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外国语大学教育学院 吴月竹
人大博导孙家洲教授发表公开信断绝与新招收的硕士研究生郝相赫师生关系的事件，距今已有三年之久，但在研讨现代大学师生关系等问题时还是屡屡被提及和评议。
笔者认为，在大学师生关系的高处和远处，还有一个“独立之精神”如何培养的问题：说它在高处，因为育人目标决定了师生关系的类型，师生关系作为教育形态之一必须服务于此；说它在远处，因为师生关系对学生产生的教育和影响，指向未来，甚至关乎着国家和个人的命运。
“独立之精神”是大学育人目标的核心，一个没有或失去“独立之精神”的人，他的道德、思想都是不牢靠或者靠不住的，他的创新创造力也不会真正形成；精神不独立就不是真正的自己，更不可能成为最好的自己，那么，你所施加的道德人格、思想意识何以依托，何以展开，何以支撑呢？
所以，在汹涌如潮的舆论过后，我想进一步追问和探讨的是：大学学子“独立之精神”以何而“立”？
“独立之精神”作为大学的风骨，对个体之人的影响和化育贵在一个“立”字上。站立、挺立或者屹立不倒，虽规格不同，但只要立得住，都是令人敬重的。有了这样的精神，就有希望培养出信仰坚定，人格高贵和精神不屈的人。他对他的国家和民族的爱是出于理性的，更真；他对民族文化的自信是有逻辑和信念支撑的，更坚。于是，有信仰、有知识、有追求的青年学子将以独立的人格和精神操守在社会上建功立业，服务人民。——这也正是大学教育所追求的。
那么，从这个事件当中，思考“独立之精神”以何而立就不会简单地局限于师生关系和孰是孰非了。
不过，事件发生于师生之间，这个问题探讨的起点也就必须从师生关系说起。
老师以公开信的方式，断绝师生关系，并且一锤定音，这在今天看来是一条有声有色的新闻。但是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师父将弟子逐出师门那可是一直盘踞于道德制高点的天然正义。从“逐出师门”到“断绝师生关系”，对比古今这两种情形，历史似乎有了进步的表征。前者在“师道尊严”的理念下，师徒尊卑迥然，师者完全可以单方面以道义的名义或者道德的律条做出决定，甚至是直接发出驱逐的命令。至于后果，在中国古代以儒门派系为主导的学术圈中，“逐出师门”可能意味着“逐出学界”，且不为整个正统士林所容，即便如此，也不大会引起太多的质疑。后者就不同了，“断绝关系” 的言下之意包含着师生关系在某些方面地位平等的因素，并且对这一决定理应取得双方共同的认可，就像是协议离婚一样，从协商到决定，再到程序的履行，都基于彼此“关系”而照顾到双方的权利和关切。
但是，孙家洲教授的“断绝师生关系”的公开信还是成为了教育界重量级的新闻和影响持久的事件。
和历史传统上解除师生关系相比，其进步之处似乎是很明显的：其一，孙教授没有直接将郝同学“逐出师门”，而是以公开信的形式明确是“断绝师生关系”，其理由是“师生之交首重道义”；其二，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界没有沉默，且高度关注，分别站在师生的立场基于现代理念和价值标准来评说是非，舆论界没有一边倒。
看来，这一“进步”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孙教授对学生从劝说到告知再到公开断绝关系，个人做得颇有章法，为何还要受到非议？笔者认为，中国高校中的导师制从制度设计上来源于欧美大学；但师生关系的伦理认知却来自于中国历史传统中的师徒尊卑的观念，外来的或者说现代大学制度与传统思想观念之间的矛盾是该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产生于民国时期的大学及其制度设计也有百余年的历史了，但脱胎于礼治礼教传统的“天地君亲师”的礼序规范及其观念的历史则更为漫长——师者在政治上、伦理上和学术上，都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作为现代文明高地的现代大学，在制度设计方面，体现导师和学生在个人权利和学术自由方面平等和对等的原则。即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双方都具有自主选择彼此的权利；前者具有主导权，后者享有国家和学校赋予的受教育者的相应的权利。师生关系本质上是建立在学校这个组织的基础上的，是经过国家统一考试，统一招生等程序之后才得以建立起来的，学校是保证师生权利在合理、合法范围内健康有序存在的机构。
现代大学对现代文明的缔造和引领，使现代的新型的师生关系的建立成为必须，它不仅决定了现代大学的文化生态，精神面貌，也决定了它的教育品质。因为真正的教育，往往都是在师生的交往、交流和互动中完成的。可以说，有什么性质的师生关系，就有什么品质的教育。而在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中，“师道尊严”一词比较凝练地概括传统师生关系中师者被政统赋予的不可挑战的道统地位。在这样的文化传统和学术环境中，自然是不容许存在“狂生”的叛道之言的。
所以，作为现代大学中的孙教授，尽管无法容忍郝同学的狂妄，但还是在劝说、沟通之后以公开信的形式与之“断绝师生关系”，形式上是进步的；但是，他高举“首重道义”的大旗，越过了校方，对郝相赫还是行“逐出师门”之实，这就不能忽视他头脑中封建传统观念的力量。这样的观念主导下的师生关系，显然和现代大学的品格、使命以及育人目标还是有较远的距离的。
顺着师生关系的思考，接下来，再分别对师生两个方面的表现进行分析。
孙教授作为名校资历颇深的师者，不仅是现代师生关系建设的主导者，而且对现代大学的育人目标自然应当了然于心；“独立之精神”所需要的成长环境，也不会没有思考过。
那么，问题的症结还是在这封公开信上。
郝同学作为孙教授新招录的硕士生，他还是很喜欢自己的历史专业的。读了某教授的著作因为高度崇拜而在臧否人物时指北大和人大历史系的两位教授是垃圾，孙教授在规劝未果的情况下，口头通知郝同学半小时后便在朋友圈中发布了公开信，该信件于当天就在微博上迅速传播。而校方随后所作出的处理和决定却是在公开信发布的三天之后，那时的处理意见已经无法掌控舆论在网络空间的甚嚣尘上，倒更像是一种对于舆论的交代和反应。整个事件，个人宣言先行，舆情鼎沸助长，现成的制度依旧沉默，本应起到主导作用的正规程序却姗姗来迟，这无论是在高校管理还是在学术环境中，都是值得关注现象。
试想，如果孙教授能够不采用公开信的形式，而是严格按照校方相关的制度和流程，遵循一套严谨的程序正义的原则，郝同学可在学校行政和学术相关的制度框架内另择师门；这些矛盾最多属于校内及学术圈的内部矛盾，可以在内部化解和解决。郝同学的过激言论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也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专业是充满情感和乐于思考的，在学校和长者的包容、感化和引导下，可能会逐渐认识到弟子年少无知而成为有独立思考和创造精神的有用之才。民国时期的大学及学术圈内，因为立场意见不同学者之间互相讥讽、对骂者并不鲜见；也不乏弟子对师长，学者对长官的大不敬言行，诸如季羡林对胡适，胡适对蒋介石就是如此。
而按照现代大学的理念和制度逻辑，教师是公职人员，教授的学术指导权是属于国家和学校授予的公权力，相比于学生的学习权，它更加强大且占有绝对的优势。所以，这份强大而优越的公权力就必然受到学校来自行政和学术机构的约束；教授在行使他的公权包括解除师生关系时，必须遵循学校现有的一套制度及其流程。它的每一个环节甚至细节都不应当被无视和减省，因为那是对师生双方人格、权利和名誉的最理性的尊重和保护；做得越周到，越能体现出人格的高贵，权利的神圣和名誉的纯洁。
综上，孙教授在“首重道义”的同时，笔者想在此特别提醒的是，在现实和自己的心中还有一份你必须坚守的神圣的契约；如果遵循它应有的规则正义和程序正义，这封公开信以及关于它的质疑就不会出现，这位刚入师门的新同学在专业发展和个人前途方面也不会遭受如此巨大的伤害。他在把对学生的负面影响推向极致的同时，自身也很难通过合理合法的程序正当性的审查。所以，唯有回到契约思维上来，才能规避道德和制度风险，这样，不仅保护好自己，也教育了学生，成全了学生，这也是现代大学应有的现代精神的体现。因为，契约不仅彰显人和人之间的平等与尊重，也通过对私权的保护和边界的提示让独立人格得以确立并使“独立之精神”有了成长和发育的优良的文化与制度环境。
这是笔者从事件中提炼的 “独立之精神”以何而“立”的第一个关键点——契约。
说完孙教授，再来谈谈郝同学。受大多数网友支持的郝同学在朋友圈中发表的言论看似新鲜，其实在今天的网络空间中比比皆是。网络上所谓的“喷子”们所攻击的对象很是丰富：公众人物、新闻热点、网红博主，甚至是素未谋面的“楼上这位”。这些狼奔豕突的言论具备这几个共同特点：攻击性、情绪化、少证据。而郝同学在朋友圈中把资深学者和北大历史系称作“垃圾”，虽然主题涉及学术并隐去了攻击对象的全名，发表平台也较微博更加私密，但其言论特点其实与“键盘侠”并无本质差异。
可是值得注意的是，郝同学仍然获得了大多数网友的同情甚至支持。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盛赞郝同学的“质疑精神”。郝同学在解释信中说，自己是因为敬佩南下澳门的李先生而认为人大的历史学者相形见绌，因此才有此狂言。
或许，郝同学也受到这类“质疑精神”的蛊惑而出言不逊，并为自己的狂言壮胆的吧？至少，从不听劝阻的表现中，可以做出这方面的判断。
一个准备继续深造的名校研究生，应当知道自己要走的是怎样的一条路。这条路上，肯定需要质疑，这是可贵的品质，但必须基于事实，脱离事实的质疑是没有价值的；质疑了之后，一定会寻找答案，但是你给出的答案和结论必须有根据和证据，证据不足，结论必溃；而对问题的分析，必须辩证客观，通俗点讲，至少坚持两点论而不是一点论，这是由事物自身的运动状态和本质决定的，也是人类运用分析这一思维武器的基本原则。概括而言，就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表达者，说话必须讲逻辑。
无论是形式逻辑还是辩证逻辑，其基本的原则都提示我们，只有负责任的表达，他的言语所承载的思想才是有意义，有价值，有力量的。简而言之，你的表达必须有根据、有因果，有前提、有分析才能进行判断产生结论。
郝同学仅凭自己阅读了很有限的历史书籍，就得出了某某还有某某学者都是垃圾。要思量的是，你的根据是什么，要通过对他的著作、观点进行梳理，列举出其中的错误和偏颇之处，进行具有前因后果的推断，做到前提牢靠，分析可信，结论扎实，才能得出某教授的学术平庸或不配做教授的判断。即使如此，“垃圾”一词也需慎用，因为，既然你讨论的是学术，评价的也是学术，就不应当那么轻易地让情绪化的语言突破理智的防线占居上风。
大学校园里，莘莘学子正处于生命中风华正茂的时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胸襟和气魄应当鼓励。但是，这些都必须以“独立之精神”为支柱；而“独立之精神”之所以能够体现为不屈的品格和信念，那正是逻辑，让支撑思想机体的理性骨骼系统中的每一个关节都精准衔接，恰到好处。同样，不讲逻辑的思想，如同没有关节接合的机体，是瘫痪的，无法直立的，更不要说行走、奔跑了。
逻辑素养，让独立的人格更健康、大气，更具智慧。同时，面对海量复杂的信息和汹涌翻腾的舆论，才不会轻易地迷失自我，随波逐流。
这是笔者从该事件中提炼的 “独立之精神”以何而“立”的第二个关键点——逻辑。
那么，大学的“独立之精神”以何而立？
综上所述，它需要一个自由和谐的文化生态，而这个生态的建设者是校园里的教师和学生，那么，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它如同校园文化生态系统里的春风雨露，于平常恒常之中“润物细无声”；其中，师生间的契约意识和学术言论中的逻辑素养，便是保护这一良好生态的关键所在。我们不否认学界“自有学界的规矩和尊严”，但这一“规矩和尊严”的根本目的，正是为了维护每个人都享有的学术自由和人格独立服务的；“规矩和尊严”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大学的目的是育人。
那些具有崇高民族气节的人，那些为国家和人民做出重大贡献的人，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具有“独立之精神”的人。如今，高校对于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空前重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进步。我们有理由相信，一批批人格独立，敢于担当，精神高贵的优秀人才会从我们新时代的大学校园里走出来，走向社会，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