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上的隐形人定律说，公共场合中穿着工作服的人，会被周围人习惯性地忽略。

比如清洁工，比如看门保安，比如在每个大型活动中跑来跑去的志愿者。

隐形人们在与世隔绝的世界中默默工作到地老天荒。没人同他们交流，甚至很少有人会想到和他们打个招呼，统一的工作服就像是薄如蝉翼却又坚不可摧的膜，将他们同熙熙攘攘的人群隔了开来。人们和那些作为背景的高楼大厦都是五彩斑斓的，而他们没有颜色，是灰色和土黄色的，每个人的脸上都笼罩了一层冰凉的灰尘，这让他们的表情看起来有种令人熟悉无比却又找不到言语来形容的麻木感——

就像宇宙中的黑洞，声音和光线经过时会莫名其妙地消失。

已经是放学时间。

阿花推着小车，卫生间的木门在身后沉重地关上了。

白色的大理石走廊里黑着灯，有扎马尾辫的女孩迎面匆匆走来。阿花打量着这个女孩，她手里抱着书本，也许是赶去上辅导课的，女孩抬眼扫了阿花一下，很快又把视线移开。

小车里装着瓶瓶罐罐的清洁液、消毒水、喷雾，大大小小的抹布整齐地叠放在旁边。阿花是学校的清洁工之一，负责这层楼的卫生，每天早上八点钟、下午两点钟以及晚上下班之前各打扫一次。

这是个学费相当昂贵，教学设施也相当优越的一所学校，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口中的“贵族学校”。来这里工作之前阿花有过一段时间的惴惴不安，她想象中的贵族学校，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一定都举止文雅，彬彬有礼，穿几千块钱的衣服，上学放学车接车送——就像是隔壁修鞋的老王说的“他们的鞋底比咱们的鞋面还干净”。而她，一个刚进城几年的老太太，会不会在人群里显得格格不入？

“你以为他们每天早上吃鸡蛋灌饼打五个鸡蛋？哈，人家早上都不吃鸡蛋灌饼，人家吃的是西式早餐。”老王正在补鞋底，他把一根钢针使劲扎进鞋帮，黑色的大手在工作服上蹭了蹭，从脚边的木箱里拣了个小钳子出来，“咱们都是一个个土包子，土得很——就像以前那些老农民一样，以为皇帝用的锄头是金子做的，皇后娘娘补衣服都不用自己动手！”老王说完这话嗬嗬地笑起来，他的外孙在省城的外国语小学读五年级，也是邻居们都知道的贵族学校，每个周末回家一趟，很多诸如“西式早餐”的名词大约都是他从小家伙那里学来的。

就是土包子，他们这些老头子老太太都是土包子。拿老王来说，女儿结婚后搬进了新房，好心好意请父亲来住，他却享不了这个清福，非要每天出去修鞋，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阿花很快适应了她新的工作。

这个学校里的孩子，除了每个人都在书包里背上一台笔记本电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手机之外，看上去和那些普通人家的孩子也没什么不同，他们课间也会在走廊上跑来跑去，打打闹闹，就像阿花以前乡下的那些邻居家的小孩儿。

和她一样做清洁工的还有很多女人，她们多半都是因为儿子和媳妇在大城市上班，自己闲在家中无事可做，所以才来干干打扫卫生的活儿打发时间。

工作不累，薪水也令阿花相当满意，唯一的缺点就是很少有人能说得上话。其他老太太在不同的楼层，白天见不着面，阿花每天早上用掸子把一张张桌上的尘土和橡皮屑扫一遍，看到有学生走进教室，她都会咧开嘴对他们笑一下。可惜回应她的人寥寥无几，孩子们都装作没看见一样。

打扫卫生的就低人一等，坐在教室里的就都是小少爷小公主。阿花有时候会这样想，她想起了自己的儿子，明明小时候是不管见了谁，只要是长辈，都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地叫上一声。“还是明明有出息，又听话，又懂事有礼貌”，她摇着头，像是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句，神色里带了一点不易察觉的骄傲。

记得有一年春节，还在造纸厂工作的阿花放了假，带着明明去商场玩——商场外面那条马路上有一架天桥，台阶和桥面上都脏污不堪。扔在地上的瓜子壳糖纸，吃了一半就被抛弃的烤香肠热年糕，浓痰，醉汉的尿迹，呕吐物，混杂着不久前刚下过的一场雪，变成黑黑的泥水——就是那样的天桥上，有个白发苍苍的老乞丐跪在台阶拐角，向经过的每一双脚磕头。

她想尽量把明明拉得离那个老太婆远一点儿，明明却挣脱她，跑向了老乞丐。明明说：“奶奶，你回家去吧，天气太冷了，跪在这里会生病的。”

她几乎是惊慌失措地把明明拉走的。

“黄阿姨，你过来一下。”

有个声音把她的思绪打断了，这层楼的主管——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女人，在远远地喊她。

“哎，哎。”她答应着，放下手中的抹布。

“黄阿姨，我跟你说呀，这个楼经常会有校领导来视察，所以每一个死角都不能漏掉的。你看看墙上。”刘主管用涂着深红色指甲油的手指，指向她脚边的一处墙壁，“怎么可以有脚印呢？”

阿花眯起眼睛俯下身去看，果然那白墙上有个淡淡的褐色脚印，她下意识地伸出手去想用指甲刮掉，一边刘主管惊叫起来：“别用指甲刮！别用指甲刮！你这么一刮墙面也毁了！”

阿花吓得缩回了手，刘主管有些鄙夷地剜了她一眼：“找个软布擦一下，擦不掉就用橡皮来擦。”

她踏着十厘米的细高跟嗒嗒地走了，阿花蹲下身子，用抹布使劲蹭着那块脚印。

好像不久之前明明也对她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妈，你洗个碗都洗不干净，里面还有葱花。”

她有些不好意思地接过来，拧开水龙头使劲刷洗着，儿子对媳妇抱怨的声音透过哗啦哗啦的水流声清楚地传进她的耳朵：“妈真是年纪大了，眼睛也花了，碗洗不干净，洗个衣服滴了一地板的水……”

明明和媳妇都是从省城的大学毕业，上过大学的人就是讲究啊。阿花不埋怨明明的挑剔，她甚至有那么一瞬间的骄傲——毕竟明明是上过大学的人。她自己没什么文化，所以把全部的心血都注入到明明的身上。以前和她住一个大院的那些老太太们，儿子或者女儿基本高中毕业就去打工，就是有考上大学的，也是勉强上了个专科。

她在地上蹲了很久，几乎是全神贯注地擦着那处脚印。快要到上课的时间了，她听到耳边很多踢踢踏踏的脚步声近了又远了。有那么一段时间她感觉一些目光落在她的背上，但她没有抬起头。大概没人会注意我这个搞卫生的老太太，她有些自嘲地想。

走廊窗户外面渐渐地起了一些喧闹声，阿花扶住墙慢慢地直起腰来，腰上的关节咔嚓咔嚓响了好一阵。

窗外楼下有一男一女，家长模样，如同两个尽职尽责的卫兵般拉着一条白色的横幅站在教学楼门口。几个保安围在旁边看。

阿花下了楼，她在人群的空隙中看到白布上用黑色的毛笔写着“还我孩子”四个大字，还有零零星星的一些“杀人”、“无良”字眼。

“出什么事了？”她问身边的一个保安。

“孩子在学校跳楼了，当爸妈的来找学校讨个说法。”那保安是个操着外地口音的中年汉子，他把手里的烟头扔在地上，用鞋底捻熄，“好好的儿子送到学校来，没几天人就没了。这家人，可怜啊。”

据说是个学习成绩挺优秀的男孩子，一直都在班里当着班干部，几次大考失利，老师和家长痛心疾首，还没来得及相互沟通商讨对策，孩子就跳了楼。

阿花心想那个孩子她以前也许是见过的——毕竟，她在这所学校里工作了这么长的时间。可能他就是那些剪着中规中矩的平头，校服扣子扣到最上面，唇边能看见淡淡的小胡子，个子很高却习惯经常佝偻着腰的男孩子们之一。明明上高中的时候也是这幅样子，虽然个头比自己高出不知多少，却总是喜欢弓着背走路，好像这样就能显得不那么显眼。

在这座工业城市里，黄昏看起来和一天中的任何时间段没什么不同。

阿花走出教学楼的时候，楼下的空地早已经恢复了往常死气沉沉的安静。举白布闹事的两个家长离开了，空地上笼罩着雾霾天气灰白的暮色，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她在心里盘算着要不要去一趟菜市场，转念一想冰箱里还有昨天的剩菜，于是本打算走向菜市场的脚步就被这个念头生生地拉了回来。

“黄阿姨，最近不经常见你了啊。”

小区门口有抱着孩子的中年妇女跟她打招呼，阿花嗯嗯地应了几声，她不太想告诉妇女自己最近在学校做清洁工。

“晚上八点多她们在楼下跳舞，黄阿姨也来吧？”妇女撩了撩烫成小卷儿的头发，发出热情的邀请。

“来，有时间就来。”阿花忙不迭地说。

做了学校的清洁工之后她发现自己居然开始有点不习惯别人跟她打招呼了。

“您儿子儿媳在家吗？”

“明明平常住在儿媳那，周末带着孙子过来，周末、周末。”阿花说。

“明天不就是周六吗？”妇女惊讶地睁大眼睛。

客厅里没开灯，电视机空洞地响，闪着荧光。

阿花把碗筷收拾好，看看时间才刚刚七点钟，新闻联播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台电视她只会开关机和调频道，而它就像一只充满故事的匣子，好歹能给她带来些慰藉。刚来的时候她没有事情做，就只好整天看电视。儿媳妇旁敲侧击地提醒过她几次家里的电费越交越多，她也就不好意思再看——毕竟，明明和媳妇上班挣钱不容易。

“在家里没事做，出去找个班上，又嫌我们土包子，不会享福。”阿花擦着桌子，自言自语。

她和明明之间的距离大概从切断了那根输送营养的脐带开始，就像探测器飞离地球，越来越远。这几十年来，这个过程一直都没有停止过。

她坐在沙发上，看着屏幕上花花绿绿的广告，下了决心——等到八点钟，就下楼，和她们那些人跳跳舞，跳累了，就回来睡觉。明天或许是她准备好一桌菜但明明也不会回来的周末，不管怎么样，她早就习惯了。