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人人都爱梦回大唐？因为它绚烂至极，因为它是中国人最充满自信、最强盛的时代之一。全民尚武，又盛行隐逸之风；享受风光，又极其洒脱。
唐朝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富有戏剧性和传奇色彩的朝代，融合了旷达不羁、骁勇好战和返璞归真、不问世事的复杂魅力。从多个角度来看，唐朝不论在话语权、文化影响力还是军事实力上的成功，都得益于它践行了当今世界备受推崇的全球观以及包容性，这种难得的达观态度，让唐朝获得了非凡的张力以及随之而来的从容不迫。
举国尚武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认为，唐朝在太宗、高宗及武后、玄宗这几个不同时期，所面临的敌人和对手区别很大。彼时，游牧民族尤其是突厥的兴起，使得突厥帝国成为不可小觑的草原帝国，而突厥帝国和拜占庭王朝之间关系密切，和其他欧亚帝国也是关联重重，这给唐朝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迫使它必须采取行动。
不可否认，唐朝是少有的好战王朝，在唐太宗、唐高宗时期，突厥汗国、薛延陀汗国、西域诸国、西突厥汗国先后被唐朝所灭。最盛期唐朝版图东至朝鲜半岛，西达中亚咸海，南到越南顺化一带， 北抵贝加尔湖。在唐朝 298 年的历史中，对外战争达到
130 多场，高句丽、突厥、契丹、吐蕃、南诏、大食、回纥都成为唐朝的征战对象；对内， 唐初统一战争、安史之乱、宪宗削藩、武宗削藩、庞勋起义以及唐末藩镇割据等从未停歇。
此外，唐朝的好战特性也源于其统治集团内部由于婚姻和血缘关系的捆绑固若金汤，这在很大程度上阻断了阶层流动性，所以唐朝自下而上，普遍燃起了一种骁勇好战的激昂情绪。
唐朝杰出的军事家苏定方出身平民，然而他无往不胜，征西突厥、平葱岭、夷百济、伐高句丽，“前后灭三国，皆生擒其主”，成为一代名将，荣升权贵；薛仁贵大败九姓铁勒，功勋卓著，官职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封平阳郡公。所以，军事征战逐渐成为唐前期社会流动的重要渠道。
某种程度上，唐朝前期之所以屡战屡胜，其关键点在于唐朝前期的军事力量是多样化的，和想象中具有规律性、组织性、系统严密的军事结构完全不同。陆扬介绍，唐朝前期的统治集团和内亚游牧民族关系紧密，这些游牧民族常年以部落形式在唐朝的军事组织中作战， 包括突厥的重要领袖都会带着自己的部落站在唐朝的立场上对外发起军事行动，这也是唐太宗能取得巨大胜利的原因，直到唐高宗时期，这种情况仍在延续。但另一方面，这些部落的态度也不完全坚定，他们究竟靠向哪一边处于不断变动之中。
此外，唐朝的开放性体现在其开阔的全球视野，对情报的掌握逐渐变成统治集团的外交利器，并大幅度提高了军事行动的成功率。反观清朝，直到 19 世纪初鸦片战争之前，才慢慢建立起一套情报系统，知道英国在印度、尼泊尔这些地方是有行动的，但唐朝所掌握的情报从周边诸国到拜占庭帝国，直到后来的阿拉伯帝国，不一而足。
隐逸之风
在举国尚武的唐朝，隐逸之风却甚盛。曾写下“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高适在科举失败后隐居十二载，直至天宝十一年（752），时任陇右节度使的唐朝名将哥舒翰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幕府。自此，高适投身军旅，一路高歌猛进。
除了此般略显功利的隐逸之外，相当多的隐居之举则是源于仕途挫败或人生失意，但却不因此而沉沦的高洁操守。
王维早年怀揣强烈的政治抱负，却因唐朝政局连年动荡不安，未能有所建树而倍感失落，在终南山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在《终南别业》中，王维用“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言志抒怀；李白一生数度隐居山林，少年时期在岷山隐居，玄宗时期遁入白兆山桃花岩，著名的《山中问答》正是在此时问世。
陆扬认为，唐朝在教育普及性方面远超当时世界上任何其他政权，这也是其成为中国文化鼎盛期的原因之一。在那个时期，即便是弃笔从戎的人也并非目不识丁，而是有一定文化能力，这和后期很多缺乏文化知识的人加入军事集团完全不同， 使得唐朝在文化层面极具张力、群星璀璨。
总而言之，多样性是唐朝最为突出的特质，它海纳百川，允许不同形态的生活方式共生，不追求所谓的统一，甚至可以说，唐朝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统一性。直到宋朝之后，国家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才开始逐渐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