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曾经每周都要去市场买花，就像伍尔芙笔下的达洛维夫人那样。买回来后还要精心造型，仿佛在创作一件艺术品。那时我们住在母亲单位分的职工楼，四十多平米的两居室，我们在顶楼第八层，八十年代的房子根本没有电梯，现在看来真可谓是陋室。
我记得，有一个周五的下午放学回家，母亲准备好晚上的菜，刚好在收拾屋子，客厅的玻璃桌上摆放着一个玻璃花瓶，并不特别精致，花瓶确插着一束黄色的花。花型奇特，像一对对飞翔的翅膀，而那样明亮却不刺眼的黄色，在阳光下极为灵动。母亲停下手中的活，转过身来告诉我这花，名叫天堂鸟，那一瞬，我惊艳于她美丽的面庞，一人一花让整个陋室焕发光彩。
没过两年，地震之后，父母就把房子卖了然后搬去和外公外婆一起住。母亲跟我说是因为地震的缘故，担心老房子不踏实，其实我大概猜得出是因为钱，为了母亲和我自己那脆弱的虚荣心，我什么都没多问。
搬家之后，母亲虽然也像往常一样频繁打扫卫生，但是没有再买过花，而我开始进入青春期的叛逆，和对三口之家的怀念，回忆有关那个老房子的点点滴滴。那个家里的家具都是九十年代初最好的，全进口的一套松下彩电、录影机、音响，音质至今连发烧友都没话说，摩托罗拉的大哥大淹没在一筐乐高玩具里，衣柜里的衣服就没有不过百的，而这一切在母亲的打理下，都安放地井然有序。
直到后来某一天在商店里，当我想要一双一百四十块钱的小皮靴，母亲说我正是长身体，买了穿不了几次，就算父亲狠下心说买，母亲也就是不同意，我十分委屈，哭着问母亲，小时候几百的鞋都可以买，为什么这双不可以？我不记得我是如何跟着母亲离开的，只记得母亲的脸色变了，不再那么甜美和蔼，后来我才明白，那是无力而尴尬的苍白。回到家里，我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还委屈着想着那双小皮靴。母亲蹲下来，扶着我的肩膀，温柔地说：“妈妈爸爸现在不能像以前一样，随便什么都能给你买，你长大了要懂事。人最重要的是干净整洁，腹有诗书自有气质，而不在乎穿的有多贵。” 十岁的我其实并不能全部理解。
不久之后，家里把车也卖掉了，我家曾经是班里少数有车的，从那之后我开始和同学一起坐公交，并且尽量避免和母亲一起坐公交回家，因为我不想被同学看见。很长一段时间，我还假装自己家里是有车的。记得有一次，一个好朋友的爸爸晚上把我送回家，望了望我住的八层楼的房子，有些吃惊，那个眼神，竟让我生出了自卑。可是我的母亲，小心翼翼地保护我脆弱的虚荣心，从来不说破，出席家长会都是打扮一丝不苟，虽然我知道，母亲很久很久都没给自己买过任何东西，不过那些过时的衣物只要稍微一些改动或者换一根丝巾就能别出心裁，并且母亲还尽量在物质上满足我，以至于让我在同学们面前能“有面子”。
虽然我明白家里情况不比以前，但是过了很久我才知道，真相是父亲生意失败，钱被一个远房亲戚卷走，并且一直在还债，而父亲作为男人的自尊心又很难走出这样的失落，艰难可想而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由母亲一个人在养家。我不是没有体察，而我竟可以自欺欺人如斯！虽然家里这样的事儿并不新鲜，可是我不能不自责——我在商场专挑进口糖果和巧克力，母亲让我少拿一点，我倍感委屈和母亲赌气，而母亲每次经过花店时的犹豫我都看不见。
现在当我跳脱出来，回看十几年前，不得不感激母亲，用她勤俭持家保护我玻璃一般的自尊，也保护着父亲作为男人在女儿面前的尊严。而老天仿佛在奖励她，岁月对她真是手下留情。
后来上大学了，有一次当我在外地遇到困难的时候，打电话哭诉，母亲并不安慰我，而是淡然地说，既然这些事是你自己的选择，那么你没有立场抱怨，量力而为是你应该做到的。我起初怨恨母亲的严苛与无情，一段时间和母亲冷战，后来母亲给我寄来天堂鸟的标本作书签，后面写着一句话：“即使身处陋室，也要活得像王侯”，那种姿态是天堂鸟盛开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