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24岁的毛泽东，读罢王阳明的心学后，慨然而生经略四方之志，下笔一挥而就《心之力》，湖南一师杨昌济老师惊叹其文之气概，在满分100之上又加了5分。
《心之力》就源自阳明心学，此并非妄言。
据历史学家王元化研究，毛泽东很早便通读《王阳明全集》，并逐字逐句批注。作为毛泽东的授业恩师，杨昌济更是王阳明的忠实信徒。在他的指引下，毛泽东对阳明心学深入研究，并以一句“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馀子”来表达对王阳明的敬仰。
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以后，时任北大伦理学教授的杨昌济将毛泽东召到北京，视如己出，并将他引荐给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解决了他的就业问题。两年后，杨昌济病逝，他的女儿杨开慧又解决了毛泽东的婚姻问题，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是既深且巨的。作为一名有理想、有思想的叛逆青年，毛泽东与父亲毛顺生长期不合，留洋归来的杨昌济便在毛泽东早期扮演了亦师亦父的角色。
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被这位人品学识都堪称典范的“怀中先生”深深折服，在给萧子升的信中，他叹道：“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在给亦师亦友的黎锦熙的信中称杨昌济“弘通广大，最为佩服。”在谈到新民学会成立的原因时，毛泽东曾经总结道：“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为一种奋斗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
在毛泽东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确立这一重要的人生阶段（从20到25岁的一师求学生涯），杨昌济言传身教的是什么呢？
是王阳明的心学思想。
在给黎锦熙的信中他多次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
“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这与王阳明“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而皆不出于此心之一理”“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矣”的表述基本一致。
杨昌济将阳明心学总结为：“一则求理于事物，一则求理于吾心”。毛泽东则把阳明心学归纳为：一在贵我，一在通今。贵我者，“横尽虚空，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者唯我”；通今者，“竖尽久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
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和批注。
《讲堂录》是毛泽东刚入一师时的听课笔记。彼时其思想体系尚未成熟，却发现他历史上著名的“阳明格竹”一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讲堂录》中写下“阳明格物，思笋生之理”以立此存照。
《伦理学原理》是当年杨昌济讲授伦理学时采用的教材，这本书成了毛泽东驰骋思辨的乐园，而那些批注也拥有了研究毛泽东早年哲学思想独一无二的地位。且看批注中都有什么内容：
“个人有无上之价值”；
“以我立说，乃有起点，有本位”；
“道德非必待人而有，待人而有者客观之道德律，独立所有者主观之道德律也。”
“即使世界止有我一人，亦不能因无损于人而不尽吾之性、完吾之心，仍必尽之完之。”
“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
这与王阳明哲学体系三大思想之一的“心即理”是多么的吻合！“明体方能达用，内圣而后外王”，“心即理”在明确“心外无理”的同时，更强调了“此心在物则为理”，意在表明：心中之理只有与客观现实发生联系才有意义。
这就将个人与社会，知与行联系到一起，避免了成为口耳之学，这对应的是王阳明另外两大思想“知行合一”以及“致良知”。
再看看批注中的其他内容：
“凡吾所知者，吾皆有所行之义务”；
“最圆满之道德，亦由天纵者以其本能实现之，吾极主此说”；
“直觉论（道德是通过心理体验直接意识到的），殊未必然”；
这对应的正是王阳明另外两大思想“知行合一”以及“致良知”。
走上革命道路的毛泽东，有一部很重要的著作，学过马概毛邓的大家肯定熟悉，那就是《实践论》，美国史家学会会长的魏斐德在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巨著《历史与意志》一书中写道：“任何受过中文教育的读者在看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时，就会立刻联想起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中的“知”是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良知”，良知就是“是非之心”，王阳明曾言 “只一个好恶便尽了是非，只一个是非便尽了万事万物”。
王阳明认为，心（良知）之发动而为“意”（意识），意之所在便是物（事）。由此可见，知（良知）行（做出的事）不一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意识出了问题。
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就将王阳明的“良知”称作“良心”。
毛泽东驳斥了“道德律出于神之命令”，认为“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应当“举其（良心）所得于己者而服从之”，这与王阳明的主张“若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工，虽千经万典，无不吻合，异端曲学，一戡尽破”一脉相承。
毛泽东将“意”命名为“冲动”。认为“良心与冲动理应一致”，良心有“谏止冲动”的责任，从而达到“调和而非冲突”的目的，仔细读来这就是对王阳明“良知指导、纠正意识，意识落实为行为，最终知行合一”最贴切的表述。
到了《实践论》，毛泽东将早年的心得整理后得出了更通俗、更圆满的表述：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这就是阳明心学的最终命题——致良知：
通过在“行”中应接万物，将刺激反馈到“知”，再用“诚意”的功夫来归纳总结，觉悟到内心的良知。良知体认后，又反过来指导监督“知”，最终落实到“行”，也是一个周而复始，不断向上的过程。
由此观之，阳明心学这个基础给了毛泽东一泓取之不尽的清泉，它对毛泽东的修身立志、求知做事、思维方法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取舍和最终形成自己思想（毛泽东思想）都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纵观毛泽东一生，其巨大的精神魅力就在于他熔铸了两种格格不入、截然对立的性格气质，诗人浪漫主义的激情与政治家现实主义的眼光在他身上奇特交融，奏出了一曲曲扣人心弦、波澜壮阔的交响乐。
毛泽东之所以长于决断、应变无穷，又能在革命事业的低谷期安时处顺，“胜似闲庭信步”，同阳明心学的支撑密不可分。
一方面，“心即理”使毛泽东以狂者的姿态横空出世，“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其潇洒倜傥、才华横溢的诗人气质，令古今中外无数的政治家黯然失色。
而另一方面，“知行合一”让毛泽东表现出独特的务实冷静的态度，极少表露出情绪起伏。他始终将政治运作牢牢地扎根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土壤之中，拒绝一切主观臆断和非理性的因素。
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已存在于世一百余年，可以说是满盘皆输——东欧失败了、苏联失败了、朝鲜失败了、越南失败了。惟独在中国它成功了，为什么？因为它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知行合一了。是谁结合的？是以深厚精湛的心学为思想基础的毛泽东。舍此而谈中国革命，任谁也休想改写历史，创造出人类新的文明。因为，理论成千上万，主张人人皆有，而只有阳明心学切切实实地解决了长期以来“只知当如是，而无术使之必如是”的困局。
历史是如此的相似，历史又是如此的神奇，综上所述，中国近代史上对中国影响最大且一生命运交织的两位时代巨人都受王阳明心学影响如此之深，仅凭此二人已经足以说明王阳明心学之神奇，但是此处我还想让自己的论据更加丰富一些。
有人说：中国历史上，文人用兵当以三人为最：诸葛亮、王阳明和毛泽东。
有人说：中国历史上能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圣人，只有两个半：孔子、王阳明，加半个曾国藩。
有人说：五百年来，能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者，只有两人：一是明朝王守仁，一是清朝曾国藩。
在上面提到的人物当中，诸葛亮整整比王阳明早出生了1291年，所以阳明心学对诸葛亮的影响为零这个是肯定的，阳明心学对毛泽东的影响刚才已经做了充分的说明，那么现在就只剩下了一个曾国藩了。
历史就是如此的神奇！
王阳明可以说是曾国藩的半个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