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D845:王敬拿着建的人头上楼宣告说:“是天子派我来诛杀建的!”输僰不听,冲到楼上,斩杀王敬,将他的人头悬挂在街市上示众

我是拉闲散闷轻煮生活,我开始读《资治通鉴》啦。《资治通鉴》描述了自战国到后周,前后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的记录,更是一部智慧的宝库,蕴藏着丰富的治国理念、人生哲理和权谋智慧,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细细品味。我想将我的读书笔记与大家分享,一同围观我的读书之旅。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D845《资治通鉴》读书笔记-第五十三卷-12

力不足

桓帝想要褒奖和尊崇梁冀,命朝廷中两千石的官员集会讨论有关礼仪。

特进胡广、太常羊溥、司隶校尉祝恬、太中大夫边韶等人都称赞梁冀的功德,应该比拟周公,赏赐给他山川、土地以及附属于他的小封国。

唯独司空黄琼提出异议说:“梁冀以前因亲自迎立桓帝的功劳已增封食邑一万三千户,而且,他的儿子梁胤也得到了封赏。

现在,诸侯的封国都是用食邑的户、县数为标准,而不以面积大小为限,所以,梁冀可以比拟邓禹,赏赐给他共合四县的食邑。”

桓帝批准。

当时,有关官员上奏:“梁冀入朝之时,可以不必小步疾行,可以带剑穿鞋上殿,拜见皇帝时,礼宾官只称他的官衔,不报姓名,礼仪比照萧何;

加封定陶县、阳成县余下的全部户数,连同以前封的两县,使食邑增为四县,比照邓禹;

赏赐金钱、奴婢、彩色丝织物、车马、衣服、住宅,比照霍光;以表示不同于其他的元勋。

每次朝见皇帝时,梁冀不与三公同席,另设一个专席。每隔十天,入朝一次,处理尚书台事务,并把这项殊荣布告天下,作为万世的表率。”

可是,梁冀还认为有关官吏所上奏的礼仪太轻,心里不高兴。

西域长史王敬被于阗国诛杀。

起初,前任西域长史赵评在于阗,因生恶性脓疮而死。赵评的儿子前往迎接灵柩,路上经过拘弥国。

因拘弥王成国和于阗王建一向有怨隙,于是成国对赵评的儿子说:“于阗王让胡人医生将毒药放在伤口上,所以使令尊致死。”

赵评的儿子信以为真,回来后,将此情况报告敦煌太守马达。

正逢王敬接任西域长史,马达命王敬秘密调查核实此事。

王敬去于阗,先经过拘弥国,拘弥王成国又对王敬说:“于阗国人打算拥戴我当国王,现在可以用害死西域长史的罪名将于阗王建诛杀,于阗一定归服。”

王敬贪图建立功名,来到于阗后,摆设酒席,请于阗王建赴宴,暗中图谋杀害他。

有人将王敬的密谋报告了建,但建并不相信,说:“我没有罪,王长史为什么要杀我?”

次日,建率领随从官属数十人去拜见王敬。宾主坐定后,建起身敬酒,王敬喝令左右的人将他逮捕。

当时,官吏和卫士都没有杀建的意思,所以,跟随建来赴宴的随从官属全都突围逃走。

拘弥王成国的主簿秦牧也在宴会上,他持刀站出来说:“大事已定,为什么还疑惑!”随即上前将建斩首。

于是,于阗国侯、大将输僰(bo)等集合部队攻打王敬,王敬拿着建的人头上楼宣告说:“是天子派我来诛杀建的!”

输僰不听,冲到楼上,斩杀王敬,将他的人头悬挂在街市上示众。

输僰自立为于阗王,国人将他杀死,另行拥立建的儿子安国为于阗王。

马达听说王敬被杀死后,准备率领各郡的地方兵出塞攻击于阗国。

桓帝不批准,将马达征召回京都洛阳,任命宋亮接任敦煌郡太守。

宋亮到任后,开导和招募于阗人,命他们自己斩杀输僰,这时输僰已经死了一个月了,于是他们将死人头砍下,送到敦煌郡太守府,但没有说斩杀的具体情况。

宋亮后来才知道其中有诈,但到底不能再出兵讨伐。


感思:梁太后一死,陈蕃、延笃、张陵等人开始公开对抗梁冀,说明梁冀的政治保护伞已经消失(详见读书笔记842);

而桓帝此时却大张旗鼓地褒奖他,礼仪比照萧何、邓禹、霍光,还让他“十日一入朝,平尚书事”。

这怎么理解?

这是桓帝在梁太后刚死、权力交接尚未稳固时的缓冲策略。

梁太后虽死,但梁冀经营近二十年,党羽遍布朝野,妹妹梁皇后还在宫中,梁氏一门前后七人封侯、三人为皇后、六人做贵人,两个大将军,尚公主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

桓帝此时若骤然翻脸,风险极大。

厚赏的本质是稳住梁冀、争取时间,而不是真心尊崇。

厚赏的内容有微妙的“降格”痕迹。

请注意黄琼的异议:胡广等人主张比拟周公,黄琼坚持只能比拟邓禹,最后桓帝批准的是黄琼的方案。

周公是摄政王级别的礼遇,邓禹只是元勋功臣。

也就是说,桓帝借黄琼之口,把梁冀的礼遇从“周公”压到了“邓禹”,同时保留萧何、霍光级别的赏赐作为安慰。

梁冀“意犹不悦”,正说明他看懂了这份厚赏其实是“明升暗限”。

这是桓帝在制造“捧杀”的政治条件。

厚赏之后,梁冀的礼遇已经到顶(剑履上殿、赞拜不名、十日一朝平尚书事),再往上就只能篡位了。

这等于把梁冀架到了一个无法再要、只能被指责“僭越”的位置上。

与此同时,陈蕃、张陵等人的对抗开始公开化,说明桓帝已在朝中扶植反梁力量。

厚赏与纵容对抗并行,是典型的先安其心、再收其权的操作。

梁太后之死不是桓帝立即动手的信号,而是权力天平开始倾斜的起点。

厚赏是桓帝在力量尚不足以一击必中时的政治姿态,目的是让梁冀放松警惕、让反梁官员获得合法活动空间。

桓帝赐予梁冀“剑履上殿”的殊荣,发生在张陵呵斥梁冀带剑上殿之后不久。

张陵刚刚用规则把梁冀按下去,桓帝转头就用皇权把同一件事特许给了他。

说明桓帝此时的重心不在“立刻清算梁冀”,而在用恩宠把梁冀从“违制者”改写成“特权者”,为日后的清算储备罪名。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延熹二年,桓帝与单超等宦官合谋,一举诛灭梁冀,距此不过数年。

王敬的错误链条很清晰:轻信成国→贪功→设宴诱杀→事败被杀。

王敬不该轻信拘弥王的单方面说辞。 成国与于阗王建“素有怨隙”,这是明摆着的信息。

成国第一次对赵评之子造谣,第二次又对王敬挑唆,两次都是借汉使之手除私敌。

王敬到于阗前先经拘弥,成国说“于阗国人打算拥戴我当国王”,这句话本身就是动机暴露:

一个与于阗王有仇的人告诉你“于阗人想拥戴我”,其可信度应当大打折扣。

王敬应该采取多方核实,于阗王建是否真的毒杀赵评,应当询问于阗的医者、赵评身边的胡人侍从、于阗国相和大将,而不是听拘弥王一面之词。

即便核实确有嫌疑,也不该在宴席上诱杀一国之王。

于阗是西域大国,建是正式册封的于阗王。汉朝西域长史没有擅自诛杀藩王的授权,这需要朝廷批准。

王敬贪图建立功名,把“秘密调查”直接升级为“设宴诱杀”,这是越权妄动。

王敬如果核实后上报敦煌太守马达和朝廷,由朝廷决定是下诏责问、废黜还是出兵,就没有后面的杀身之祸。

即便要动手,也应当先控制局面再动手,比如先调集足够兵力、先安抚于阗贵族、先争取于阗国内反对建的力量,而不是在宴席上让“官吏和卫士都没有杀建的意思”的情况下仓促逮捕。

王敬拿着建的人头上楼喊“是天子派我来诛杀建的”,这是用空头权威压人,而输僰不听,直接冲上去杀了他。

王敬既没有控制于阗的兵力,也没有争取到于阗内部的支持,杀王之后完全无法善后,这是最致命的错误。

没有善后能力,就不要制造事端。

而马达命王敬“秘密调查核实”,这个指令本身没问题,但他没有约束王敬的行动边界,没有明确指示:

只调查、不行动,调查结果上报敦煌郡,由郡上奏朝廷。

马达事后准备率领各郡地方兵出塞攻击于阗,又是地方官员擅自升级事态,出兵于阗需要朝廷批准,马达没有这个权力。

桓帝把他征召回京、改派宋亮,说明朝廷对马达的擅自行动也不认可。

桓帝不批准马达出兵,这个判断是对的,此时东汉确实无力在西域打一场远征。

但“不批准出兵”不等于“什么都不做”。

外交上可以正式下诏谴责于阗杀汉使,要求于阗交出输僰(此时输僰已死,则要求交出首级和涉事人员),同时册立安国为于阗王以稳定局势,事实上朝廷后来也接受了安国,但这是宋亮招抚的结果,而非朝廷主动设计。

制度上应该追究马达、王敬擅自行动的责任,明确西域长史的权限边界,防止下一个王敬再犯同样的错误。

军事上不远征,但可以在敦煌-玉门一线加强戒备,保持威慑,而不是让宋亮“开导和招募”了事。

最关键的一点,不能接受“砍个死人头交差”这种敷衍。

宋亮“后来才知道其中有诈,但到底不能再出兵讨伐”,这句话暴露了朝廷的底线已经低到只要形式上过得去就行。

即便不出兵,也应当要求于阗正式遣使谢罪、献上输僰首级并说明情况、保证不再犯,把“形式上的臣服”做成有约束力的外交安排,而不是让于阗随便送个死人头就把汉朝打发了。

王敬错在贪功妄动、越权诱杀、无善后能力;

马达错在指令边界不清、事后又想擅自出兵;

朝廷错在事后只求形式敷衍、不追究责任、不明确制度。

三者叠加,才让于阗这一番折腾以“死人头交差”收场,这不是某一个人的失误,而是东汉中后期西域治理能力整体衰退的必然结果。

桓帝对梁冀的厚赏,是内政上“力不足而先安之”;

于阗事件的不了了之,是外交上“力不足而姑且之”,是同一个“力不足”的两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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