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马背上的委员会

（1）

从九江出发奔往南昌的人，还有许光达、黄怡、杨实人等七人，他们与陈毅、肖劲离开九江的时间，只差几小时，但所经历的却又是另一番境遇。

许光达当时的名字叫许德华，他虽然也是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但是在七月份就毕了业。也就是说，他不是和陈毅他们一路的。他是被分配在第四军炮兵营任见习排长的，这第四军炮兵营恰恰也在九江驻扎，遇上了张发奎“清党”。这让许德华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出路，于是和几个伙伴跑出来了。

八月一日傍晚，许德华去九江市一家书店买书，一路上见行人躲躲闪闪，气氛很是反常。他觉得奇怪，碰见熟人就打听，方知道南昌发生了“兵变”。许德华虽是两年多党龄的党员，但他身在基层，并不知南昌究竟发生的是什么样的“兵变”。出于对当时时局和政局的关心，他此时也顾不上买书，急忙赶回了营地。

第二天一大早，党小组长黄怡专门来找许德华，悄悄告诉他，南昌发动的兵变是共产党领导的“暴动”。许光达一听，马上兴奋地抱住黄怡：“那太好啦，早就该这么干！不然我们都快闷死了。”

黄怡是比较冷静的，他说：“你的身份已暴露，在这里有危险，快同炮兵营另外几个同志一起走！”

“怎么走？”许德华被黄怡这突然的决定搞懵了。

“假装开小差呗！”黄怡似乎为他们已经考虑好了，“你们应速去南昌，找自己的队伍去。”并告诉说在南门口有联络员接应。

事情紧急，许光达也顾不了许多，他什么东西都没拿，找到另外几个党员，就偷偷溜出了营门。到街上后，黄怡也来了，于是一行七人排成一队，他们装着去执行任务的样子，然后直奔南门。

来到南门口，黄怡说的那个联络员果然在那里等候，只听一个声音问道：“喂，你们是去打野外的吗？”声音不高，又细又尖，听起来有一种甜甜的感觉。许德华觉得奇怪，回头一看，问话的居然是一位穿军装的女军人。

“我们是去打野外的。”黄怡回答道，这是预先约定的接头暗号。随后，黄怡拿出了中共九江市党组织出示的介绍信。

女军人看完介绍信，在上面签了字，告诉他们，张发奎已经决定反共了。昨天，当周士第带领的七十三团出发后，张发奎就带着卫队乘火车去追，但七十三团向他们开了枪，才没有被截住。现在火车已经不通，因此黄老门方向不能走了。

“你们自己想办法到南昌吧！”那个女联络员说，并拿出七条红领带，“这是暴动部队的标志，见到他们时就可以戴上。”

黄怡接过领带，分发给许德华他们。这时，女军人转身从树丛里拿出一个竹篮，她利索地撩起竹篮上的盖布：哦，原来里面有七支短枪和一包子弹。

“拿上武器，以后多打敌人！”女军人鼓舞着大家。

“我们到南昌后找谁报到？”黄怡问。由于着急，再加上他的云南乡土口音，女军人没有听清，她直眨着眼睛。许德华又把黄怡的话重复了一遍，这时女军人听懂了，她说：“只要是暴动军，哪一部分都行。交上介绍信，就会有人分配给你们任务的。”

“我们走哪条路好呢？”黄怡作为七人的领队，他想把事情弄明白些。

“怎么去都行，只要快！”女军人又拿出一些银元，“这是路费，同志们，再见，祝你们顺利！”女军人边说边和他们握手道别，眨眼间便消失在茫茫的晨雾中。

“这个人，有意思！”黄怡还在边走边说，许德华他们也觉得好奇，他们不时地回过头去寻找女军人的影子，但什么也看不见了。几个人便打趣说此人是神女下凡，弄得大家牵肠挂肚的。

一会儿后，黄怡才突然叫起来：“咱们这是朝哪走？”

大家一齐停下来，搔首弄腮。其中有人说：“我们还是上庐山吧，沿着赣江走，可以绕过张发奎和李汉魂的关卡，直达南昌。”

“行，就这么走吧。”黄怡听后拿定了主意。于是，七人甩开脚板，去翻越庐山。夜幕降临时，他们也走进了庐山。可是这一走，却把时间给耽误了。

（2）

八月七日清晨，许德华他们终于赶到了南昌城下。

远远地望见炊烟中的南昌城廓，他们兴奋极了，好像看见起跑线的终点了，可是当他们来到城门口时，却傻眼了。原来，城门口是军警在站岗，城门旁还有横七竖八的尸体，细细一看，那尸体颈上也系着红领带。

有人说：“不好，守城门的不像是自己人！”

“那些挂在城墙楼上的死尸是自己的同志呀！”另一个说。

黄怡也觉得不对头，他说：“是不是暴动失败了，人马都被消灭？”

“不可能，南昌城里共产党的兵力超过敌人好几倍，不至于一夜覆舟吧。再说，失败了，那个女军人就不会让我们来南昌找党组织的。”许德华倒蛮有信心，他反过来却开导起黄怡来。

站岗的军警在游弋，不时向他们扫过来一眼。黄怡见状心里紧张起来，他马上说：“这里久待不宜，先躲躲再说。”

于是几个人下了公路，钻进了树林，一直溜到江边，才坐下来歇息。

在江边，他们看见有一条渔船距他们不远。黄怡要杨实人去找渔夫打听南昌城的情况，因为他毕竟是江西老表，不会引起人怀疑。

杨实人去了，不久回来说，暴动的兵已经走了。还说，江边还贴着张发奎署名的告示，内容是：

叶挺贺龙，盘踞南昌，希图不轨，实行赤化，本总指挥，挥泪致讨，以谢党国。

显然，暴动军已经离开南昌转移了。

杨实人说话时脸色显得很灰暗，显然他已失去了信心。果然，当他把渔夫的话转述完后，就说他家就在南昌附近的高安县城，他要回家，不愿再往南追了。

也有人主张等几天，看看动静再走。但许德华却坚决反对，他说：“红旗都打出来了，我们必须跟上，用我们的脚去追！”

于是，大家丢下杨实人，转道沿抚河向南追去。

（3）

总部到达抚州后，经参谋团一统计，已经差了两千多人。这还不算蔡廷锴的第十师和陈浴新带走的二十军第五团，如果加起来，可能是上万人。就其原因，大致的情况是沿途炎热难当，许多人经受不住烈日的炙烤。他们很容易中暑，再加上蚊虫叮咬，疟疾也会发生。在各个连队里，头晕、目眩、呕吐的现象到处都在发生，这样就自然是掉队的份。

南下的部队中有相当数量的青年学生，他们痛恨武汉政府的“分共”、“反共”，向往革命。刚来南昌就被编进了连队。在行军中，他们除了要扛枪，还有带着洋镐、铁锹、军毯、水壶、饭盒之类的东西，再加上每人要带二百五十发子弹，这至少也有四五十斤重。大伏天长途行军，他们哪里受得了这个苦！

就是那些老兵，长期在一个地方驻防，开拔时往往也靠火车、船只运输，很少经历过在大伏天连续行军的艰苦。几天下来，人的骨头架子也几乎散了，还有什么力气再往前走。这样，一些意志薄弱者，也就不得不另找出路，悄悄溜走。

但更为严重的是许多下级军官，却把成班成排的兵士带走，造成了集体“开小差”的现象。这些“千里当官只为财”的旧军官。他们跟着部队南下，只是为了想升官发财。眼看升不了官，发不了财，当然要逃之夭夭。但可恶的是他们却带走了很多人。

当然，当兵的里面也不免会有一些“兵油子”，他们是没受过什么思想教育的，根本就不懂得革命的道理。他们不知道为谁而当兵，为谁而打仗。穿上这灰色的“两尺半”军装，原本是混口饭吃，现在条件这样差，凭什么还在要在继续呆下去，到哪儿不是一样当兵，于是就“瞅空子”溜掉。

也有共产党员溜掉的。据叶挺二十四师七十一团第二营四连连长萧克后来回忆说，他以前认识的几个连长，有的还是党员，平时开会做宣传动员工作，能说会道，讲起话来慷慨激昂，但是从南昌到抚州后，不见了。而不是党员的连长，却还能坚持。这是一个特殊的现象。

后来，有周逸群写给中央的报告，现节录如下：

“由三号起军队开始出动，叶系四号出发，贺系五号出发。当我们离开南昌时，因江西民众运动毫无一点基础，挑夫非常困难，而得敌人子弹枪支甚多，因此无法运送，于是为要多带子弹，只好每兵发给子弹二百五十发，甚至三百发。士兵因天气太热，都不愿多背子弹，竟有暗将子弹投弃者。据贺氏云，仅军部特务营由南昌至瑞金并未作战，而损失子弹达三万余发，其他各团可想而知。方由南昌出发，炮兵营因挑夫出发稍迟，又不与后卫联络，致被溃军抢去‘大正六年式’山炮一门，平射炮两门，炮弹百数十发。此二十军绝大之损失，且炮兵营长因此失踪，或为敌所获被害亦未可知也。”

在前敌委员会举行的会议上，脾气暴躁的李立三强压住火说：“这还没有和敌人交火接仗，就失去了四分之一的兵力。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是的，革命到了这一步，这已经是一个严峻的信号，使脾气温和的周恩来也不得不担忧。对周恩来来说，他同样感到恼火，只是不说出而已。问题的根子究竟出在哪里?周恩来不停地想。他知道，这里面肯定有客观原因，但主观因素也不少。毕竟，这是他们这些书生文人第一次带兵。

其实，这里面既有后勤供给、医疗保障等实际问题，也有各级军官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问题，甚至是政治立场问题。但其根本的问题，就是这支军队是刚刚从国民党旧军队里脱胎出来，需要彻底的改造，才能属于自己的军队！周逸群写给中央的报告也说：

“由南昌至抚州，本规定四日到达，乃江西道路非常长，每日虽行走六十里，合之川黔道路不啻有八十余里之远。兵夫因负担太重，沿途倒毙者甚多。又卫生队无人挑卫生材料，以致病者无药，死者无人安理，其惨况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职是之故，官兵心里颇为灰心，甚至怀疑革命者有之。军纪非常不易维持，以致沿途拉夫鸣枪之事时时发现。贺及参谋团同志见如此情况，乃改为五天到抚州，然亦人困马乏无复生趣矣。”

所以，部队在抚州“整训”，已经是必须的事。周恩来知道，朱培德手下的杨如轩走了，张发奎也不会来进攻了。郭沫若已经把张发奎带来的纸条交给了周恩来，让他看到了张发奎的“默契”，或者说“真实动机”，因此就决定在抚州驻扎几天，以解决部队中出现的问题。

周恩来自信，这支军队的主要成份还是好的。无论是叶挺指挥的二十四师、二十五师，还是贺龙指挥的二十军。在他们还是国民党军队的时候，就曾参加过两次“北伐”，从广东打到湖北，又从湖北打到河南，算是打出了威风的。而叶挺、贺龙、朱德等同志，在这些部队里，其威望也很高，带兵也很有一套。所以要改造这支军队还得需要他们的积极参与。

不过，要带好这么一支庞大的武装，单靠少数长官的个人威望、江湖义气，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必须要制定出一系列的制度来约束他们，才能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否则将是一盘散沙，或者说是一群“乌合之众”，那样是谈不上有什么战斗力的，更谈不上革命能成功。

于是，周恩来对李立三说：“看来我们需要在这里休整一下，让干部战士很好地统一一下思想。”

（4）

要把部队的军心稳住，周恩来认为应急的办法，首先是要作些组织上的调整，同时还要整顿军纪，做好部队内部和沿途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恽代英也认为作好部队内部的思想政治工作尤为重要。

这几条线，需要恽代英的宣传委员会和郭沫若的总政治部具体去运作，聂荣臻的前委军委书记也要发挥作用。

接着，由周恩来主持，马上又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前敌委员会的成员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外，还有谭平山、张国焘。参谋团的成员刘伯承、叶挺、贺龙和朱德等也参加了会议。

针对军官带队“逃亡”的现象，他们专门考查了部队里的各级军官。对哪些可靠，哪些不可靠，进行了逐个排队。对有些摸不透的军官，则调到不是要害部门去任职，或者解除他们的直接指挥权，调任副职。

经过筛选，发现二十四师七十一团的团长欧震不可靠，他们就把其提升为副师长，一营营长吕承文也不踏实，调到师部去任参谋处长。

同时，前委又决定把抚州农军和部分青年学生正式编到第九军和二十军第三师的第六团去，让这些逃亡数字比较大的部队得到补充。二十军原来是六个团，一个直属队。现在被陈浴新带走了第五团，听说第六团又大量减员，干脆就把直属队改为教导团，与第六团直接成立一个第三师，然后正式任命周逸群担任这个师的师长，革命老人徐特立任党代表，以加强这个由抚州农军与青年学生刚刚渗入的部队的领导。

周逸群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也说：

“贺之部队除有五团老兵外，敝尚有第六团纯系新兵，其官长均为被压迫来者；又教导团为新招来之学生四营，在南昌编来之补充兵二营，其官长均黄埔学生，此等新兵新官，如何能受此等苦楚？故至抚州时，教导团仅余学生八百余名，第六团亦仅余七百余名，将近损失一半。未作战，而有如此绝大损失，未免令人惊异。贺不得已，要我就师长职，并拨该两团受我指挥。我要求后半天出发，以资整顿。”

接着，他们又研究了调整各级党的组织，充实作战团党支部的工作。这得聂荣臻负责的前委属下的军委来抓。军委有三个人，聂荣臻是书记，贺昌、颜昌颐是委员。现在他们三个人都在各军、师任党代表。

当讨论到如何加强部队政治工作与对沿途群众的宣传工作时，恽代英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他说：“部队组织思想工作，我是主要负责的。但在南下以来，我抓得不紧，工作做得很少，所以，就出现了许多这样那样的问题……”

他准备还要往下说，这时周恩来却摆了摆手，接上了恽代英的话茬：“代英同志，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在座的都有责任嘛！连日来，大家都很疲劳，可以说是人困马乏，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你已尽了最大的努力，这是有目共睹的。不谈这些了，我们再来研究一下，要不要把土地政纲的条文修改一下，使之更切合农村的实际，这可是动员农民支援我军最有效的途径。所以，深入土地革命，应该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重大问题。”

说到“土地”问题，革命委员会主任谭平山发言，他说这应该在革命委员会中去讨论，然后才能定夺。于是，大家就只好等革命委员会讨论了再说。

（5）

这时，筹集粮草又出现了新问题。财政委员会主席林伯渠找到谭平山，向他做了如实的汇报。

原来行军路上，由于全无地方政权支持，筹集粮草也就成了大问题。到达抚州后，前敌委员会和参谋团命令各部队，筹集足够的粮草以准备继续南下。然而此令一出，各路负责筹粮的军需官，都纷纷来找财政委员会，要林主席想想办法。

望着前来领款的一大帮人，财政委员会主席林伯渠觉得有些奇怪，马上问：“从南昌出发，不是从江西省银行挑出成担的纸币了吗?怎么不到四五天工夫就花撒一空了?”

为首的一位军需官苦着脸解释说：“不瞒林主席说，我们从南昌带出来的钱确实很多，但在这一带都是不能用，老百姓不认这个。再说抚州城内及沿途各地，仅有的粮食也被先过境的部队购取一空，后面的部队已经筹不到足够的粮食，只好每天喝粥了！”

原来，这些人拿去的钱不管用，全是武汉政府印发的国库券，买粮草需要“现大洋”，也就是银元。再说，粮源有限，就是有现大洋，也未必能买到。

“这样看来，问题却很严峻呢！”林伯渠向谭平山汇报，“如此下去，前途堪忧。上万人马，要吃要喂，确实需要我们慎重考虑了。”

谭平山听了汇报，依然没改他的火爆脾气：“按照过去的惯例，军队每到一城，找当地商会或者大户解决筹款派粮问题！”

这个主意倒是个办法，过去部队过境，都是用这个办法来解决问题的，确实管用。只是这些商会或者乡绅大户多是当地的土豪劣绅，他们是不会把自己的粮款拿出来，怎么办？还不是层层摊派下去，最终都落在一般农工小户或小业主身上，而他们还可以借机多捞呢。

但是现在，中共中央有明确的土地政策，就是要将这些豪强作为革命的对象予以打击，所以部队过境，不能靠他们。如果继续这样做，还不是一样鱼肉乡民，与旧军队有什么区别？

（6）

革命委员会要讨论“土地问题”，正好也把此问题一并来讨论，看有没有办法解决。

在革命委员会会议上，谭平山的“筹粮派款”马上拿出来讨论。

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是宣传委员会主席恽代英。他说：“不可！不可！中央有明确规定，不能搞摊派！”

“不能搞摊派，你说应该怎样搞？现在部队快揭不开锅了，我们已经没有选择了！”谭平山几乎是怒吼。“只要能筹到钱粮，可以不论政策。”

谭平山的话一出，尽皆愕然。大家认为这不是最高权威的革命委员会主席应该说的话，他应该明确地站在工农大众利益一边。

恽代英和谭平山都是火爆脾气，但俩人的风格却不一样。恽代英口才好，有学识，放起“炮”来引经据典、滔滔不绝。而谭平山呢，却没那么讲究，几乎是出之于原汁原味的义愤填膺，就像要消除胸中压着的硬块，或者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只要说出来痛快，不管他后果如何。

其实恽代英的反驳，完全是出于党的政策考虑，对谭平山没有个人恩怨。但谭平山的口气，好像恽代英故意在为难他，于是就有一股强势想把对方压住。他最近以来心里有许多不快，一遇到跟他作对的就火上浇油。

恽代英也觉察出谭平山的“病根”，马上歉意地笑了一下，慢腾腾地说：“平山兄所说之办法虽筹集得到粮饷，但此种行径，必失民心，与旧军阀何异?实与我建立工农政权、镇压土豪劣绅之根本政策相左。因此，我的意见，还是要以没收地主们的财产，或者罚没其款项来筹集粮饷。”

恽代英的意见，得到了在场大多数人的首肯。这就牵涉到了土地的政策问题。

关于土地政策问题，是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还是光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大地主的土地界限是五十亩以上，还是一百亩以上？大家又展开了争论。

争来争去，最后确定为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而界限却在一百亩以上。可是赣东一带没有搞过农民运动，一时也不知道哪些人是大地主哪些人是中小地主，又怎么去罚没他们的财产呢？部队在抚州或者说赣东一带只是路过，显然是没有时间去做调查的。

“只要能筹到钱粮，可以不论政策。”这时，谭平山不近人情不顾民意的话又重新在每个人的耳边响起。奇怪的是，这话已经不那么刺耳朵了。

谭平山的办法尽管有些“右倾”，但毕竟能解决部队的燃眉之急，所以委员们觉得跳了老高，结果还是不行，还得回到起点上来。

为了解决眼下的困难，代表前委的周恩来也来不及深究了，只好暂用这个办法渡过难关再说。在南昌暴动后，虽然也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财产的原则，可在流动行军、一天换一个地方的情况下，是根本不可能实行的。除了谭平山说的“摊派”外，也实在没有更合适的办法了。

（5）

会议刚刚结束，警卫员却带来了两个老百姓打扮的人，说是特意要见周恩来。

周恩来马上迎了上去，一看来人有些面熟，正在疑惑，来人却笑着先开了口：“哎呀，恩来同志，我可是把你们找得好苦哟！”

一句四川话把周恩来马上提醒了：“哦，我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我们能说会道的陈毅呀，你怎么来到了这里？”周恩来马上上前与陈毅握手，他们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认识，只是由于工作不同，已经好几年没有见面了。

“我们接到周逸群的电报后就顺水而下，哪知到了九江后，张发奎那个龟儿子却把我们全部缴了械。老子要是不跑快点儿，现在可能被一锅烹了！”陈毅风趣的话，引来了大家的一片笑声。

周恩来马上问道：“教导团现在何处？真如你说的被张发奎缴了械？”

“哎呀，我的恩来呀，这话还有乱说的吗？现在就只有我和肖劲跑了出来，其余的都悉听尊便了。”陈毅无可奈何地说。

“看来情况比我们原来预计的要复杂得多。”周恩来有所感触地说，“不过，你总算赶上了我们，这又是一大幸事。”

“欢迎，欢迎！欢迎我们这位四川老乡！”朱德热情地伸出手来，“泸州一别，想不到又在这里见面了。”

“哎呀，我的玉阶兄哟，真是没想到又见着你了。我可是一路走一路想你呢！”陈毅笑着紧紧地握住了朱德的手。

刘伯承也赶过来凑热闹：“不忙不忙，要说四川老乡，我还得算一位吧！”

“哎，对头！伯承兄可是川中名将呢。虽说我们未曾见过面，但你的尊容却在《星期日》杂志上早就被我先睹过了。”陈毅风趣地说。

这时，周恩来顺便也就向陈毅介绍了到会的其他一些人，然后让陈毅和肖劲坐在了屋角里。

屋里继续开会，警卫员又走了进来，在周恩来耳边小声地说了一句什么。周恩来马上走到贺龙身边耳语了几句，于是他们两人都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周恩来派人来叫陈毅，陈毅马上带着肖劲去见周恩来。

周恩来说：“真是难为你了，你刚到，本来是要你好好休息一下的，可这件事还非得要你去办不可。在法国的时候，我就知道你能说会道，法国当局对你都没有办法。”

“什么事？说得这样神道，我可没有三头六臂呀！”陈毅不知周恩来要说什么，所以只得先把话说低调一点，让自己有一个回旋的余地。

“事情是这样的，刚才有一个叫傅大庆的人来找贺军长，说是在赣东一带有一个姓邓的司令，他手下有好几百人，准备集体参加我们的革命军。”周恩来说，“邓司令的条件很简单，说是只要给他们几百支枪，他们就可以与朱培德的赣军相抗衡。鉴于我们目前的处境，朱培德的军队肯定会尾追而来，所以我们决定应尽量争取他们。”

陈毅马上问：“你直接说，要我干什么？”

所以我们决定派你去摸摸情况，然后把它改造过来。你看如何？”

陈毅一听说让他去改造土匪武装，心里还真没有数。但周恩来是代表上级和他谈话，他知道这里面的份量，所以他只得应承下来。

（6）

两天后，部队又开始出发了，但沿途逃亡的现象并没有彻底被禁止，只是那种公开性的成班成排脱离队伍的情况却出奇地减少了。

可新的矛盾又暴露了出来。由于国民党AB团分子四处散布谣言说，起义军是一伙杀人放火的暴徒。于是，沿途的百姓就纷纷躲进了山里。

再加上部队中确有一些落后反动分子，他们不是鸣枪吓唬老百姓，就是强拉民夫为他们挑行李，这样就造成了这支部队依然是军阀部队的假象，给革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由于沿途找不到老百姓，部队的给养也就没法筹备，所以战士们的伙食也越来越差。不少连队里当兵的只能吃上糙米南瓜饭。加上又是在溽暑下行军，在口干舌燥时找不到干净水，就只好见水就喝，结果却喝上了不干净的水。这样就出现了拉痢的、中暑的、生疟疾的，而且还一天比一天多。

各级医务人员本来就少，这样一来，人手明显地不够了，而有的医务人员又是典型的书呆子，哪里吃得下这种苦，所以也就悄悄溜掉。这样，医务人员就显得更少了。有许多中暑或者累得旧病复发的士兵，因没有医务人员及时抢救而倒在路边的，也越来越多。

八月中旬，前委和革委会机关随主力进入了宜黄县城，但出奇地是商店早就关了门，居民家家上了锁。原有近两万人口的热闹城镇，居然只有四五十个老人。而且这些老人还大都躲在家里不出门。

周恩来派人一打听，原来前两天不知从哪里窜来了一股土匪，他们把宜黄县城翻了个底朝天。他们见门就砸，见物就拿，而且还随便奸淫妇女。并且还说他们只是小股前锋，大部队还在后面。老百姓一听，简直是胆战心惊，哪有不逃的道理?！

脾气暴躁的李立三激动地说：“这又是AB团所为，然后想栽赃诬陷我们，让我们在百姓中没有立锥之地！”

“是的，但同时又是我们的宣传不力，让敌人钻了空子。”善于自我批评的恽代英接着说。

周恩来说：“看来各军、师、团要把宣传队马上成立起来，不然我们还会吃亏！这件事情就让各军的政治部去办。”

“马上召集各军、师政治部主任会议，让这个问题尽快得到解决！”李立三着急地说。

“好吧，立三具体去落实一下！”周恩来对恽代英说。

（7）

在全军各军、师政治部主任会议上，李立三心情沉重地说：“同志们都已经看见了，老百姓为什么总躲着我们？这是因为国民党AB团分子的造谣。他们不仅在造谣，而且还把抢了人的事情栽赃到我们头上。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只要是兵，就没有好事，这就是老百姓的观念。何况现在的军队都打着青天白日旗，老百姓怎么能搞得清楚我们是真正的国民革命军。所以，我希望大家回部队后要马上组织宣传队，宣传我们这支为穷苦百姓谋利益的真正的革命军！”

“连日来的长途行军，同志们是很辛苦的。但是，我们能让反革命的喧嚣压倒真理的声音吗?不能，绝对不能！我想我们宁愿少睡点觉，身上再晒脱一层皮，也应该让沿途的老百姓看到、听到我们这支军队是干什么的。”恽代英在会上更是慷慨激昂地讲道，他把在武汉军校当教官的那种雄辩劲头拿了出来。

李立三接着说：“不错，现在宜黄城内只有几十位老人，几十位眼花耳背的老人，而且还不一定全部识字。但不要小瞧他们，他们有嘴，有儿孙，有亲友，有街坊邻居。我们既要用不扰民的实际行动去感动他们，又要留下我们的政策主张，让躲在外面的人回来后知道，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真正的国民革命军！”

周恩来处理完一些事情后赶到了会场，他向全体政治部主任说：“口碑往往比石碑流传得更广。部队在开拔前，你们要分头下去检查一下，宿营时借的门板、铺草等归还了没有?水缸的水挑满了没有?不要小看这些事情，只要我们教育部队坚持不懈地这样做，老百姓就会真心拥护我们，他们的心中可藏着一杆秤呢！”

散会后，大家马上分头行动起来。几个小时后，大街上已经贴上了各种标语。由于没有纸张，宣传队的同志就干脆在那些比较光滑的墙上直接写上了字。什么“大土豪，分田地”、“工农一起来革命”、“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是背叛革命的祸首”等等，同时还出现了一些革命军的布告、通告之类的，由总政治部起草的《土地革命宣传大纲》也贴在了墙上。

（8）

周恩来、李立三等正在大街上检查各部队宣传工作的进展情况，这时警卫员又把陈毅与肖劲带到了他们面前。

周恩来一见陈毅，马上问道：“陈毅同志，你的工作进展怎样？”

“哎呀，我的恩来同志哟，这可就不好说了。”陈毅勉强地笑着说，他的情绪依然有些乐观，但话头却不带劲。

原来，陈毅和肖劲随那个傅大庆一起到了赣东的一个集镇，按预先谈好的条件，他们必须在一家旅馆与那位准备参加革命的邓司令见面。

来到那家旅馆后，傅大庆让他俩先休息片刻，由他去请邓司令出来会面商谈。陈毅见傅大庆面善，像个知识分子，也就欣然地答应下来。

“好长时间没住过这样的旅馆了。”陈毅的心情一时轻松下来。房子是一个套间，布置的很雅致。里面是卧室，外边一间是宽敞的客厅。几件古香古色的家具，摆在里面，顿时让整个房间蓬荜生辉，中堂挂着一副书法，让陈毅这个文化人看了，兴趣更浓了，有一种长期住下不想走了的感觉。

萧劲是个军人，没这种雅兴，他的注意力不在这里，而是考虑到两人的安全问题，随时都把眼睛和耳朵抓得牢牢的，深恐出了问题他在屋子里来回的走动，显得有些坐卧不安的样子。

等了好一阵子，始终未见傅大庆的人影。陈毅看看表，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这时，从街上传来一阵喧闹声。肖劲马上打开窗户一看，说声：“不好，快走！”原来，那位邓司令没等来，却等来了朱培德的一帮大兵。陈毅大呼“上当”，跟着萧劲，朝后门跑了。

城里已经“戒严”。两人一身戎装，目标有些大，不好躲，只好装着云南兵也在“追捕”。行至城门口，却遇到了麻烦。原来，守城门的大兵是杨如轩的部队。陈、萧二人被堵在城门口，不准出去。

大兵不让出城，还说谁要出去谁就是共产党。好在陈毅是四川人，大兵是云南人。云南四川的口音有些相像，加上陈毅的表演，说是去执行任务，不放他会吃不了兜着走，大兵这才放了他们出城。

听了陈毅的一番叙述，周恩来、李立三等人都马上笑了。

接着，周恩来对陈毅说：“现在部队里正缺你这样的政工干部，因为我们的行动需要广泛的宣传，所以我想把你分配到叶挺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去任党代表，你看怎样？”

“那可是有名的铁军呢，我去，我一定去！”陈毅笑着说。

周恩来见陈毅这么乐观，于是也笑着说：“派你干的职务有些小，你可不要嫌弃哟！将来你这种文化人是要派上大用场的！”

陈毅却答道：“干革命工作，什么小不小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能拿起武器和那帮龟儿子们作对，我就干！”

大家听了，马上都笑起来。

（9）

陈毅一到七十三团，马上就遇见了曾在一起赴法勤工俭学的朋友余增生。现在余增生已经是七十三团的参谋长了。余增生见到陈毅后，显得非常高兴，马上向陈毅介绍道：“这是黄团长！”

团长黄浩声是个高个子，脸色显得有些刻板，一副典型的军人派头。当陈毅伸出手来向他握去时，他却意外的给陈毅敬了一个军礼，然后自我介绍道：“本人姓黄名浩声，没多少文化，是个粗人，以后团里的复杂事就全仰仗你了！”

余增生也说：“是呀，我们团的政治工作正没人搞呢！你来得正是时候。”

他们正说着话，有一个矮个子年轻人却慌慌张张地向团部奔来。他粗眉毛，小眼睛，养神里没多少光，仿佛在思考问题，一张消瘦的脸上却充满忧郁。他刚跨进门就说：“报告团长，我们连的伙食钱给勤务兵背跑了，现在已经揭不开锅了。”

黄浩声听后马上问道：“什么？伙食费被背跑了，你是干什么吃的？”

余增生也急忙问道：“有多少伙食费？”

那人说：“一百二十块毫洋！”

黄浩声一听脾气更大了，他怒吼道：“你怎么在搞？一百二十块毫洋，这可是一个连一月的生活费呀。你为什么不自己背着，却要一个勤务兵来钻这个空子。”

那人怯怯地说：“这个勤务员是我表弟，我以为是可以信任的，哪知这家伙认钱不认人，所以就……”

“现在经费这么紧张，你以为这是说有就有的？”黄浩声对那人训斥道。

参谋长余增生看了看站在一旁的陈毅，悄悄说：“老陈，你是指导员，你看这事该怎么办？”

陈毅看了看这个年轻人，然后问：“你叫什么名字？”

那人看了一眼陈毅，没有马上回答。余增生在旁介绍道：“七连连长林彪。”然后又对林彪说：“这是刚到的陈指导员，以后团里的政治思想工作由他负责。”

林彪一听，马上才把眼神变得友好起来。

陈毅看着林彪说：“现在要准备打大仗了，林彪同志，你可要吸取教训呀。你看，关键时候你的表弟都会背叛你，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亲戚六宗、舅子老表那是只认钱，以后还是多相信一些可靠的同志吧。黄团长，我看这事就算了，反正他已经把钱丢掉了，让他吸取教训，下不为例吧。一连人总得要吃饭，还是由公家补发给他吧。不然，他到哪儿去搞这么多钱？”

黄团长气恼地摇摇头，然后说：“只能让各个连队节省一点了，我看你这个林彪，要不看你打仗时鬼点子多，我倒真想枪毙你。余参谋长，你带他到辎重队去暂领一百二十块毫洋，这笔账以后再说。”

林彪一听团长意外的开了恩，心里顿时轻松了许多，他用眼睛感激地看了一下陈毅，然后说：“感谢团长、指导员，这个教训我一定记住。以后我再也不敢叫人背了，还是我自己背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