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袭事件曝光后，叶永青的压力应该是很大的。对叶永青有所了解的人，发出这样一个疑问：叶帅有才华，搞不明白为什么他要去抄袭，而且抄得那样的拙劣，几乎就是临摹！
其实，要搞明白也不难。
先说什么叫才华。一个能背诵很多很多很多首唐诗宋词的人，我们说他记忆力超强，但不会说他有才华；一个背不了多少唐诗宋词，却能出口成章，提笔为诗的人，可算是有才华。一个会临摹，而且临摹得很好的人，如果硬说有才华，那也是大芬村的才华。
所谓才华，是一种创造力，是与众不同的发现与表达的能力。抄袭绝不是才华。
然而在中国，却真有一种把抄袭当才华的传统。曾经有人面对竹子画了幅写生，所有人都能看出，这人画的是竹子。但绘画界的行家里手却说：画得不像。为何不像呢？因为这人画的竹子，不像文同的竹子，不像徐渭的竹子，也不像郑板桥的竹子，总之一句话，这人画的竹子师出无名，所以不像竹子！
以这样的思维定势垫底的绘画教育，会有创新吗？不会有。中国传统的教育观念不鼓励创新，反而鼓励模仿。当然，模仿也不算抄袭，但模仿过度了，就成了抄袭。在缺乏开创精神的社会文化中，创新有时会被认为是不和谐的杂音，创新甚至会给创新者带来很多的麻烦或后患。反而抄袭能给人带来安全的感觉。长此以往。模仿就成了才华，抄袭也能够被绝大多数国人理解。这就是你我成长的背景。从小学到大学，我们的创造力被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教才统一了，差不多没有了个性。从公文到论文，从职称考评到职位提升，我们的批判力洞察力也差不多被送进了坟墓，死在了摇篮。难怪有人说“天下文章一大抄”。
如此看来，叶永青走到这一步，错的不仅仅是叶永青，还有你我成长的环境和千百年传承的文化，还有与此相关的一大帮人：评家、藏家、炒家、官家、贪家、中家、兴家、华家、为家、咱家等等。
昨天今天甚至明天，要想在中华大地混出个人模狗样，有没有才华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聪明。无论是大聪明亦或是小聪明，总之要耍聪明，只有聪明可以助你成功。
既然说到了成功，现在就来说成功。
什么是成功？现而今眼目下，成功就是有钱，或者说有钱就叫成功。没钱，就叫不成功。
叶永青太太说，早年的叶帅画画，画得很苦，条件也差。可见早年的叶永青虽然画了很多画，举办了很多展览，但没钱，所以不能算成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评论家的鼓捣下，艺术家的成功秘诀，就是建立一套个人识别系统，跟商业经营中的VI识别相似。为了建立这套VI系统，聪明的艺术家就开始了借鉴与寻找。由于有传统文化之大背景，没多少人去创造个人符号，因为创造的东西总是师出无名，评论家看不明白，观众也看不明白。即便评论家看得明白了，他们也不敢轻易论说，新东西会总给人不安全的感觉。为了所谓的学术安全或个人荣誉，他们习惯人云亦云。这一波“寻来找去”运动式的借鉴风潮，从上世纪“85”开始，一直持续到新世纪开头的十来年。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有人找到了利希滕斯坦，画变成了钱，成功了；有人找到了霍克尼，画变成了钱，成功了；有人找到了一张笑脸，画变成了钱，成功了；有人找到一张面具，画变成了钱，成功了；有人找到了老照片，画变成了钱，成功了。那时候，圈内有一个说法，太知名的符号别借鉴。毕加索名气太大，无人借鉴；梵高知名度太高，没人借鉴；波洛克特色太明显，没人借鉴。聪明人都知道，要借鉴就要找那些不太知名的艺术家借鉴，或者找那些国内刊物少有介绍的艺术家借鉴。叶永青是聪明的，他找到了比利时的西尔万，这人的个人识别符号明显，但中国人知之甚少，就连大名鼎鼎的评论家栗宪庭都不知道。找到西尔万之后，叶永青的画变成了钱，他成功了。符号是西尔万的，钱却是叶永青挣的。这样的钱拿着应该有些不踏实。也许叶永青不想这样，但不这样就成不了功；也许叶永青想要改变，但改变了，画就变不成钱。为了虚荣，也为了金钱，他只能这样一意孤行走到天亮了。话又说回来，我们有这样的文化，抄袭也就没有多大的压力。没多大压力也就没多少警惕。疏忽大意之时，天亮了，西尔万看见了叶永青......西尔万看见了叶永青，说不定某一天，东尔万，南尔万又看见了张永青李永青，或者另外什么永青。
叶永青事件发生了，但这一切不能都怪叶永青。如果真要怪，就要怪我们成长的文化环境，怪我们不思创新、怪我们不敢批评、怪我们不敢异议。
但愿叶永青的抄袭事件，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尊重他人的创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