾了。有人在欢呼，有人在拍手，有人悄悄抹了把眼角。这根梁，是他们用肩膀扛出来的。
1970年4月30日，铁道兵西南指挥部首长审定工程平面图与设计规划，确定占用土地550亩，修建一座年产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桥梁、轨枕和电杆的综合成品厂。根据同年6月铁道兵后勤部党委指示精神，将原规划的两跨桥梁生产车间拿出一跨改为生产轨枕。设计年产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桥梁300孔（室内蒸汽养生200孔，露天100孔）和轨枕50万根。
1970年5月4日，铁道兵后勤部下达新建工厂编制序列，定员900人。设正副厂长、正副政治委员各1人，机关设政治处、生产技术科、供应科、行政科，下属4个生产连队。党组织的建立与工厂的建设同步推进。1970年3月12日，铁道兵西南指挥部后勤部党委批准成立工厂临时党委，赵明任书记。临时党委成立时，全厂党员不足百人，但分布在各连队和机关，每个连队都设有党支部。党委的第一次会议是在工棚里召开的，一个搪瓷缸、几个小板凳，大家围坐一圈，讨论的是如何在艰苦条件下确保建厂进度、稳定队伍思想。那时的党委会没有文件堆，没有长篇大论，解决问题就是最高原则。 后经多次调整，到1974年6月，工厂实有924人，编为6个生产连队和1个车队。
1971年3月31日，铁道兵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联合通知，决定养马河成品厂自4月1日起由铁道兵西南指挥部领导。1976年12月，铁道兵后勤部决定自1977年1月1日起，工厂复归铁道兵后勤部直接领导，业务由工厂管理处主管。
建成先进桥梁基地
历经七年奋战，至1977年7月，建设工程全面竣工。工厂建有铁路专用线9.92公里，其中与成渝铁路养马河站接轨的引入线长0.9公里，厂内8股道呈掌形展开。建有公路7.8公里，其中通往养马镇的沥青路面公路3.21公里。自架电力线路34.7公里，通讯线路34.4公里。修建厂区围墙4709米，各类房屋5.35万平方米，其中生产房屋3.14万平方米。安装各类设备815台套。按照原设计，年产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桥梁300孔，轨枕50万根。七年时间，建设者们把一片麦田变成了一座拥有近十公里铁路专用线、八百多台设备的现代化工厂。那些年，沱江边的机器声从未停歇过——白天是搅拌机的轰鸣，晚上是电焊的弧光。有人开玩笑说：“咱们厂亮起来的时候，从对岸看过来，像个不夜城。”
在当时，该厂规模虽属中等，但布局合理，设备先进程度位居同行业前列：拥有自动化沙石生产线和轨枕生产线，采用射流技术的散装水泥自动输送装置（获全国科学大会和铁道兵科技大会科技奖），配有全国少有的从瑞士进口的双向疲劳试验机。
1978年9月12日，铁道兵后勤部通知：经总后勤部批准，工厂列入军队企业化工厂管理序列，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六二〇工厂”代号，自1978年11月1日起启用新印章。原第二六六四工程筹建处撤销。
这座工厂从诞生之日起，就带着“战备”的烙印。它的建设者们穿着军装或曾穿过军装，它的产品直接供应铁路前线，它的管理方式带着部队的严谨和高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军队企业化工厂的体制让它既能保证生产效率，又能保持组织纪律性，成为铁路建设战线上一支独特的“铁军”。
边建设边生产：保供襄渝，勇闯技术难关
建设者们秉持“边设计、边建厂、边生产”与“先生产、后生活”的理念，争分夺秒抢工期。1970年4月15日，依靠临时设施和简陋设备，试生产出第1孔跨度为31.7米的预应力钢筋混凝土铁路桥梁。当年年底，共生产成品桥梁22孔，及时供应前方施工部队铺架。
1971年1月，工厂联合铁道部第二勘察设计院、西南交通大学，成立冂型无碴无枕梁科研技术小组。次年进一步加强领导，由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罗泗秀任组长，技术科工程师张静良、铁二院工程师童昭仁任副组长。1971年9月开始试生产，至1977年11月结束。期间生产冂型无碴无枕梁24至32米直、曲线桥梁34孔，供襄渝线使用；16至24米直、曲线桥梁19孔，供青藏线使用。无碴无枕梁的研发，是一场技术攻关的硬仗。当时国内铁路桥梁普遍采用有碴道床，而新型梁体的设计思路大胆超前——取消道砟和轨枕，让轨道直接铺在梁面上。这种结构轻、省材料、架设快，但技术要求极高。技术小组的同志们经常聚在工棚里讨论到深夜，煤油灯下铺满了图纸，每个人的眼睛里都布满了血丝。西南交大的教授带着学生蹲在车间里做试验，一次次调整预应力张拉参数，记录每一组数据的变化。那几年，他们做过的试验不下千次。 冂型无碴无枕梁具备显著优势：梁体轻、整体性好——一孔23.8米直线等高梁重84吨，比同跨度有碴梁轻46%；架设速度快，平均每孔1小时44分，而分片有碴梁需3小时25分；节省运输车皮；节省原材料；桥面养护维修工作量小；由于取消了道砟、轨枕，降低了桥梁高度，提高了净空，有利于旧线改建。该产品获铁道兵和国家科技成果奖。
从1970年4月试生产到1977年，工厂共生产桥梁931.5孔，试生产出69型混凝土轨枕1.64万根，为襄渝铁路提前建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工厂在技术革新上也不断突破。1971年改革桥梁张拉设备，自制小平车和桥梁锚具，6次改革沈阳产千斤顶，试制成功无碴无枕梁内模。1972年完成混凝土漏斗车、砂石进料地仓、电动锤等革新项目。1974年将普通煅烧炉改造成反射炉，提高工效9倍；手工锻打改压模制作提高工效3至5倍。1975年自制钢筋弯曲机成型盘提高工效近3倍，将桥梁泄水管和挡板铸成整体方便施工维修。1976年自制振动台、码垛机、定长切筋机等设备，解决轨枕生产设备配套问题。1979年，工厂完成大小技术革新42项，包括推广顺序控制器、安装砂石料位微波检测器、革新碎石场漏斗自动卸料阀门、安装旋风式除尘设备等。1980年改造53套轨枕模型，试制钢筋混凝土门窗框，在碎石生产自动线上采用工业电视监控生产。技术革新的每一项突破背后，都是一线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无数次试错。一位参与改造千斤顶的老师傅说：“我们那会儿没有什么‘创新’‘攻关’这些文绉绉的词，就是觉得这东西不好用，琢磨着怎么让它好用。改一次不行就改两次，改两次不行就改十次，总有一次能成。”这种朴素的钻研精神，撑起了工厂技术进步的每一步。
党建工作在技术攻关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71年成立科研技术小组时，组长罗泗秀本身就是一名老党员。他带领的团队中，党员占比超过一半。遇到技术难题时，党员总是第一个冲上去。无碴梁试制期间，为了掌握内模拆模方法，党员带头钻入高温内模摸索操作要领，四十多度的高温、狭小的空间，一待就是半小时，出来的时候衣服都能拧出水。正是这种“党员先上”的带头作用，让技术攻关小组始终保持了高昂的斗志。
从“无米下锅”到走向市场
1978年6月襄渝铁路正式交付运营后，工厂桥梁生产任务骤减，主要转为轨枕生产。1978年和1979年两年共生产69型轨枕52.91万根、桥梁104孔，产能严重过剩。1980年，国家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基本建设战线缩短，新建铁路削减，上级下达的指令性轨枕任务全部落空，桥梁生产任务为零，工厂面临全面停产。那段时间，车间里静悄悄的，搅拌机停了，行车不走了，连空气都像是凝住了。工人每天按时到厂，却没什么活可干，大家坐在车间门口晒太阳，心里却比谁都急。有人找厂长问：“厂长，咱啥时候才有活干？”厂长沉默了很久，说：“活不会自己来找咱们，得咱们去找它。”
面对停摆的生产线，厂党委果断决策：将全部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生产经营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坚决纠正“等、靠”指令性任务的依赖思想，自力更生自揽外委任务。厂党委召集全体党员开会，党委书记站在台上说了一句话：“咱们是铁道兵出身，战场上从来没有等靠要的兵。现在国家搞调整，咱们也得调整自己——从等着上面派任务，变成自己找饭吃。党员同志带头，分片包干，谁先找到活儿，谁就是功臣。” 厂领导带队走访了100多个单位，揽回1.5万立方米民用混凝土预制构件的生产任务，当年实现利润40万元。
“找米下锅”这四个字，浓缩了当年无数三线企业转型的辛酸与勇气。从等着国家下计划，到自己提着包去跑市场，变的不只是工作方式，更是整个思维模式。那些曾经在铁道兵部队里冲锋陷阵的转业军人，如今要学着跟地方单位谈合同、谈价格、谈工期——这比修一条铁路还难，但他们咬着牙学会了。
1981年至1983年，在上级下达的产值计划中，指令性任务不到10%，90%以上需自行承揽。全厂职工主动适应“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方针，不仅承揽桥梁、轨枕任务，还组织大规模、多品种混凝土预制构件产销，并出售砂石、修造机械、储运货物、制作家具、加工食品。3年间共实现税后利润76.44万元，并摸索出“立足路内，面向社会，桥轨为主，多种经营”的发展路径。1980年至1983年的四年中，完成产值1461.39万元（其中指令性任务产值586.4万元，外委任务产值874.99万元），实现利润116万元，向国家上缴税金56万元。工厂由传统的生产型，逐步转变为生产经营型；由指令性的单一军品为主的生产型结构，转为以市场机制为主的商品经济型结构，顺利实现“转轨变型”任务。在工厂内部，充分发动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挖掘劳力和设备潜力。全厂打破了工种界限，火车司机、汽车司机、机床工、试验、保管人员等都投入了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机关干部、门诊部医护人员也投入了弹簧、沙发生产。门诊部的护士们白天给人看病打针，下了班就去车间组装沙发弹簧。有人笑她们：“你们这是从白衣天使变成蓝领工人了。”护士长一边拧螺丝一边回答：“都是干活，有啥不一样？厂子好了，大家的饭碗才稳当。”
1983年9月，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铁道兵并入铁道部的决定》，工厂更名为“铁道部工程指挥部养马河混凝土成品厂”。1984年1月1日，党委更名为“中国共产党铁道部工程指挥部养马河桥梁厂委员会”。1984年3月，因总体设计、工艺流程、设备配套均按生产桥梁设置，更名“铁道部工程指挥部养马河桥梁厂”。1984年起，工厂开始承担国家重点铁路充石线、南同蒲线及大秦线部分桥梁、轨枕生产任务。当年生产轨枕32.82万根，为建厂以来产量最高的一年。桥梁由大（65）138型升级换代为专桥2039、2040、2041、2042及叁标桥1023型，由木模改用钢模。
1984至1986年，工厂由单纯生产型逐步转为生产经营型，主动上门订货，进行横向联合。信息网点遍及全国16个省、市，共64个点；与11个省市43个单位建立供销关系（路内16个，路外27个）；签订桥梁、轨枕合同45个。同时与简阳县养马区联办“沱江轧钢厂”，与安岳县社队企业局联办“京川家具厂”，向四川音乐学院峨眉商行投资5万元。1984年工业总产值717.6万元，1985年650.2万元，分别为建厂16年来第一、二位；上缴利润分别为72.2万元和70.2万元。
从1970年4月试生产到1985年底，工厂累计生产桥梁1146.5孔，轨枕150.11万根，民用建筑构件4.34万立方米，砖机6台套，铁船14只，提供劳务53.53万元。产品覆盖成昆、襄渝、青藏、充石、大秦、南同蒲等国家重点干线，还支援了国防科委及地方厂矿企业建设。
从“等米下锅”到“找米下锅”，从单一军品到多种经营，养马河桥梁厂用五年的时间完成了“转轨变型”。这五年里，它学会了在市场的大海里游泳，不再依赖指令性计划的“救生圈”。这段经历让厂里的每一个人都明白了一个道理：与其等别人给饭吃，不如自己学会种粮食。
产业布局调整与良性发展
1987年，工厂提出“树立营销意识，参与市场竞争”的新思路，做出两项重大决策：冲出四川，在内蒙古包头兴建现场制梁基地；打破行业界限，开发铁路油罐车产品。
1986年11月，工厂与铁道部第十九工程局一处签订包神铁路全线所需400多孔桥梁的生产供货合同。为缩短工期、保证运输，双方确定现场制梁。1987年春，工厂租用包头市红旗农场荒地250亩，由厂长陈长金率队赴包头建厂，仅用69天建成一座中型现场制梁基地，年产桥梁300孔，总投资450万元，实现了“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当年见效益”。包头基地的建设，是桥梁厂第一次“走出去”。200多人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从四川盆地来到内蒙古高原。四月的包头风沙漫天，人站在工地上张嘴说话，嘴里能灌进半两沙子。但没有人退缩。陈长金在动员会上说：“咱们是铁道兵出身，铁道兵就是四海为家。今天在包头扎根，明天还有新的战场。”69天后，一座年产300孔桥梁的基地拔地而起，当地同行看了都竖起大拇指：“这帮四川人，真能拼。” 基地后为神朔铁路供应桥梁，1991年产品达到部优。
在包头建厂的69天里，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又一次凸显。工地上的党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支部书记由带队干部兼任。每天收工后，党员们会聚在一起开个短会，总结当天进度、解决施工难题。风沙大的时候，党员让年轻工人先撤到帐篷里，自己留下来继续干。正是这种带头作用，让整个队伍在极端条件下依然保持了惊人的效率。
1987年8月，工厂向铁道部车辆局提交罐车开发可行性报告。同年10月开始试制G17罐车，12月经部车辆局验收室组织专家鉴定，确认产品质量符合图纸、技术条件和有关标准，同意出厂投入运营。此后又开发出G60、G11罐车及WY-P、WY-T卧式油罐。1989年4月，G17罐车获内江市1988年度优秀新产品开发二等奖。
从1987年到1992年，工厂进入高速发展期。模具更新、产品换代持续推进，第三产业蓬勃发展。6年间，在税金增长的同时实现税后利润618.33万元，职工收入显著提高，厂区环境焕然一新。1991年，工厂生产的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桥梁获评铁道部优质产品。1992年，国家收回全部投资，工厂实现无内外债务的良性循环。
1992年底，为满足南昆铁路建设需求，工厂租用中铁建昆明机械厂西山分厂场地63亩，再次采用现场制梁模式。1993年初由副厂长王长留、党委副书记谢知贤率队建厂，当年11月完成投产，年产桥梁500孔，被总公司授予“重点建设先进单位”称号。该基地共投资1684万元。包头和昆明两个基地的成功，不仅有效节约了运费、缩短了工期，更锻炼了队伍，积累了市场竞争经验。
包头和昆明两个基地，像两枚棋子，分别落在中国的北方和西南。它们不仅是工厂产能的延伸，更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试验——把工厂搬到工地旁边，把产品送到最近的地方。这种“现场制梁”的模式，后来被许多同行学习和复制。养马河桥梁厂的创新，不只是产品上的，更是管理上的、模式上的。
产品创新与技术突破
1993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全国铁路建设掀起“大会战”，工厂抓住机遇强攻京九、兰新，速战宝中、侯月。1993至1995年，工厂与用户签订供应800多孔桥梁、70多万根轨枕合同，产值超1亿元。同时，加大技改投入，先后进行了沙石生产分级、轨枕混凝土拌合微机控制等重大改造，以及桥梁、轨枕、沙石生产、机械加工和运输、吊装、供电、检测、热处理等设备的大规模更新，开发出2059型桥梁、S-1、S-2型轨枕和轨枕板等新产品。
在产品创新上，从建厂初期的大（65）138型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简支梁，到1985年为适应我国第一条高速重载特级铁路干线——大秦铁路用梁需要，将桥梁由木模灌注升级换代为专桥2039、2040（32米）和2041、2042（24米）型钢模灌注。1988年，工厂开始自制钢模，结束了外购历史。1991年，工厂按专桥（91）2039图号生产跨度为32米（直、曲）后张梁，形成了以24米、32米等为主的桥梁系列产品。1988年7月，工厂试制成功S-2型轨枕，实际承载力较69型提高40%，而且能够满足线路道床中部不掏空的使用条件，1989年投入批量生产。1992年3月，铁道部轨枕质量技术监督组来厂抽查S-2型轨枕，认定为被抽检的6个轨枕生产厂家中唯一合格产品。这个“唯一合格”，来之不易。质检组在车间里整整查了三天，每一个数据都要反复核对。宣布结果的时候，厂里的技术人员屏住了呼吸，听到“唯一合格”四个字，有人猛地站起来，有人用力拍了一下桌子，有人偷偷攥紧了拳头。这一仗，他们赢了。 1994年11月，工厂试制出第一根宽混凝土枕（俗称轨枕板），用于南昆线。1995年4月，工厂试制成功有碴桥面预应力混凝土枕（即桥枕）。
1994年12月，轨枕拌合楼应用混凝土搅拌控制系统新技术获总公司科技进步奖三等奖。1991年，工厂与简阳县公安局联办燃气化工公司，供气范围达4个县市6000多户。1995年与港商合办“四川大通电子有限公司”，年组装电话单机50万部。工厂还开始盘活存量资产，利用厂区场地优势开展石油液化气和燃油储存、小型轧钢厂出租，兴办建筑装饰公司和建筑材料公司隔热粉厂。
1993至1995年，工厂共生产桥梁864.5孔，轨枕136.6万根；产值、销售收入双双突破1亿元；三年共交税金1200多万元，为1979年（开始纳税）至1992年12年税金总和的2.5倍，实现税后利润200万元。职工年平均工资收入为1992年历史最高水平的2.9倍。至1995年底，工厂有在册职工1405人，固定资产达6000万元，年生产能力为桥梁1050孔、轨枕60万根、铁路罐车200台。
建厂26年中，工厂共为全国新建铁路和老线铁路改造提供桥梁2919孔，轨枕449.5万根，民用预制构件6.47万立方米，铁路罐车357台，实现税利2741.5万元。产品辐射到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和500多个厂矿单位。
亲历｜口述人：李邦科（中国共产党党员、养马河桥梁厂职工）
建厂初期，技术人员主要来自部队，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有大学生进厂。厂里会定期组织技术培训，并派遣人员外出参观学习。我曾赴丰台、西安、成都等地的桥梁厂考察，学习先进生产经验，回厂后再与班组交流分享。后来，厂里一度面临生产任务不足的困难。为了维持经营，厂里积极拓展业务，生产楼板、家具、罐车等多元化产品以满足市场需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为推进业务发展，我曾前往格尔木、昆明、包头等地参与建立生产基地、生产桥梁。在全厂职工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厂发展得越来越好了。
亲历｜口述人：唐章庆（养马河桥梁厂职工）
当时桥梁厂在整个内江地区都很出名，厂里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巡逻、站岗都配枪。大家常挂在嘴边的就是“退伍不褪色”，一直保持着军人传统。厂区环境整洁，从厂长到书记，每天早上都带头打扫卫生。厂里的管理非常严格，生产工序一环扣一环，每道工序都有专门的管理方式，特别强调标准化作业。在生产任务比较紧张时，大家都是随叫随到，以确保任务完成为原则，有时实行三班倒，有时两班倒。
从军用到民用、从梁体到罐车、从单一工厂到多地布局，养马河桥梁厂的每一次转型，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当国家不再需要你只做一件事的时候，你还能做什么？它的答案是：能做很多事。只要保持军人的执行力、科学家的钻研劲、商人的市场嗅觉，一根筋也能变成万金油。
英模人物：铁骨与柔肠
在养马河桥梁厂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一批感人至深的先进人物。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了什么是奉献、什么是担当。
严大安，一个从广元农村走出来的汉子。幼年失怙，由祖母和叔父抚养成人。1964年入伍，在铁道兵部队服役期间9次被评为五好战士。1970年退伍后分配到桥梁厂，成为一名搅拌机司机。他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岗，清理搅拌机内残留的混凝土——那是一种又累又脏的活，水泥浆凝固后像石头一样硬，要用铁锹一点一点地铲。他从来不让人替，说：“这是我的机器，我熟悉它，它听我的话。”1977年，他对水泥料斗进行技术改进，使轨枕产品合格率始终保持在99%以上。1982年，工厂任务不足，他主动利用休息日到附近农村为工厂承揽民用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任务，一家一家地跑、一户一户地问，硬是揽回了一批活儿。1983年，严大安因患病毒性脑炎去世，年仅37岁。追悼会上，他的妻子抱着两个孩子站在灵前，泪流满面却一声不哭。工友们自发捐款，有人把自己一个月的工资都塞进了募捐箱。严大安多次获得“学铁人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1979年和1980年连续被中共铁道兵后勤部委员会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姚宗培的故事，发生在1971年1月的一个普通日子。那天他和三位工友去养马镇赶集，行至铁路平交道口时，发现一辆停放的平板轨道车被8个玩耍的孩子推上了铁轨。远处，一列满载新兵和军用物资的军列正以60多公里的时速驶来，距道口不足千米。那一刻，姚宗培没有犹豫。他大喊一声“平车掉道了”，率先冲上前去，四人合力将那辆沉重的平板轨道车抬出了铁轨。三四秒后，军列呼啸而过。列车上的官兵不知道，就在几秒前，一场可能发生的重大事故被几个普通的工人用双手挡住了。姚宗培因此荣立二等功，杨朝忠、李银文、贺兴开各记三等功。后来有人问姚宗培：“当时怕不怕？”他想了想说：“没来得及怕。看见车过来，脑子里只有一个字——抬。”
胡永明，1942年生于河南郑州，1962年入伍，在部队期间被树为“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1970年调入桥梁厂，任一连副政治指导员。他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很特别——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等人来找，而是到车间里、到宿舍里、到工棚里去跟人聊天。谁家里有困难，谁和谁闹了矛盾，谁工作上有了思想包袱，他都摸得一清二楚。无碴梁试制期间，工人们不敢钻入高温的内模摸索拆模方法，他以身作则深入一线，带头钻了进去，四十多度的高温、狭小的空间，他在里面一待就是半小时，出来的时候衣服都能拧出水。工人们看着他的样子，谁也不再犹豫。1978年，胡永明被铁道兵后勤部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
张廷文，四川省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筹建处维修队管道班副班长。参与上下水管安装，在混凝土搅拌楼和碎石场管道安装中发挥铁人精神，经常加班奋战，为工厂提前建成作出突出贡献。1978年，张廷文被铁道兵后勤部授予“先进生产者”称号。
章日昆，安徽绩溪人，1983年进厂，1990年入党。他刻苦钻研钢筋技术，很快成为青工技术骨干。他带领QC小组攻关钢筋加工难题，总结出最佳下料技术，节约钢材15.6吨。1991年，他的课题被评为铁道部QC成果二等奖，同年获“火车头奖章”，1992年被评为“全路劳动模范”。章日昆说过一句话：“技术这东西，不钻研就永远在别人后面；钻进去了，才发现前面的路还很长。”
陈长金，遂宁人，1955年入伍，1983年至1993年任厂长。他接任厂长的时候，工厂正面临最困难的时期。他和班子成员主动走向市场，承揽外委任务。1987年，他带着200多人奔赴包头，在风沙中69天建成一座基地。1993年，他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工厂的老职工说：“陈厂长这个人，话不多，但脚步快。你还没想明白的事儿，他已经走在路上了。”陈长金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
屈仁连，广元人，1964年入伍，1970年退伍进厂，任吊装班班长十余年，累计吊装轨枕百余万根无差错。他对吊装设备进行技术改进，解决漏油与制动失灵问题，提出以混凝土板替代木板消除安全隐患。他培养了一茬又一茬年轻人，如今那些年轻人也都成了师傅。1994年，屈仁连被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授予“先进生产者”称号。
这些英模人物，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坚守、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面对困难的不退缩。他们像一颗颗螺丝钉，拧在各自的岗位上；又像一座座小桥，用自己的肩膀连接着国家铁路建设的宏大事业。
职工生活条件的改善
建厂初期受“边设计、边生产、边基建”“先生产、后生活”“土法上马、土洋结合”等建厂思想影响，生活设施极为简陋。职工最早住在养马区公所借用房屋和临时席棚里。1970年10月后修建首批宿舍，但多无厕所、阳台和上下水管道。1979年前，仅建成家属住宅5幢、集体宿舍（含招待所）3幢，多数缺少厕所、阳台和上下水管道，职工日常生活颇为不便。文化活动场所仅有集食堂、会场、影剧场等功能于一体的“三用堂”，车间亦未设办公室，生活条件与配套服务均处于起步状态。住席棚的日子，冬冷夏热。冬天风从席子的缝隙里钻进来，吹得人缩成一团；夏天闷得像蒸笼，汗珠子顺着脊背往下淌。但没有人抱怨，因为大家都一样——干部和工人同住席棚，厂长和普通职工同吃一锅饭。
1980年起，工厂集中力量完善职工福利设施。新建和改建职工住宅、办公楼、浴室、职工食堂、托儿所、商业中心、柴煤店及车间办公室、厕所，共计新建9139.17平方米，改造旧式建筑4382.14平方米。1983年后将原“三用堂”改造成“职工之家”和影剧院。1985年新建商业服务中心1100平方米。生活区内配套设施齐全。厂办子弟校创建于1971年11月，最早在竹席棚内教学，后逐步发展，1973年开办初中，1974年秋开办高中，至1995年设初中和小学教学班9个，有学生175人，教职工36人。1976年正式成立托儿所（后改幼儿园），1985年新建661平方米教学楼。职工医院从1970年4月最初的6人卫生所发展至1995年设床位30张、有职工32人的一级甲等医院。
亲历｜口述人：唐章庆、阚德成（中国共产党党员、养马河桥梁厂职工）
过去娱乐方式不多，看电影是最受欢迎的娱乐活动。我因有在部队放映电影的经验，进厂后负责宣传工作，担任过广播员、电影放映员。起初放映露天电影，后来改建大食堂，使之兼具会议和放映功能。电影票每张1～2角钱，职工凭厂里每月发放的3～6张电影票入场观看。受到大家喜欢的电影如大庆油田纪录片、功夫片《少林寺》，常常连映数场。由于厂里的影片是通过部队渠道获取，上映比地方更早，吸引了许多周边居民，甚至有人从一二十里外自带板凳赶来。
厂里注重思想文化建设，定期制作标语，每月出专刊表扬好人好事，供大家阅读、学习。那时，职工普遍思想觉悟较高，积极学习大庆精神、雷锋精神，向先进工人看齐。我们这些从铁道兵转业来的职工，也保持了在部队的学习习惯，每天早上学习1个小时，或者晚上学习1个小时，阅读报纸或者毛主席著作。
职工休闲活动也十分丰富。厂里经常组织乒乓球、羽毛球、篮球、拔河等比赛，在简阳县比赛中多次获奖。每逢节庆假日也会组织相应的庆祝活动，如春节期间各单位会编排歌曲、舞蹈、小品、相声等在厂电影院汇演，优秀节目甚至会推荐到市里参演。厂里曾有一位从铁道兵转入西安歌舞团的职工，擅长声乐，为文艺活动增添了光彩。
厂办子弟校涵盖小学到高中，教师多是从职工或职工家属中选拔文化水平较高、具备教学能力者担任。职工子女大多在厂办子弟校就读，不少学生毕业后留厂工作。大家愿意留下来，也是因为厂里的福利待遇较好：开水、洗澡、就医等均免费，遇到特殊困难或经济问题，厂里会给予救济，并设有公益互助基金，帮扶困难职工解决燃眉之急。因此，全厂凝聚力很强，职工以厂为家，爱厂、爱企业、爱岗位。当时流行“死在养马河，埋在养马河”“厂兴我荣，厂衰我耻”的口号，体现了一心扎根奉献的精神。
我们在这里工作、结婚、养育子女，与邻里相处和睦。加上此地空气清新，靠近沱江，环境适合养老，因此很多职工退休后仍选择留在这里，至今大家依然比邻而居。
子弟校的竹席棚教室、食堂里的婚礼、露天电影场的欢笑、球场上的呐喊——这些看似琐碎的生活片段，构成了桥梁厂职工最温暖的记忆。在那个物质并不富裕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反而更加浓厚。职工们常说的一句话是：“厂就是家，家就是厂。”这种归属感，是任何物质条件都无法替代的。
1981年7月13日至14日，沱江出现百年未遇洪水，工厂碎石场、水源井等被淹，生产厂房、库房进水，交通、电力、通讯等一度中断，全厂被迫停工5天，直接经济损失22万元。同日驻地太阳大队一、二生产队近400名群众被洪水围困，工厂紧急组织抢险队进行救援，并腾出10处共3000平方米房屋，临时安置无家可归的受灾群众960多人。工厂还与地方政府共同组织民兵参加抢险，体现了军民一家、共建家园的精神。1981年9月，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授予“抗洪救灾先进集体”称号，铁道兵授予“抗洪救灾，为国为民”奖旗。1981年的那场洪水，是一道分水岭。洪水冲走了设备和原料，却冲不垮桥梁厂人的意志。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自救，还救了近千名地方群众。那种“军民一家”的情谊，在洪水中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事后，一位被救的老乡拉着厂领导的手说：“你们铁道兵，不愧是老百姓的子弟兵。”
在绿化与环保方面，建厂以来共植树13541棵，其中有广柑、桔子、苹果等果树1851棵，栽置翠竹24窝，砌花圃和花台95个，育花1510盆，花圃和花台面积达19851平方米，全厂绿化总面积占可绿化面积的95.33%。1981年至1983年，工厂连续被简阳县评为“卫生先进单位”，1982年被铁道兵评为“环境保护先进单位”。
管理体制的革新
养马河桥梁厂的管理经历了从军事化管理向科学管理、现代化管理的转型。
制度建设的起步（1970—1979）：建厂初期，工厂参照部队制度和西南施工企业经验，逐步建立劳动管理、考勤、工料消耗定额、劳保用品发放、成本核算、质量检查验收等制度。1977年“工业学大庆”中，健全了岗位责任制、设备维修保养制、安全生产制、交接班制、巡回检查制、岗位练兵制、质量检验制、班组核算制八项制度及产量、品种、质量、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流动资金八项考核指标。1978年按《工业三十条》进行恢复性整顿，健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和各级人员职责。
全面整顿与科学管理（1980—1984）：1980年，工厂开始试行经济责任制和车间核算。1982年4月至1984年6月，根据中央文件精神，进行了以五项工作为内容的建设性整顿。从劳动纪律整顿入手，依次进行了财经纪律、经济责任制、领导班子和劳动组织的整顿，健全了448项制度和296种定额，对661台计量设备落实专人管理，清理原始记录475种，使基础工作更为扎实。1984年1月，经工程指挥部工厂管理局验收，为系统内首家企业整顿一次性合格单位。
领导体制改革与标准化管理（1985—1995）：1985年3月起试行厂长负责制，1987年2月正式实行。党委从繁杂事务中摆脱，集中精力抓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厂长负责生产经营指挥，建立厂务委员会、周末办公会等制度，决策效率和办事效率显著提高。与领导体制改革同步，工厂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划小核算单位、调整内部价格体系，实行干部聘任制、试用制和任期制。1988至1992年，工厂开展以企业升级、产品创优为目标的标准化管理，系统修订了技术标准1183个、管理标准483个、工作标准303个，各类定额48种1153项，形成了覆盖全面、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的标准体系。1989年9月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命名为“省级先进企业”。1993年跻身“中国500家最大建材工业企业”和“四川省最佳经济效益500强”行列。1994年，工厂进行劳动工资制度综合改革，全厂1204名职工签订劳动合同，831人签订上岗合同，1302人实行岗位技能工资制，实现了从固定工向合同制职工的转变。1995年，采取“一厂多制”办法，对部分单位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对包头、昆明基地实行工效挂钩，企业活力进一步增强。
在质量管理方面，1978年工厂开始推行全面质量管理。1979年，在原有质量管理制度基础上，贯彻“预防为主”与“严格把关”的方针，逐步建立起自检、互检与专检相结合的三检制。1984年，推行方针目标管理，把方针目标分解到车间、班组和个人，实行三级管理。1986年，开展“上质量、降消耗、要效益”活动，各单位共找出质量方面的漏洞37处，提出有关质量管理方面的合理化建议109条。全厂建立QC小组28个，有“信得过”班组7个，质量优良班组两个，主要产品合格率都达到和超过规定指标。1986年的质量攻关活动中，共产党员、全路劳动模范章日昆带领的QC小组发挥了核心作用。他总结出的最佳下料技术节约钢材15.6吨，两项课题分获铁道部和总公司QC成果奖。章日昆说：“质量不是检验出来的，是干出来的。每个党员都要当质量的‘守门员’。”
在物资、设备、能源管理方面，物资管理工作适应“转轨变型”的需要，由计划供应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由向上级申请分配的单一渠道，转变为向上级申请分配、外委用户自带材料、市场采购或品种串换、挖潜革新、改造利用或代用等多种渠道。设备管理方面，建立了固定资产管理制度、设备大中修制度、车辆管理制度、动力管理十个规章制度。全厂有四级工以上的专职设备修理人员76人，除少数高、精、稀设备外，大部分设备在厂内大修，并能自行安装技术性要求较高的设备。工厂连续四次被简阳县交通局评为“交通安全先进单位”，1984年、1985年被简阳县交通监理所列为车辆免检单位。能源管理方面，工厂、车间、班组形成三级能源管理网络，做到用能有定额、耗能有计量，每月有考核，节能有奖励，超能有处罚，奖金有升降。劳动人事管理方面，按定员定额组织生产，全厂下达劳动定额520项，其中205项达到铁道部部颁标准，有315项达到本企业历史最好水平。在财务资金管理方面，工厂建立三级核算制度，经济核算采用“三期核算”法：由厂长提出当月综合目标，生产科下达计划的月初预算；通过半月的生产经营实践，检查并预测当月指标完成程度，及时调整月中估算；月终全面总结、分析经济效果，找出经验教训，提出下月目标的月末决算，使布置、检查、总结落到实处。
工厂的党建工作与企业管理同步推进、深度融合。第一次党代会于1980年7月召开，大会代表120人，代表全厂461名党员，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党委会。此后，1985年、1988年、1992年、1996年先后召开第二至第五次党代会，党组织建设逐步规范化、制度化。基层党组织从建厂初期的4个连队党支部，发展到覆盖桥梁车间、轨枕车间、构件厂、基建工程队、多经系统等各条战线的11个正式党支部及包头、昆明两个临时党支部。工厂党委多次被中共内江市委评为“先进党组织”，三次被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党委授予“先进党组织”荣誉称号，1995年被总公司党委批准为“1994年度好班子”。基层党支部通过达标准上《纲要》验收，全部取得合格证。1990年起，工厂党委连续5次被评为“评处党员工作先进单位”“党建目标管理先进单位”。党建工作不是挂在墙上的制度，而是融化在每一次质量攻关、每一次技术革新、每一次市场开拓中的精神力量。
战略重组与新阶段
2004年3月，中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企业整合为中铁二十三局集团，养马河桥梁厂更名为“中铁二十三局集团养马河工程有限公司”，后又更名为“中铁二十三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养马河分公司”。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铁路建设进入高速发展期，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等新领域对桥梁和轨枕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养马河分公司依托数十年积累的技术底蕴，积极适应市场变化，不断推进产品升级。在传统预应力混凝土桥梁的基础上，公司先后研发了高速铁路箱梁、城市跨座式单轨PC梁、磁悬浮轨道梁等新型产品，使老牌企业在新赛道上继续保持了竞争力。
公司继续发挥铁路桥梁、轨枕生产的专业优势，同时积极探索多元化经营。在巩固铁路市场的同时，拓展市政工程、城市轨道交通等新领域，年总产值达1.19亿元，轨枕年生产能力达40万根，保持了稳健发展态势。2019年，公司参与建设的成贵高铁全线通车，这条穿越川滇黔三省的高速铁路，再一次用到了养马河生产的桥梁和轨枕。从襄渝线到成贵高铁，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同一家工厂的产品，见证了中国铁路从时速几十公里到三百公里的飞跃。
在企业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党组织始终发挥着“定海神针”的作用。每一次产品升级、每一次市场拓展，党员都冲在最前面。公司的技术骨干中，党员占比超过60%。一位年轻的技术人员说：“入党不是为了当官，是因为看到身边的党员都在拼命干，我也想成为那样的人。”
与此同时，工厂积极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厂办子弟校、职工医院等社会职能逐步移交地方管理，实现了企业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许多退休职工依然选择留在养马河，在这个他们用青春和汗水浇灌过的地方安度晚年。每天清晨，沱江边的晨练队伍中，依然能看到那些熟悉的面孔——他们曾在这片土地上拉过钢筋、拌过混凝土、架过桥梁，如今虽然两鬓斑白，但望向对岸时，眼神里依然有光。
时代回响：钢铁脊梁，永不退休
回顾养马河桥梁厂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从一片麦田到现代化工厂，从单一桥梁到多元产品，从“等米下锅”到走向全国市场，它的每一步成长都与中国铁路建设的脉搏同频共振。建厂初期，它以“当年设计、当年建厂、当年出产品”的速度，为襄渝铁路提供了急需的桥梁，创造了三线建设史上的“养马河速度”。改革开放后，它在指令性任务全面落空的困境中，靠“找米下锅”的拼搏精神实现了“转轨变型”，成为三线企业走向市场的成功典范。此后，它以包头、昆明两个现场制梁基地为支点，将业务版图从四川盆地拓展到全国二十多个省份，以技术创新驱动产品迭代，以科学管理提升竞争实力，书写了一段从战备工厂到行业劲旅的转型传奇。
养马河桥梁厂的每一孔桥梁，都跨越了江河、跨越了山谷，也跨越了时代。从襄渝线到青藏线，从大秦线到京九线，从成贵高铁到无数条新建铁路，这些桥梁承载的不仅是列车的重量，更是一代代建设者的青春与汗水。那些曾在沱江边拉过钢筋、拌过混凝土、拆过模板的双手，如今有的已布满皱纹，有的已经永远合上——但他们铸造的钢铁脊梁，依然挺立在中国的大地上，永不退休。
养马河桥梁厂的故事，是中国三线建设与改革开放双重奏中的一个精彩乐章。它告诉后来者：一个企业只要敢于面对变化、敢于走向市场、敢于创新突破，哪怕出生在山沟里、起步在麦田上，也能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空。当一列列满载货物的列车从养马河桥梁厂生产的桥梁上呼啸而过时，那些曾为这孔桥梁流过汗、熬过夜、拼过命的人们，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骄傲地说一句：“这桥，是我们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