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周日）上午十点不到点我来到制片间东面的北大门前，从北面兴冲冲地走来陆小妹，她穿着套灰色卡其布的外套，上衣敞开，裙子翩翩。我笑着说：“陆小妹，你漂亮了。”并将她上上下下地看了看。她在二车间时，用一个字可概括她的个性和体形——平。个性平和，身材平常。如今她神采飞扬，外形，被敞开的胸怀两个小黑团支起白色的确凉衬衫十分吸引人的眼球。当时这样的打扮很少见，有钱人家妇女或时髦女人戴胸罩，普通妇女大热天内也穿件小马甲，极无如此显山露水的。她迎着我的眼光，不无得意地说：“小纪，侬寻老阿姐开心。”“真的，真的。”“侬昨天是中班，现在来作啥？”“开会。”“到检片组？”“嗯。侬忙啥？”“我也到检片组开会。”“侬也调来了？”“没，你们支部要我来参加。”我好生奇怪，检片组要“帮助”一个人，与她全不搭界的，要请她来？再一想：我不也是浑身不搭界的。难道，她如今也能说会道了？
林芳迎了出来：“小妹，快来。纪已巳进来吧。”党支部书记小左也在检片桌边上与一位男的检片工闲聊着。林芳让陆小妹与自己一起坐在南横头，让小左与我坐在北横头并给我一本练习簿作记录，长方的检片桌两边各五人，东边清一色女同胞，西边除了那位男的外，还有四位女工，其中一位姑娘阴沉着脸目视桌面，坐在东边南头的一位女工是位大家叫她「时髦女郎」是蒋达亨一班的检片组的。坐在西边北头，即我右侧的男的，人呼“瘟鸡”。据说当年制片间只有一个班时，他们在一个组，那女的还年青正交男朋友时，爱打扮，人们打趣她：时髦来，时髦来，一天，「瘟鸡」慢吞吞地说了句：「时髦女郎」，「时髦女郎」立即反唇相讥：“侬只瘟鸡，搭我少开口。”自此俩人本名没人叫，都叫他们绰号。
大家坐定，林芳神情严肃地宣布开会：“这星期，我们组里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星期二早上我来接班时，她（指指「时髦女郎」）悄悄问我，看到过她的奶罩否，因为星期一早晨夜班下来，她洗了澡，将奶罩、短裤等都凉在更衣室里，当星期二来上夜班时就发现奶罩没了，当即问过中班的女同志，谁都说来上班时只见短裤，不见奶罩。她要我问问我们小组里，谁看到过她的奶罩。我在女同志中逐一问过，除一人（她的眼光扫向西侧中间的那位微低了头，目视桌面的姑娘）回答时吞吞吐吐外，其余人都说从来不用这种东西，也不去注意它。我将这个情况向支部汇报了，小左告诉我：这就对了，有人昨天下午向他说：她看到我们组有人中午吃饭时间在更衣室里慌慌张张地向裤袋塞样白色的东西。小左让我先不要声张，观察观察再说。但她的奶罩不见还是在三个班中传开了，引起了些议论，那人可能也感觉到了。于星期四塞了出来。显然，那人从行动上是表示了悔过，但思想上却没有，始终没与组织上交谈过。这不行，只有思想上认识了错误，那才会痛下决心悔改，以后不会再犯，今天我们开会的目的就是帮助她从思想上认识到：偷拿别人东西是错误的，特别是这种衣着打扮的东西无非是要好看，是资产阶级虚荣心。清大家积极发言，更希望这个拿过奶罩的人能自己鼓起勇气说出来，从思想上提高认识，侬还是一个好同志。”
林芳说完后冷场了，肇事者不啃声，其他人更不想打头炮，那位坐下时脸就阴沉的姑娘这时将脸相着台面。想不到陆小妹开了头炮：“我不是本组的人，星期一中午，我来找林芳有点私事，她不在，我就喊着林芳的名字走到你们更衣室去张了张，当时看到一位姑娘慌里慌张拿着团白色的东西塞进裤袋里。下午，我给小左他们送文件来时就向小左讲了这个情况。”她这一说，将目标基本锁定，这个检片组里只有两位姑娘，即锉片的家属工。那位脸向桌面的姑娘这时更低了头。陆小妹还接着说：“姑娘要好看，无非是想让别人看。过去旧社会里用奶罩的都是有钱人，特别是资本家的大老婆、小老婆之类的人，那是为了争宠为了争风吃醋。我们是劳动人民，完全没这个必要。就像我（她将搁在桌上的手腕放下了一下，坐直了身子，右手拍了拍自己的胸部，使那俩个小黑团抖了抖）从来不用那东西，既简单又方便，人呢活的好好的。”她的话音里不无得意，结束了发言。我记下了她最后的一句话后向她看去，她正含笑地看着我。略等了会，时髦女郎说话了（我不知道她的姓名，想问小左，可小左正站起来向着东大门，原来车间主任老赵在向他招手，他就走了，这时，右侧缓缓地伸过来一只手，「瘟鸡」笑嘻嘻地向我点点头，我忙把笔和本子给他，他写好递还给我，我一看不觉脸红，他的字写得真好）：“星期一来上夜班时，发现没了胸罩，我想会不会被老鼠拖走了，角角落落找过没有。于是第二天就随便地问了下林芳。过两天，听说可能是（略停顿了下）某人拿了。不过，星期四上夜班来就看到更衣室里我的凉衣驾上有了两个胸罩。我想，她可能是借用一下，不是偷呀，什么的。昨天，我就对林芳说：不要兴师动众了。”林芳插话：“这是为了从思想上帮助她。”时髦女郎接着说：“有一点，用胸罩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我不大同意。我刚发育时，我妈就教我做小马甲，说要保持胸部平平的，只有到结婚了，生儿育女后，才可不再穿。可那东西绑在身上，特别热天很不舒服，所以晚上睡觉时我总把它脱了。可我在家里是长女，弟妹六、七哥，每天一早起来倒马桶，烧早饭，穿那东西很是麻烦。有时睏过头，更手忙脚乱的。我早早羡慕用胸罩了。只要一套，至多扣一颗钮扣。所以，工作后不久我就去淮海路上买了一个来用。我想，这东西资本家的大、小老婆好用，我们劳动人民也可用，省事实用。大家说我：要好看，赶时髦，还给了个「时髦女郎」的绰号（大家哄地笑了，已回来的小左和林芳没笑），好看点有什么不好，大家相处也开心点，弄个蓬头垢面，衣着邋遢的人在一起，那多难受。所以，我认为她是借用一下，不是偷。大可不必追究。”她这一说，有三、四个人抢着要发言。有人认为：事情要搞清，省得议论纷纷猜三猜四的，追究是不必了。有人说：只有本人站出来说明白，从思想上认识这种行为的错误性，才能定追不追究。
那位姑娘咬紧牙关不开口。「瘟鸡」咳了声，语气平和，声调不高，酌字酌句，不伤人，又到点地说了说。我看了看记录本，除了事主差不多都发言了，就说：“我也说二句。我想先说一件类似的事。我有个叔叔，住在上海县的一个小村里，三年前吧我去他那里。我的婶娘背着我叔对我诉说她大女儿不学好：礼拜天到学校去拿了一位上海来的女老师晾在宿舍门口走廊里的奶罩回家来，我骂了她，她说，我拿来时做样子，等会儿还送回去，又不是偷她的，有什么关系。”说到此，那位姑娘突然扒在桌上呜呜地哭了起来。有人不以为然地叽咕，做也做了，哭又不解决问题；有人劝她别哭了，把事情讲清楚就是了；有人认为：一定要从思想上认识错误，保证以后不再才是。林芳朝小左看着，意思是怎么办？小左开口了：“李慧芬同志，不要哭了，你也可说说的。现在是不是让纪已巳同志先把话说完。”于是我继续说：“我婶娘认为，将两个奶包起来，将来养小囝时，喂奶会有困难的。我对婶娘说：“这个我不懂。不过，姑娘爱美是无可非议没错的。古人说：窈窕淑女，不就是说妆饰、仪容美好的姑娘吗？”我那妹妹听到我的话，从房里冲出来就说：听听，听听，别老封建了。至于李慧芬同志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们没有听她自己说过，还不宜过早下结论。”
我说完后冷场了稍一会儿，李慧芬收住抽泣开了口：“星期一中午，我在更衣室里拿着她（眼光投向「时髦女郎」)的胸罩在看，想该怎么做，那人喊着林芳、林芳的冲了进来，我有点难为情，心急慌忙地往裤袋里一塞，那人回身走后，外面有人喊上班了，我就出来了，锉片去了。心想这东西不复杂，回家照样做一个。吃了夜饭后送来、洗澡后就可用自己做的了。可回到家，我爹正心急火燎地等着我，我娘病了。爹推脚踏车我扶娘到广慈医院去看病。等看完病，从瑞金路再回到天钥桥路的家已是晚上七点多，再烧饭吃饭忙到九点多，我累了就睡了。第二天组长林芳问我看到过别人的奶罩否，我怕被人说是偷了，就含糊地说没看到过。谁知，这样铸成了大错。”说完，她又抽泣起来。有人替她后悔：当时林芳问的时候直说就好了，有人不同意：拿了就是拿了，这是个污点，要抹是抹不掉了，只有认识到了以后不再犯就是了。李慧芬的哭声随着议论的起伏而起伏。这是，「时髦女郎」又大声地开口了：“李慧芬啊，你要做，直接对我说就好了。当年，我在淮海路上的一爿专卖奶罩的叫「古今」的小店里买了一个，后来就自己做了，别看着简单，那像炒菜的铁锅底尖噱噱的（当年家用的没有平底炒菜锅）蛮难做的。做得不好，不好看不说，还不舒服了。”接着林芳清小左讲话。小左说：“看来这事由原因，只要不是存心要偷，说明白了就行。”
会到此结束了，林芳接着给每人发了张就餐券，连我和陆小妹都有，我不要，陆小妹愉快地拿了，林芳硬塞到我手里。这是凡参加义务劳动的人都有的，不必自掏粮票、菜票就可吃一客配好饭菜的客饭。在去食堂路上，「瘟鸡」与我同行，我随他那四平八稳的迈步而放慢自己脚步。他用那淳厚嗓音标准北京口对我说：“在您说到「又不是偷她的，有什么关系」时，李慧芬控制不住哭了，这就说明，您说到点儿上了。也表白了，她是不曾有「偷」的心念。”我同意他的分析。
这时看到食堂中门外西边的宣传栏前有好些人在看什么，我随口说：“又有什么喜报。”从我们身后赶上来的陆小妹笑嘻嘻地接了口：“哎，好像是。”「瘟鸡」和我都朝她看了看，她脸上神采奕奕明白地告诉我们，她知道那时什么喜报，只是不愿说出来。走到食堂前时，从西边走来团委副书记那姑娘，一看到陆小妹，笑脸相迎：“陆师傅，您到哪里去忙了。喏，就餐券。”陆小妹背对我们向那姑娘快步走去。我和「瘟鸡」去看了大红喜报：是陆小妹等三人被上级党委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身后低低的一声：“哼，这个女人也入党了。”我不回头已听出是柯秀娟的声音，但因要退出，还是与她照面。她一脸的鄙夷不屑神气。从名单上看，她是指陆小妹，我想柯秀娟是吃不着葡萄才嫌葡萄酸吧，人家进步入党，你也可进步，争取入党。我朝「瘟鸡」看看，他一本正经，脸无表情地向食堂走去。我一走进食堂就看到一群这次不走的贵州代训艺徒，立刻想起汤黎黎，不免有点惆怅。
吃了饭到徐家汇走了趟，去徐家汇工人俱乐部图书馆凭工会会员证办借书卡。那位名叫袁守菊的女同志热情地接待我，我也顺便问了：“你们什么时候搬到漕溪北路去？”她高兴地告诉我：“今冬明春。”
我拿了书回宿舍。上楼时，就听到我们房间里有人说话。进房一看，是睡在小楼梯边那间小房间里的那个人，我们房里只有房师傅，高师傅和水师傅三人。那人看到我，目光笑中带有不屑地问：“侬就是纪已巳，就是侬不肯装有毛刺的七十二牙。这，我倒要谢谢侬，促使我搞成了「化工抛光」，现在再也不会有毛刺的七十二牙了。听说，侬喜欢看书，能说会道的。”房师傅怕我不高兴，忙打岔：“禾贵贤、老水、纪已巳吾三人全是宁波人。”禾贵贤似乎高兴地说：“噢，同乡人。”高师傅说了句：“同乡不同类，各走各的。”禾贵贤：“这到是真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说：“大名上报，化工抛光就是侬搞的。幸会，幸会。”他又说：“不过，侬的抵制，也有点道理，是为了保证质量。促使我搞成化工抛光，效果也是好的。”房师傅怕我受不了他的话，忙打岔问：“李佈光搞的手摇录音机里的零件也用上“化工抛光”了？”禾贵贤得意地说：“有了化工抛光减轻了铣床的压力。在录音机里到是更不能有毛刺的齿轮，那会有杂音的。”我问：“李佈光搞的手摇录音机效果怎样？”房师傅说：“听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试用过，还可以，外地电台来买的还蛮多的。”高师傅插了句：“听说有些麻烦，因为它的马达就是用唱机的发条。时间长些，还得有人摇，上发条。”禾贵贤却说：“手摇录音机最大的好处，去农村采访时方便，乡下哪里有电啊。”我说：“这到是的。”因我想到五五年时从骆驼桥走到余姚，那一晚上是漆黑漆黑的。水师傅一直靠在床上，闭目养神。这时房师傅也歪在床架上，发出了鼾声。禾贵贤觉得没了劲，就回房去了。高师傅望着他转弯了，轻轻地说：“人模狗样的，听说化工抛光的方子是人家化学工程师搞的，所有的功劳全归他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