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生病了。发烧，头疼欲裂，浑身酸疼。
本来准备抗一下的，因为躺在床上实在不想动，也没力气动。但是体温持续升高，直逼39度，关了空调，依然冻得浑身发抖。只好咬咬牙，爬起来去看医生。
这样的场景是极为熟悉的。
小时候生活条件不好，而我的个子长得又快，营养跟不上，因此体质很不好。从我五六岁时起，家人便经常用厚衣服蒙了我的头，将我抱在自行车横梁上，带我去打针。那时候几乎很少输液，总是打针。而我的体温又很难降下去，于是左屁股一针，右屁股一针，两个屁股几乎打成了筛子，病魔才不情愿地退去。
然而没过一个月，我又要去见医生了。
那医生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胖胖的男子，总是笑容满面，极慈祥。然而他一旦拿着针筒向我走来，便马上变成了凶神恶煞的样子。我照例要尖叫着企图夺门而逃，却往往以失败告终——妈妈早知了我的伎俩，老早便在门边守着，只待我踉跄着跑到门边，一伸手，便将我捉了回去。然后张开两腿，稳稳将我夹在中间，那医生便手起针落，在我的哭嚎声中将药推了进去。
当然，疼过之后，是有奖赏的。那医生有一个心灵手巧的女儿，总是将输液带从中间剖开，编成花蓝、大虾等各种形状。尤其是那大虾，细细的须一颤一颤的，倘若用针头在输液带中注入消毒用的紫水，便成了极娇媚的紫虾。每次打完针，医生刚把针头拔出来，我便干脆利落地停止哭嚎，用期盼的眼神盯着医生看。那医生必不会让我失望，将手伸向靠窗的抽屉，再抽回来，手上便多了个栩栩如生的物件。运气好时，那紫色的大虾，便足够我在小朋友中间炫耀一阵子了。
妈妈用自行车载我回家，照例会先拐到村口的代销店里，给我买一些饼干之类的零食。这零食是我的专利，当我洋洋自得地大嚼时，姐姐们只能站在旁边偷偷流口水。此时，便觉得生病不再痛苦，反而成了一种幸福。
十五岁那年，我独自去外地上学，依然经常生病，一生病就是高烧，直烧到39.5摄氏度，整个人轻飘飘的像踩在云朵里。好姐妹霞便硬逼着我用她的棉袄捂住头，她牵着我的手带我去看校医。自然是要打针的，我便哼哼唧唧起来。霞像个大姐姐一样温柔地哄我。打完针安顿我在寝室躺好，霞便拿着糖瓷缸出去了，不一会儿再回来，手中是一缸放了很多姜的酸汤面条儿。唏里呼噜喝完，盖上被子捂出一身汗，第二天起床，身子便清爽了许多。
后来结了婚，每次生病，都要躺在老公怀里撒娇，让他给我做许多好吃的。
几年之后，一双儿女相继出生，我又离开老公，独自在外地工作。生病的时候，我学会了硬撑着一个人去看医生。针头拔出之后，用胶带粘上针眼，马上冲到超市买菜，然后一面头晕目眩，一面靠着厨房的墙壁，为孩子们烧菜做饭。饭菜上桌之后，累到虚脱的我躺在床上，一边看儿女吃饭，一边满心的自怜。
女儿渐渐长大，放学回家，看我躺在床上，便小心地牵起我的手，忽然惊呼起来:“呀！好烫啊！”然后，一只柔柔凉凉的小手便放在了我的额头，一个疼惜的声音在耳边想起：“妈妈，你发烧了！我带你去看医生吧！”
虽然头痛欲裂，我却幸福地笑了。我知道，有爱相伴，我从不孤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