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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和同事在杭州出差，天气微凉的四月，阴雨缠绵，一帮人收工后无处可去，只能就近找了家菜馆吃饭谈天。席间，一人对着菜肴有感而发：要是穿越，还是以宋朝为佳。因为“炒”这种做法，是宋朝才开始有的。在此之前的菜，都少了三分火候。
现代人对穿越多有种希冀的成分在，以已知视角去看未知，多了十足的胜算。在曾经南宋的都城怀念宋朝，的确是件应景的事情。只是要想在宋朝吃到最好的菜肴，非汴梁的白矾楼（樊楼）莫属。《新刊大宋宣和遗事》中记载：“樊楼上有御座，徽宗时与李师师宴饮于此。”，《水浒传》第七回记：“当时两个上到樊楼内，占个阁儿，唤酒保分付，叫取两瓶上色好酒，希奇果子案酒。”可见，当时的聚会议事之所，樊楼是首选。而作为当时的地标性建筑，樊楼在某种程度上，也象征了宋朝的繁华与兴盛。
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我们称唐朝为“极乐”，却从未称之为“造极之世”，原因很简单，宋朝兼重理想与现实，兼备大俗与大雅，是最适合生活的朝代。
历史书本上描写的宋朝特点鲜明：积贫积弱。这是一个在政治上经常妥协的朝代，败给辽国的燕云十六州、澶渊之盟、靖康之难，就战绩而言，宋朝并不辉煌。赔款是常有的事，议和也是家常便饭，兵变更是此起彼伏。可现实是，宋朝的兵力多达20万，国家收入丰厚，赔款的数额不到零头。偃武习文，寒俊崛起，在宋徽宗的带领下，虽然外有辽国虎视眈眈，内有佞臣当道，宋朝还是生成了一副“造极之世”的皮囊。
北宋时期的汴梁，南宋时期的钱塘，宋朝的都城，以各自的繁华印证了赵宋之世的极盛。如果说唐朝的长安是极乐之都，那宋朝的汴梁即为盛世之城。隔了数百年的距离，与大唐的辉煌交相辉映，重新织就了一个朝代的锦缎。
汴梁城里一年四季的雅集和盛会，白矾楼里灯火通明，瓦舍勾栏弹唱歌舞不息。雅有雅的去处，俗有俗的去处。宋朝为不同层级的人都归置了精神和物质的双重空间，更为士人阶层堆砌了精神的篱墙。政治生活之外，士人拥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抚琴、调香、赏花、观画、烹茶、饮酒、诗歌和绘画，即使仕途不如意，他们的精神世界还是富足的。词人们一边心念着燕云十六州，一边在雅集内洒墨挥毫，丰富的市井生活，为他们的精神呈现提供了现实的场域。
寻常百姓去不了樊楼，那汴梁城里去除的宵禁带来了繁华的夜市，四下一寻，还是能觅得上好的吃食。不然，何来的清明上河图？
之前上映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恰是以北宋时期的汴梁为背景，虽然聚焦于宅院内女儿家的纷争，却也是还原了三分的宋朝。灯火通明的夜市，歌舞升平的勾栏瓦舍，闺阁女儿家的茶香画茶，每一个宋朝人都将美学意识贯彻到极致。哪怕生活潦倒，也需要折一枝梅花或者松枝插入盥洗好的白瓷瓶，以盈盈花香替家徒四壁。这就是宋朝人的精致。
除生活上的精致之外，宋朝人在精神上也是精致的，宋词的发展便是一大力证。苏东坡、欧阳修、柳永、李清照、辛弃疾等等，宋朝的精致土壤为词人们的文学修养提供了土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与“杨柳岸、晓风残月”齐出，西北大汉的狂野和豆蔻女娃的可人同时出现，同时，唱曲者众，李师师之流嘤嘤婉转之声，是连徽宗都要驻足听上一听的。宋朝的美学，自徽宗始，由词人挥毫，再经坊间流转，传入寻常千万人家。
从现在来看，宋朝人依旧是极具美学意识的，什么陈设搭配什么插花，什么宴饮配什么果子，这是宋朝人的日常。对于我们而言，这是“文艺”或者“小资”；对于他们而言，美学构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即使是靖康之难过后，这些人的美学骨血也分毫未减。自古繁华的钱塘便是力证。相传，金国皇帝完颜亮听到“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后，遂起投鞭渡江之志。如果传闻是真，那这的确是一场由诗意开启的兵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