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点评
宿憾何须记，临危见寸衷。
推诚消旧隙，仗节建新功。
海静蛮烟远，河清朔漠空。
古来成败事，多在鉴明中。
2. 译文
新罗人张保皋和郑年，从他们的国家来到徐州，做了军中的小将。张保皋三十岁，郑年比他小十岁，所以郑年称张保皋为兄长。两人都善于战斗，骑在马上使枪，无论是他们本国还是徐州，都没有人能敌得过他们。郑年还能潜入海底行走，走上五十里都不带喘气的，若论勇猛矫健，张保皋稍逊于郑年。张保皋倚仗年龄大，郑年倚仗武艺高，两人常常争执，互不相让。
后来张保皋回到新罗，拜见他们的国王说：“现在全中国都把新罗人当作奴婢，我希望镇守清海（新罗海路上的要冲），使贼人不能再抢掠新罗人西去贩卖。”国王拨给他一万士兵，满足了他的请求。从唐文宗大和年间以后，海上再也没有贩卖新罗人的事了。张保皋在自己的国家显贵之后，郑年却失意丢官，贫困潦倒，住在泗州的涟水县。一天他对涟水守将冯元规说：“我想东归故国，去向张保皋讨口饭吃。”冯元规说：“你和保皋相比，本事如何？为什么去送死在他手里？”郑年说：“饿死冻死，不如战死痛快，何况还能死在故乡呢！”郑年便动身走了。到了之后拜见张保皋，保皋非常高兴地设宴款待他。酒还没喝完，本国的使者到了，说大臣杀了国王，国内大乱，没有君主。张保皋当即分兵五千给郑年，握着郑年的手流着泪说：“除了你，没人能平定这场祸乱。”郑年到了新罗，诛杀了反叛者，拥立新王并报知保皋。新王于是召张保皋入朝为相，让郑年代替保皋镇守清海。
天宝年间安禄山叛乱，朔方节度使安思顺因为和安禄山是堂兄弟而被赐死，朝廷下诏让郭子仪（汾阳王）取代他。过了十几天，又下诏让李光弼（临淮王）持节分出一半朔方兵，东出赵、魏地区。在安思顺当节度使时，郭子仪和李光弼都是牙门都将，各领一万人，两人关系不好，即使同桌吃饭，也常常互相斜视，不说一句话。等到郭子仪取代安思顺后，李光弼想逃走，还没拿定主意，诏书到了，要分出郭子仪的部队由李光弼东征。李光弼入见郭子仪，请求说：“我死固然甘心，只求您放过我的妻儿。”郭子仪快步走下堂来，拉着李光弼的手，请上堂来并肩坐下，说：“如今国家乱离，皇帝蒙尘，除了您没有人能东去讨伐叛军，这哪里是心怀私怨的时候呢！”于是召集全部军吏，拿出诏书当众宣读，一切都按诏书的命令执行。等到分别时，两人握手流泪，互相以忠义相勉励。最终平定大乱，实在是靠这两位大臣的力量。
（由此可知）了解对方的心不怀背叛，了解对方的才能足以胜任，然后才能心中不疑，兵权可以分派。平常积累下的怨恨，要能看透对方的心，这是很难的；怨恨之下必只见其短处，要能看清对方的才能，就更难了。从这一点说，张保皋和郭子仪的贤德是同等水平的。郑年投奔张保皋时，心里一定想：“他贵我贱，我既然降心屈就，他总不该因为旧怨杀我。”张保皋果然没有杀他，这也是人之常情。李光弼在分兵诏书到来时，向郭子仪请求让自己死，这也是人之常情。但张保皋任用郑年，事情出于自己的决断，而且郑年当时饥寒交迫，容易受感动；而郭子仪和李光弼平生平起平坐，不相上下，李光弼的任命又出自天子，比较起来，郭子仪比张保皋更难做到。这正是圣贤在成败存疑之际的表现啊。他们并没有别的，只是仁义的内心与各种杂念同时并存，杂念占上风则仁义消失，仁义占上风则杂念消退。那两位的仁义之心既已占了上风，又加上明察事理，所以最终成就了功业。
世人称周公、召公为百代人的楷模，但周公怀抱年幼的成王摄政时，召公也曾怀疑过他。像周公那样的圣人，召公那样的贤人，年轻时侍奉文王，年老时辅佐武王，能平定天下，可周公的心意，召公尚且不能了解。如果只有仁义之心，却没有明察作为辅助，即使召公尚且如此，何况不如他们的人呢！《论语》说：“国家有一（个贤）人，这个国家就不会灭亡。”亡国并不是没有贤人，只是当国家将亡之时，贤人得不到任用；如果真能任用，一个人就足够了。
3. 选文
新罗人张保皋、郑年者，自其国来徐州，为军中小将。保皋年三十，年少十岁，兄呼保皋。俱善斗战，骑而挥枪，其本国与徐州无有能敌者。年复能没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角其勇健，保皋差不及年。保皋以齿，年以艺，常龃龉不相下。
后保皋归新罗，谒其王曰：“遍中国以新罗人为奴婢，愿得镇清海，〔新罗海路之要。〕使贼不得掠人西去。”其王与万人，如其请，自大和后，海上无鬻新罗人者。保皋既贵于其国，年错寞去职，饥寒在泗之涟水县。一日言于涟水戍将冯元规曰：“年欲东归乞食于张保皋。”元规曰：“尔与保皋所挟何如，奈何去取死其手？”年曰：“饥寒死不如兵死快，况死故乡邪！”年遂去。至谒保皋，保皋饮之极欢。饮未卒，其国使至，大臣杀其王，国乱无主。保皋遂分兵五千人与年，持年泣曰：“非子不能平祸难。”年至其国，诛反者，立王以报。王遂征保皋为相，以年代保皋。
天宝安禄山乱，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以禄山从弟赐死，诏郭汾阳代之。后旬日，复诏李临淮持节分朔方半兵东出赵、魏。当思顺时，汾阳、临淮俱为牙门都将，将万人，不相能，虽同盘饮食，常睇相视，不交一言。及汾阳代思顺，临淮欲亡去，计未决，诏至，分汾阳兵东讨，临淮入请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阳趋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国乱主迁，非公不能东伐，岂怀私忿时耶！”悉诏军吏，出诏书读之，如诏约束。及别，执手泣涕，相勉以忠义。讫平剧盗，实二公之力。
知其心不叛，知其材可任，然后心不疑，兵可分。平生积忿，知其心，难也。忿必见短，知其材，益难也，此保皋与汾阳之贤等耳。年投保皋，必曰：“彼贵我贱，我降下之，不宜以旧忿杀我。”保皋果不杀，此亦人之常情也。临淮分兵诏至，请死于汾阳，此亦人之常情也。保皋任年，事出于己，年且寒饥，易为感动。汾阳、临淮，平生抗立，临淮之命，出于天子，榷于保皋，汾阳为优。此乃圣贤遟疑成败之际也，彼无他也，仁义之心与杂情并植，杂情胜则仁义灭，仁义胜则杂情销，彼二人仁义之心既胜，复资之以明，故卒成功。
世称周、邵为百代人师，周公拥孺子而邵公疑之。以周公之圣，邵公之贤，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之心，邵公且不知之。苟有仁义之心，不资以明，虽邵公尚尔，况其下哉。《语》曰：“国有一人，其国不亡。”夫亡国非无人也，丁其亡时，贤人不用，苟能用之，一人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