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能够感受到的世界有两个层次———看得见的层次与看不见的层次（儒家叫做“气”的世界和“理”的世界）；我们用以去感受着两个世界的主体因此也有两个层次———我们浅表的意识和我们内在的灵魂（儒家叫做“人心”与“道心”）。我们同时生活在两个层次的世界里。人生，就是安顿我们在这两个世界里的生活。

看得见的世界（也可以叫做“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是由符号（名相）与内驱力（欲望）构成的。人之生活在这个看得见的世界所做的，就是通过编织符号以改造客体来达成其内驱力。换句话说，通过编织符号以改造客体来满足欲望。看得见的世界与作为符号与内驱力的“自我”之相互作用塑造着我们的“意识”。 “意识”的对象是欲望与符号，欲望与符号也是我们的“意识”所栖居的家园，“意识”就是通常被我们体验为“我”的那个东西。

在看得见的世界里，极少数足以成功地编织符号以改造客体、并成功地建立起他们的话语霸权的人就是这看得见的世界的强者。他们通常会轻易地、超量地达成他们的欲望、从而抢占他人达成欲望的空间。这看得见的世界的绝大多数落败者显然就是那些不足以成功地制造一套说法和一些客体、以及在话语的争夺战中败下阵来的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为了免于彻底地被剥夺而选择了放弃“自我”依附那手握话语权的强者。当然，由于他们的归降，强者出于某种类乎豢养家畜般的考虑也会在这看得见的世界上分给弱者们一些牙慧。

如果只有看得见的世界的话，一切都将非常地简单。人的身份只有两种———强者、剥夺者、豢养者，或弱者、被剥夺者、被豢养者。人活着的意义就仅在于在这看得见的世界上去争做多吃多占的人上人，而避免沦为贫穷的、待宰的“畜类”。然而，世界就只有那看得见的维度、人就仅仅是一种朝向外部符号世界及内部欲望诉求的生物吗？

尽管我们被看得见的世界的法则所深深地裹挟而总选择有意忽视那看不见的世界，但它并不因为我们的忽视而主动消失。比如，在生活中，我们会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有的人把自己的事业、物质生活处理得相当成功，却掉入了心魔的陷阱。他们超常的对物质世界的掌控力并不能用来掌控他们的心理世界。被严重忧郁症所折磨而自杀的人往往并非吃不起饭的穷人。社会上被羡慕的人往往背负着深重的难以名状的诅咒。人们常常会受到某种看不见的东西的折磨、事情总会被某种看不见的东西所干扰甚至扭转。为什么？因为那看不见的世界会介入我们，它并不遵循看得见的世界的逻辑，它有自己的逻辑。

那么，这看不见的世界到底是什么？

我们现代人的心智将它归于“无意识”或所谓“异次元空间”的范畴。把它放到“心理学”或“神秘学”的“显微镜”下加以研究。仿佛那是一个很特殊的、可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的领域。但在我们的古代心智看来，它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的古代心智给它取了大量的名字。在老子那里，这个看不见的世界就是不可名之“常名”、不可道之“常道”。在儒家那里，就是“几微”。在基督教那里，就是“天国与地狱”，在佛教那里，就是“阿赖耶识”。总之，这是个被我们的古代心智所认为无比真实的世界，对它失去鲜活的体验能力是晚近的事，或者说，是现代性使然。

相应，我们的一部分的“我”是生活在这个看不见的世界里的。这个部分的“我”也被我们的古代心智予以了多种的命名。道家把它叫做“元神”，儒家把它叫做“本心”，佛教把它叫做“妙明真心”、印度教叫做“神我”、基督教称之为“灵魂”。总之，这个“我”并不朝向看得见的世界，在看得见的世界里很重要的那些个符号与欲望在它看来毫无意义。它有它自己的需要，它的需要只有在看不见的世界里才能得到满足。如果说，作为“意识”的“我”之价值就在于在有形的世界里多吃多占的话，作为“灵魂”的“我”所欲求的只是在无形的世界里得到“道”的滋养。对此，孟子的一句名言可谓道破真相：“义理之悦吾心，犹刍豢之悦吾口。”“灵魂”只吃“义理”，只有肉身才吃“肉”。显然，这个只喜欢吃“义理”的“我”通常不能被我们意识到，而那个喜欢吃肉的“我”却时刻在我们的肉身里折腾、呼嚎。甚且，作为“意识”的喜欢吃肉的“我”（道家把它叫做“识神”）一旦炽盛的话，它会自动屏蔽、放逐、侵夺那作为灵魂的喜欢吃“义理”的“我”，仿佛我们的“灵魂”并不存在一样。正如我们的古人所说的那样：“人心维危，道心维微”。

这个作为“灵魂”的“我”寄居在我们意识的最里层，它与浅表意识一起构成了作为整体的“我”。如果说，作为整体的“我”好比是一个国家共同体的话，我们所常常使用的作为意识的“我”不过是一个“代议制政府”而已。这个“代议制政府”向外塑造、展示着作为外观的“我”的表象、处理“我”在看得见的世界里遭遇的问题，但它不一定能决定“我”这个“国家共同体”的根本走向。因为“灵魂”才是构成这个“国家共同体”作为“大地”的那部分。

有时候，在“我”这个“国家共同体”中，“灵魂”的需要与意识的需要是统一与和谐的。它们的关系是合作的关系，“灵魂”需要在看得见的世界中“锻造”自己，而意识也需要来自灵魂的指引。这时候，我们会身心俱畅，会体验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愉悦感与超越感。而有时候，“灵魂”与意识的关系会变得非常的紧张。比如： “意识”对看得见的世界的法则的全面屈从会隔断“灵魂”与它那赖以滋养的源泉（道）之间的联系。每当这个时候，我们的灵魂就会对我们作为意识的那个“我”以及那个看得见的世界产生憎恨的情绪。

当“灵魂”憎恨“意识”之际，“我”就会出状况。“我”会被某些不可思议的负面情绪所折磨，其表现形式被我们看得见的世界称为“精神疾病”。当然，我们看得见的世界为了捍卫它自己的“规矩”，它会照自己的逻辑去“治疗”这样的“精神疾病”，它会使用所谓“心理咨询”或手术、药物等手段去打压或消除那“不听话”的“灵魂”的诉求；它甚至会试图把“灵魂”给“切除”掉（医院有时候会通过切除脑白质来实现这一点）。没有了来自“灵魂”的麻烦的“我”对于看得见的世界而言是“稳妥”和“安全”的。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看得见的世界拼命地要“我”去忘掉“灵魂”、要“我”只以意识的身份来和它打交道。也就是说，看得见的世界需要我们做单维的“我”、这个“我”只有一个属性：物质的存在。这个“我”只有两种选择：或者适应社会、多吃多占，或者不适应社会、贫穷待宰。

这看得见的世界的粗暴“要求”常常会被内化为“我”的要求。比如，我们会“自觉”地告诫自己根本没有“灵魂”这档子事儿。只有看得见的世界，没有看不见的世界。“我”就是我的意识，“我”的需要就是在看得见的世界里去制造或披戴符号以满足肉身的欲望。“我”因此上被安置在只有肉身的单维的世界里。“我”的价值就仅仅在于到看得见的世界的去获取一个位置（名）并实现肉身的欲望。不过问题是，我们的“灵魂”会就此“闭嘴”吗？那看不见的世界会因为我们对它有意的忽视而自动消失吗？我想，现代人普遍的精神危机以及现代社会的种种难以克服的问题已经给出了答案。

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从作为整体的“我”和作为整体的世界中剔除了“灵魂”与看不见的、“几微”的维度。现代性所开启的看得见的世界的“独裁统治”把人彻底打入到肉身这个“牢狱”里。当“灵魂”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当“灵魂”再也叫不出自己的“名字”， “灵魂”将会愤怒地化身为“魔鬼”并攻击我们这个看得见的世界以及靠它豢养的“我”。我们可以为近代以来人类相互间最大规模的屠杀去找到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缘由，可我们怎么解释隐藏在现代人心里的那巨大的恨意呢？难道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自相残杀不就是现代人心中那莫名的来自“灵魂”的巨大恨意的投射吗？弗洛伊德将这一巨大的恨意及其表现归结为深藏于人类无意识中的“死亡冲动”，却不知，这正好是我们“灵魂”的立场，我们试图开除它，它就会试图开除我们。

现代工业文明的内在逻辑在给人类带来物质生活的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剔除了人类的“灵魂”。没有“灵魂”人类背负着极大诅咒。这诅咒正越来越迫切地折磨着我们每一个人。

怎样才能抚平我们灵魂的愤怒呢？让我们在看得见的世界里为看不见的世界留一点位置、借以安顿我们那作为灵魂的“我”，并用“义理”去浇灌它、好让它叫得出自己的“名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