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私塾和学堂
文/章寿明(寄自扬州)
我的小学生活始于私塾，继于学堂。
家乡有一堂子巷，东西走向，我所读的私塾就在堂子巷西段。
说是私塾，其实就是一所大门朝北的旧房子。门虽已破旧，但庄重依然，上面镌刻的“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十个楷书大字对联依稀可见。看上去，估计原来应是一大户人家。想不到如今已空室无主，沦落成这般模样。
进了大门，穿过甬道，便是一间朝南的有几级台阶的堂屋，里面有一桌案和几张桌凳。屋前是一处长满杂草的天井。1946年秋天的一个早晨，六岁的我便由母亲送到这里，面对孔子牌位，跪下磕头，行了拜师礼，开始了为期一年的私塾生活。
这是一家无有资质的私塾，与绍兴的“三味书屋”无法相比。塾师不知其姓氏，整天板着一张似乎酒后微红的脸，手持类似官衙“惊堂木”一般的铁戒尺，凶神恶煞似的端坐案前，扫视着七八个提心吊胆的童子。
这一年中他究竟教过什么，至今已记不分明。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绝对没有教过《诗经 •小雅斯干》中“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之类的诗篇，估计他自已也没读过。
长大以后，我在学校附近一所粮站见过他。只见他穿着已经褪色的蓝布大褂工作服，卖油，卖米，打着算盘，依旧是似乎酒后微红的脸。
这时我终于渐渐明白，我今生第一个“老师”当时可能仅仅是临时代课而已。
1947年秋季，我进了设在“儒学”的学堂，即后来的宝应县实验小学。这是家乡最正规的小学。大门顶端赫然高悬着“状元”（王式丹）、“榜眼”（季愈）和“探花”（朱士彦）牌匾。校内原有的大殿前，高耸着两株枝叶纷披、粗可合抱的银杏树，一雄一雌，气派非凡。东西两侧是一间间教室，西侧墙外是县城最大的老体育场，此时已成为学校的体育活动场地。
六十多年过去了，打开记忆的闸门，六年的小学生活，“像雾像雨又像风”，旷远迷蒙，充满诗意。至今还依稀记得，低年级沈坚老师语文课教学的风采，音乐课上张竹卿老师那老式风琴的旋律和体育课上朱耀远老师示范动作的英姿。
而最难忘的是，高年级吴明端老师有一次上语文课，竟用了半节课时间叙说的“家事”。
那是1952年一个深秋的早晨，吴老师上第一课。读完了课文，合上了课本，她突然从老式列宁装的斜插口袋中摸出一只信封，颤颤巍巍地掏出几张信纸。她说，现在要给同学们读一封她女儿刚从朝鲜战场上寄来的长信。
她的女儿当时正在一处名叫“上甘岭”的高地与敌人浴血奋战。吴老师用她那特有的吴侬软语（她是无锡人），一字一句地读着女儿的长信。信中叙说上甘岭高地敌我对峙的严峻形势，每一个战士都写下遗书，随时准备献出宝贵的生命，包括她自己。信很长，但是没有丝毫怯懦，没有半点悲切。她女儿说，不知道这是不是她人生中最后一封来信。读到这里，吴老师声泪俱下，教室里一个个少男少女都掩面而泣，泪湿衣襟。
这是我一生中从未经历过的一堂撼人心魄的语文课，一直成为我珍藏的记忆。
长大以后，我们才知道，吴老师女儿当时在朝鲜战场参加的正是后来被载入战争史册的赫赫有名的“上甘岭战役”。当年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以兵力6万余人，大炮300余门，坦克170多辆，飞机3000多架次，在志愿军两个连约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倾泻了炮弹190余万发，炸弹5000余枚，战斗激烈程度前所罕见，特别是炮兵火力密度，已超过二次大战最高水平。
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持续鏖战43天，敌我反复争夺阵地达59次，我军击退敌人900多次冲锋。上甘岭一战，打出了志愿军的国威和军威。
后来吴老师的女儿凯旋回国，老师特地拿出女儿的戎装照，向我们展示她的飒爽英姿，大家都仰慕至极，激动不已。
来源：宝应杂志｜原载于《宝应文化月刊》2018年1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