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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雄与吐蕃的关系

笔者对象雄的初始了解来源于一位常年生活在海淀区的仁波切（活佛），这位仁波切介绍到：根据苯教典籍，在吐蕃成立之前，青藏地区在距今18000年前就存在着一个以苯教为国教的象雄文明。象雄文明覆盖了当今青藏高原的中部与北部地区（注1）。

这个说法的可信度有多高呢？象雄文明是不是真实存在过？象雄是具有独立文化特色的文明吗？象雄存在的时间？象雄对后世的影响？

笔者通过查阅相关考古与历史资料，大致作出如下判断。

首先从西藏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它处于三大古文明（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古华夏）的中心点。从这一点来说，地处西藏的人类有利于接触不同文明的先进的东西。尤其对于尙处于原始社会的人类来说，生产力的革命多来自于不同族群间的交流。以人类掌握冶炼技术为例，目前的考古研究推测出人类发现金属冶炼不是某一个国家/民族单独发明的，而是不同的人类聚落间持续相互沟通交流的成果。比如，有的部落发现了金属矿石；有的部落掌握高温烧制技术；有的部落熟悉自然产生的金属的特性（自然铜），然后机缘巧合，从矿石中炼制出了金属，从而催生出了冶炼技术。所以说，青藏高原地区在这一点上相对古华夏，还是要占据相当大的优势的。如果生存条件许可的话，当地的人类很有可能较早形成文明社会。但苯教典籍提到的18000年前就有些不靠谱了，这个时间大大早于两河流域文明起源的，并且也没有相应的考古证据，逻辑上不能信服。

那么，从生存条件来说，古藏区的自然条件怎么样呢？我们都清楚几千年间两河流域自然条件的变化，以及新疆塔里木盆地的改变，那么青藏高原呢？即便是现代社会，青藏高原适于人类生活的地区仍然是藏南，中北部地区绝大部分依旧是其原始形态 - 低温、少雨、气候恶劣、植被稀疏。

在4000年前 - 10000多年前的古藏区呢？会不会像古时候的撒哈拉沙漠一样，是一片适合生存的森林和草场呢？这一篇科考论文（注2）给了我们一个初步的答案：

全新世气候最宜时期,....,气候只是温和轻爽或偏干,气候相当或略高于现今,湿度稍大、相当或稍小于现今,.......而藏北高原在总体上,从湖面高度、湖面面积及湖水体积的变化上看,.....气候变化具有在逐渐变干的总趋势基础上有多次明显冷暖与干湿波动的特点。

同时，2016年的一次重大考古发现，同时也说明了上古时期的青藏高原很可能比今天具有更好的气候，更易于人类生存。藏北尼阿木底（注3）的考古发掘是西藏首次可以可靠测定年代的旧石器时期的聚落遗址。经初步估计该遗址距今30000年以上，从遗址中出土的各种石器的加工技术特点来看，专家认为其更接近于非洲、欧洲与西亚旧石器晚期的形式，但与中国黄河流域的传统旧石器工艺不同。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加工技术，在我国新疆、宁夏与黑龙江等北方地区的旧石器遗址中也有发现。这对分析远古时期人类迁徙与文化技术交流有着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根据以上信息，笔者分析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早期的青藏高原处于一种比目前温暖湿润的环境，动植物资源丰富。从欧亚大陆迁徙过来的人类在适应了高原环境之后，能够有能力获得足够生存的食物，于是便定居下来。之后随着藏北高原生态环境逐渐恶劣，人群便迁徙到了更合适生存的地方。这个地区便重新变成人迹罕至的不毛之地。但由于我们讨论的是30000 - 10000年前的旧石器时期，人类还处于狩猎采集的时代，没有可能产生大的人类聚落，所以国家也就无从谈起了。

那么抛开不靠谱的苯教典籍不谈，官方的史书中是否提到过象雄呢？

在《唐会要》《唐书》《太平广记》等书中纷纷介绍过存在于帕米尔高原与藏西北的一个国家 - 羊同。同时，在吐蕃语的典籍《敦煌古藏文卷子》中，介绍了吐蕃吞并羊同的经过。按照上述史集的描述，羊同大致为一个游牧部落联盟。现代的很多资料都提到羊同即象雄。针对这一点大致有如下几类考证：第一，有人说某些古代汉家典籍中，在应该使用“羊同”的场合，却以“象雄”代替。所以得出结论，羊同即象雄。这种说法中没有提及相关典籍的名字，笔者无法证实；也有人说，吐蕃语中对羊同的称谓发音为“zhang zhung”，其翻译成汉语就是“象雄”。但是也未能给出具体依据。所以，笔者目前质疑羊同即象雄的说法，在此也请了解藏区历史的朋友能够给予解惑。

相反，笔者接触到的历史资料中都只提到羊同，而未有象雄。象雄国的提法更多见于苯教典籍中。并且，历史上该羊同国的年代、规模与地理位置与苯教描述的象雄相差甚远，很难把这两个名字联系到一起。

另外，还有人提到在西藏阿里地区的城市遗址就是象雄国曾经的都城，这就是明显的张冠李戴了。目前已经明确了那里的遗址是吐蕃遗民建立的古格王朝所在地。

综上所述，尽管“吐蕃之前在青藏高原存在着一个具有同样高度文明的象雄”的提法网络上随处可见，但在正史中我们还是以吐蕃作为西藏国家文明的起始点。至于苯教所宣传的象雄文明，暂时可以看作是其在与藏传佛教的斗争中，为了宣传自身“根红苗正”，具有传统性与民族性的特点而杜撰出来的历史。

注1：这位仁波切对象雄文明介绍的文字资料详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5b44840100u8j2.html

注2：《西藏纳木错末次间冰期以来的气候变迁与湖面变化》赵希涛等  

注3：《中国文物报 - 201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吐蕃建立

7世纪初，松赞干布或联合，或征服青藏高原的大大小小的部落，建立以部落军事体制为主的吐蕃王朝。这个体制类似于现代的军国主义体制，国家实行先军政策，国家与军队是以部落为基础的军事联盟体系。而维系这种政治与军事体系主要依赖于两个因素：第一是国家必须一直保持军事扩张，这样不断获得的土地、人口和资源是君主与各个部落军事集团的利益基础；其二，君主与各个军事集团间的“合同”关系的确立是通过一次次对外征战前的会盟建立的。这一点可以参照武王伐纣前的会盟过程。正是这一次次会盟，以及接下来的军事胜利，才能不断明确和强化君主与各个军事集团间的认同、服从和效忠关系。

很可能松赞干布具备杰出的军事才华，建立伊始的吐蕃势力开始强盛，不断发动对外扩张战争，先后吞并孙波（苏毗）、羊同等地处青藏高原的国家（注1）。之后借安史之乱，唐朝军事力量严重内耗，吐蕃借机占领了云南、剑南、陇右、河西走廊及西域的广大地区。其中特别是剑南、陇右、河西走廊，在当时属于富庶地区，人口稠密。另河西走廊还是丝绸之路的要道，吐蕃取得了河西走廊也就直接切断了唐朝与西域的联系。同时，吐蕃军队不仅搜罗占领区的人口，它还从唐关内道等地掳掠了大量的人口。这些人口成为吐蕃赋役的主要供给者，其中部分成为吐蕃军队的组成部分（注2）。

注1：孙波（苏毗）、羊同等古地名信息来自二十四史的《隋书》与《新/旧唐书》

注2：源引自朱悦梅《吐蕃王朝占领区人口考》，吐蕃在鼎盛时期的人口可大约至300万左右。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a02/1994.html

下图为吐蕃势力最强大时的疆域范围。

如何看待苯教，和苯教与藏传佛教的因果，以及西藏为什么会形成政教合一的政权形式

提起藏传佛教大家一定耳熟能详，但苯教可能会很陌生。简单来说，西藏地区的佛教之所以被称为藏传佛教，恰恰是因为它是佛教与西藏本土宗教（苯教）融合的产物。但是，这个融合在今天看来是正向的，是佛教吸收了某些苯教中的观念与形式，以便有利于在藏区传教与发展。这样是为什么我们仍然把它叫做藏传佛教的主要原因。

西藏的正史起始于吐蕃时期，这也是西藏的“王权”和“宗教/神权”首次在文献中被提到的时机。但苯教的起源一定是早于这个时期，并且苯教的产生也要早于西藏地区“王权”存在的历史。一个依据是卡若遗址中的考古发现。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卡若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兽骨和狩猎工具，但却没有发现一件与捕鱼有关的工具，尽管该遗址紧邻澜沧江。这说明当时的居民很可能已经把鱼类当作一种“禁忌食物”，这一点与后期苯教宣传的吃鱼是对鲁神的冒犯而遭致鲁神的报复一致。即便是如今，在藏区仍然有很多藏民选择不吃鱼类食物。

并且，卡若遗址时代之后的其他新石器遗址中，还出土过猴面的陶片、人牲祭祀痕迹等等。这些都与植根于西藏的原始苯教相一致。

我们都知道，在人类历史上，宗教对最初的社会集团/国家的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西藏的历史。相传在松赞干布统一吐蕃之前，西藏地区虽然处于分裂状态，但是早已存在了大大小小13个藩国（部落）。而这些藩国的产生恰恰要归功于宗教的力量。历史的轨迹大致是这样的：首先，苯教开始脱离了“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和崇拜，苯教神权已经在藏区的社会中得到相当程度的确立，也就是说已经取得了某种决定民意的力量。当时的一些获得“宗教贤德人士”称号的人已经可以在某些场合拥有号令普通民众的权力。这就表明了苯教教徒所代表的神权已经与民众分离。

渐渐地，拥有“宗教贤德人士”称号的人取得了权力与地位后，便逐步产生了对王权的朦胧追求。经过无数代人的尝试后，王权的概念慢慢被明确。在苯教神权有意或无意的强力支持下，王权开始与民众分离，于是最初的国家产生了。但这个时期的王权与神权是紧密捆绑在一起的。神权赋予王权神圣与威望，神权借由王权实现其对民众的深入控制，这两者的利益便紧密联系到一起。但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个时期应该是神权更主动一些，王权处于被动地位。

但是一旦王权看见了直接掌控国家军事和行政权力的曙光，就一定会向往着能够尽量减少或者摆脱神权对国家权力的支配，去尽力扩大自身的权力和稳定。这一点终于在松赞干布统一西藏，走上了他人生的第一个巅峰时条件成熟。他开始尝试引入其它宗教来冲击苯教神权对王权的控制。我们从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到，佛教以及其它宗教是他统治时期利用个人威望和影响来推广的稀释神权的措施之一。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对于当时吐蕃国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苯教，松赞干布一生中没有尝试对其有伤筋动骨的触动，始终保持苯教作为国教的原则。

随着历史进入赤松徳赞统治时期，吐蕃进入了历史上最鼎盛的阶段。利用唐朝的内乱占据陇右、攻陷长安、夺取西域、攻打天竺，疆域达到了上图中灰色区域所覆盖的范围。上文我们已经提到过，吐蕃是一个以对外军事侵略来保持国家的发展与稳定的军事联盟。而进入这个时期的吐蕃已经没有能力进行必胜的军事战争。南部的天竺诸国早已称臣；东部是开始恢复元气的唐朝；北部是虽然被击败，但保有实力的回鹘；西部是横跨亚非欧的阿拉伯帝国 - 大食。赤松徳赞认识到吐蕃原有的国策已经很难走下去了。

于是他利用自己还处于权力顶峰的机会，宣布实行宗教改革 - 改国教为佛教。引入其它宗教的目的前面段落已经有介绍，那么这次他之所以要以佛教整个置换苯教的目的还有什么呢？

因为苯教已经与吐蕃旧的国策紧紧地绑在了一起，而在当时吐蕃对外侵略受阻的形式下，为了保持国家稳定，就一定要改变为一种相对不那么血腥、杀戮，对内以安抚为主，注重发展生产的策略。佛教的教义是以止戈与不杀生为主，在加上吐蕃先辈打下的物质基础，其成为新国教的首选就不言而喻。于是吐蕃逐渐由一个部落联盟军事体制，向佛教化的政治体制过渡。从这个时期开始，藏传佛教便经中央政权之手，逐步走入民间，开始取代苯教成为藏区的主流宗教。当然这个过程并不是赤松徳赞一个人来完成，而是历经先后数位赞普，多次反复才形成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