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灵公篇第十五」11
【原文】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译文】
颜渊问治国之道，孔子回答说：“用夏朝的历法，乘殷朝的木车，行周朝的礼制，演舜帝的乐舞。舍郑国之乐，远巧谄之人。郑国之乐使人放纵沉溺，巧谄之人令人陷入危险。”
【注释】
“颜渊”，即颜回，字子渊，故又称颜渊。好学能仁、闻一知十，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小孔子三十岁。
“为邦”，治理国家。
“夏之时”，指夏代的历法。
“殷之辂”，指殷代天子所乘之车，木制，实用而简朴。“辂”，音“路”，大车。
“周之冕”，大夫以上所戴之冠称“冕”，其制式从天子至大夫而有差等。“周之冕”即周制之冕，孔子以此指代周礼。
“韶舞”，指舜时的乐舞，孔子认为其尽善尽美。“韶”，舜乐之名；“舞”，乐也。蔡邕《月令章句》云：“乐容曰舞”。古时奏乐多伴以舞，盖因此而称“韶舞”。有注解认为“舞”通“武”，今不从。
“放”，逐也。舍弃、废置。
“郑声”，指春秋时期郑国的音乐。
“远”，古代作动词用时音“愿”，远离、避开、疏远。
“佞人”，有口才但心术不正的人。“佞”有巧谄与高材二义，此处指巧言谄谀。
“淫”，使……放纵、沉溺、惑乱。如《孟子》中的“富贵不能淫”。
“殆”，危险。
【评析】
颜回与孔子探讨治国之道，孔子以“一历、一车、一冠、一乐”等内容相答。所言看似普通，其实却含深意。
所谓“行夏之时”，就是采用夏历。孔子之时，历法因每年的起始月份不同而有夏历、殷历、周历之分。古时华夏人以农耕为主，因此孔子主张采用更合于农时的夏历，以方便农业生产。夏历后来逐渐发展沿用至今，成为今日的“阴历”，或曰“农历”，成为与西方以公元纪年的“阳历”并行的历法。“颜渊问为邦”，而孔子首先便说“行夏之时”，可见孔子对民生的高度重视和民生在为政中的重要地位。孔子主张对民众应先“富之”而后“教之”，此处也是一个体现。
所谓“乘殷之辂”，就是说应当使用殷制的木车。因为周制之车较多纹饰，且常以金玉等贵重物品装饰，不如“殷之辂”简约朴素。孔子说“乘殷之辂”，其实不止是在说车，而是以“殷之辂”指代一切器物。也就是说，器物应当崇尚简约实用，而不应追求豪华奢侈。这其实是对孔子“节用”主张的贯彻，也是对孟子“仁民而爱物”主张的体现。因为执政者“节用”，可以节省民力，减轻民众负担，是为“仁民”；而民众“节用”，则可以减少对大自然的索取，减轻环境负担，是为“爱物”。
孔子在这里使用“辂”字而非“车”字，也是含有深意的。“辂”是天子所乘之车。也就是说，“节用”与“仁民而爱物”，应当自上而下施行，为政者在这些方面应当作天下的表率。这也是对孔子“为政以德”、“子帅以正”主张的体现。
儒家主张以“礼乐”为国。也就是用合义之“礼”规范民众，用宣仁之“乐”教化民众。“礼”在现代就相当于法律和道德，“乐”则相当于文化和教育。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参见《善读「论语」3.14》）。孔子认为，就典章制度而言，周礼在夏礼和殷礼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地损益完善，已成为当时最为合义之礼，因而在礼制上应当“从周”。因此，本章所谓的“服周之冕”，其实是在喻指要用周礼，而并不是说自天子、诸侯以至于卿大夫，只要戴周制的冠冕就能治好国家。
孔子曾说舜时的《韶》乐“尽美矣，又尽善也”（参见《善读「论语」3.25》）。因此，“乐则韶舞”，其实是喻指文化和教育应当以宣仁为本，在内容和形式上应力求尽善尽美。唯有如此，行义之礼和宣仁之乐才能相辅相成，使天下逐渐走上崇尚仁义的正道。而“郑声”则是喻指不良的文化，因其易使人放纵、沉溺、惑乱，于“克己复礼”有害无益，因此应当摒弃。
《礼记·大同篇》曾记载孔子的话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贤能”之士德才兼备，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大众，故为邦当“选贤举能”；而“佞人”有才无德，为达个人目的，常常不择手段，于社会和大众皆有危险，故治国应“远佞人”。
本章的“夏之时”、“殷之辂”、“周之冕”、“韶舞”、“郑声”、“佞人”皆各有所指，分别喻指民生、器物、礼、乐、邪见和小人。若不懂得孔子，就会觉得“颁一历，乘一车，戴一冠，奏一乐，而已尽治国之道”，天下断无是理。只有真正懂得孔子，才能识得孔子的言外之意是何等深刻，知道孔子此番之言，仍是对孔子之道的一以贯之，与孔子其它的为政主张其实并无二致。因为颜回能闻一知十、下学而上达，所以孔子只是以“夏之时”、“殷之辂”等稍加点拨，颜回便即明白孔子的言外之意。因此本章孔子之言的真意应当是：民生应当重视，器用应当简约，制度应当合义，文化应当宣仁，正道应当弘扬，邪见应当摒弃，贤能应当举用，佞人应当远离。
而这一整套“为邦”之道，内容涉及舜、夏、殷、周四代。可见孔子既不泥古，也不保守。其所行皆“择善而从”、“义之与比”。因此，说孔子之道不合时宜者，真的是不懂孔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